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总共有二十三年，期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理局面，史称“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历史内涵很多，核心是天下大乱之后迎来的大治。唐太宗即位之前的几年时间里，隋末唐初的社会景象令人闻之悚然。隋末竭泽而渔的政策以及战乱的冲击，导致社会经济崩溃、社会秩序混乱以及世道人心极度黑暗，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但是，在唐太宗即位五六年时间之后，局面出现了根本的改观。百姓建立起了对官府的高度信任，即使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卖儿鬻女，外出逃荒，也没有因此怨恨官府，一旦年成好转，就迅速重返家园，社会秩序井然。在唐朝人看来，这种局面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吴兢说，“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贞观政要》序）。
“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唐太宗的政绩观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唐太宗政绩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以民为本，治理国家要以百姓之心为心；关心民生，不去追求以牺牲百姓当前利益为前提的“帝王功业”。
以民为本是唐太宗君道观和政绩观的核心内容。唐太宗即位之初就在与近侍大臣们的务虚会议上表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贞观政要》卷一《君道》）贞观二年，他再一次发挥：“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卷八《务农》）他不仅是这样说，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是这样做的。贞观五年，主管部门根据阴阳吉凶各种禁忌，选定二月的某一天给太子举行象征成年的冠礼。太宗当即表示反对，理由是在即将春播的时候举行重大活动，需要征调人马，会妨碍农事，下令改到十月举行。面对大臣们提出的一套阴阳禁忌理论，唐太宗说：“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贞观政要》卷八《务农》）唐太宗关于祥瑞灾异问题的谈话中，也多次表示，只有家给人足、百姓欢心才是帝王应该追求的治国目标，自然现象中的一些所谓祥瑞和灾异，不应该影响到这个治国目标。他在贞观二年说过：“夫家给人足而无瑞，不害为尧、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为桀、纣。”（《资治通鉴》卷一九三）贞观六年又说：“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贞观政要》卷十《灾祥》）
民生安宁是唐太宗施政的最高目标。唐太宗关心民生的谈话、举措，以及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法令，史不绝书。尽管吃蝗虫、纵死囚等事件都难免政治作秀之嫌，但唐太宗的作秀也多是为了树立在关心民生方面的圣君形象，而与隋炀帝那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帝王功业观根本不同。民生安宁必须以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善和信任危机的克服为前提。隋末以来的那种混乱无序状况是否能够迅速扭转？贞观君臣们最初并没有把握。经过几次激烈讨论，唐太宗树立起了信心，在武德九年十一月与群臣讨论维稳之策时，他明确提出反对高压政策。唐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资治通鉴》卷一九一）贞观之治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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