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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小 植
（北京语言大学 汉语速成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20 世纪前半叶，多数翻译家以“启蒙”和“救亡”为使命，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周作人则更加强调翻译的趣味性和个体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包容性。 他同时强调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不是平等，是分离而不是合并。 这种对于文学多样性的清醒的理性坚守与对时代主潮的分离行为， 使周作人的翻译观背离和超越了其时代翻译观的急功近利性，在 20 世纪的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周作人；功利翻译观；启蒙
作者简介：于小植，女，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汉语速成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3-0127-05 收稿日期：2011-09-07
“启蒙”的淡化与反拨：周作人对功利翻译观的超越
一、五四时期的翻译主潮及其急功近
利之弊
五四前后，国外的新知识、新思想震撼着作家的神经，强烈的“输血意识”使翻译成为作家重要的言说方式。 翻译“作为两种文化符号的转换活动，与文化交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 文化发展的方向规约着翻译的历史，翻译是文化转型的中介和缩影”
［1 ］ （P147 ）。1919 年，傅斯年发表《译书感言》， 作为新文学运动开展后的第一篇译学专论，产生了很大反响。 文章中傅斯年提出了八条译书原则：一、先译门径书。 二、先译通论书。 三、先译实证的书，不译空理的书。四、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关系越切越要先译。五、先译最近的书。六、同类书中，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七、同类著作者中，先译第一流的一个人。八、专就译文学一部分而论， 也是如此：“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
［2 ］傅斯年的“八条译书原则”具有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先译和人生密切相关的书”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如出一辙，强调译的书要与现实人生息息相关，要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裨益。“先译最易发生效力的一种”更突显了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傅斯年的观点在当时得到了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 1920 年 7 月 2 日，翻译理论家郑振铎写了《我对于编译丛书底几个意见》一文，响应傅斯年的观点。 后来，又在短文《盲目的翻译家》中指出：“不惟新近的杂志上的作品不宜乱译， 就是有确定价值的作品也似乎不宜乱译。 ”
［3 ］他指出《神曲》、《哈姆雷特》、《浮士德》一类作品，也未必是当时中国最需要最合宜的作品。 郑振铎呼吁道：“翻译家呀！ 请先睁开眼睛看看原书看看现在的中国， 然后再从事于翻译。 ”可见， 郑振铎的翻译思想也带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郑振铎对于翻译内容的想法和鲁迅如出一辙，认为当时最值得翻译介绍的，是俄国文学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反抗的现实主义作品。 他提出：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相接触。 郑振铎认为古典的作品不能担当此任， 所以不妨从缓翻译。 应该说，傅斯年、郑振铎等人的主张对于使翻译更好地为新文学建设服务是有积极意义的。茅盾的翻译观与其文学观完全一致， 他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 一文中说道：“我觉得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象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 ”
［4］在 1920 年 2 月 4日《时事新报·学灯》上，茅盾又发表了专论《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功利色彩相当明显：“我们现在应选最要紧最切用的先译， 才是时间上人力上的经济办法；却又因为中国尚没有华文的详明西洋文学思潮史， 所以在切要二字之外，更要注意一个系统字。 ”
［5］鲁迅与周作人当时翻译波兰等东欧诸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都是根植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 出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伟大同情。 鲁迅翻译外国作品，希望借此“改造国民性”，因此，鲁迅对读他作品的民众也提出要求， 要求民族承受，承受民族提升过程中的痛苦。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也满怀理想， 在启蒙声浪渐高时无论是翻译对象的选择， 还是译者附记中的表白， 都常流露出其他历史时期少有的亮色。 例如，周作人在《点滴·后记》里谈到了所选作品的共同倾向：“无论乐观， 或是悲观，他们对于人生总取一种真挚的态度， 希求完全的解决。 ”
［6］在《铁圈》译记里，周作人又这样反驳梭罗古勃的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我的意见，不能全与著者相同，以为人的世界究竟是在这真实的世界一面，须能与‘小鬼’奋斗，才是惟一的办法。 ”
［7］这些是五四理想主义、乐观主义时代精神的折射，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周作人也抱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试图追求启蒙与战斗的社会理想。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 绝大多数作家的翻译是以 “启蒙” 为使命的， 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这与一代知识分子接触到西方文明后，发现自身民族政治经济文化落后并产生学习西方先进文明来推动自身民族进步的急迫心情密切相关。 可以说， 以思想启蒙以及其后的救亡为目的的功利性的翻译观是一种时代性的潮流，它由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现代化焦虑所引发。而这种焦虑心境所带来的功利性翻译观囊括了当时大多数著名的翻译家。 这一思潮不仅仅主宰了五四前后， 它的影响力起码持续了半个世纪以上。在今天看来， 这种急功近利的翻译主潮有其历史成因， 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民族的历史进程。 但同时也不得不说， 五四时代的翻译主潮顺应了民族群体无意识里的现代化焦虑，过分张扬了群体性战斗、 社会性实用等功利性的一面，而把个体的个性化追求、作为消遣的趣味等生命的另一面完全忽略了。 可见， 五四的翻译主潮把西方文化的工具性的一面从其文化整体上隔离出来，形成片面的功利性引进，无法造就和谐的、有耐久力的个体，在承认其合理性的同时，也需要承认其显而易见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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