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提出的关于国际化问题的争议与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为什么发达国家会对教育国际化特别是教育商业化问题感兴趣呢？这是因为从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可能获得的财政收入对于他们而言极具吸引力。西方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减少迫使许多大学开始把目光瞄向外国学生。如果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要进入西方国家的大学学习，那么他们往往要支付比当地学生更高昂的学费（有时甚至会高于单位成本），这间接给发达国家当地学生的教育提供了一定的财政资助。因此，一些西方国家的大学对于本地学生免收任何学费，而对外国留学生则收取相当高的学费。有些西方人赞成对外国学生收取高昂的甚至全额的学费，因为他们认为本国的纳税人没有理由为外国学生承担学费，即使他们毕业以后有可能在本国就业并且对本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相当多的特别是陷入财务危机的大学都把外国学生视为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并相信他们能够被用来促进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和改善。学费收入是当前高等教育国际化所关注的最主要的对象之一。我们很难准确地估算出高等教育国际化或商业化在经济方面所创造出的总体价值。①梅瑞尔•林奇基于3200万潜在的学生消费者群体模型估算出美国之外的全球教育服务业的一年市场价值总和高达1110亿美元。[7][8]经济利润是高等教育海外扩张的首要动因，而非经济的因素则是居于第二位的。[9]第二，在大学校园里招收外国学生和专家通常被认为可以丰富教育体系的多样性，改善大学的学术环境。这也是支持国际化一方所持有的强有力的传统观点。第三，如果外国学生（比如来自印度和中国）前往发达国家留学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通常会倾向于留在当地。②这一点对发达国家是很有利的。例如，众所周知，美国的信息技术行业严重依赖于来自印度的人力资源。发达国家从前来学习的外国学生那里直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是十分惊人的。③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来自那里的留学生所学的课程项目使他们更适合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市场里找到工作，这迫使他们毕业后不得不继续留在或者逃往发达国家，否则他们将很容易在本国面临失业的危险。因此，教育的国际化有助于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外国学生的才能并使之为自己服务。由此引起的发展中国家脑力劳动和专门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对发达国家来说也是一大福音，因为脑力劳动者的短缺迫使发展中国家自身更脆弱和更依赖于发达国家，对后者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优势。此外，高等教育国际化还能够帮助发达国家进一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领域。这样他们就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文化产品并且征服和统治当地的本土文化。所以，通过高等教育发达国家能够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新的殖民统治。[10]正如2002年召开的海牙会议所得出的结论所言：“对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服务的输出是帝国主义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在西方帝国主义思想仍然受到钟爱，许多发达国家实际上都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预见到教育国际化所带来的机遇和利益。他们相信本地学生的流出以及外国大学的进入将会对他们十分有利。他们主要列举了如下优势：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认为从本地学生的外流之中能够获得非常明显的经济利益。首先，资源匮乏的国家政府会把本地学生的外流看作是因祸得福，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在当地建立额外的大学及提供这些学生高等教育机会方面的本来就短缺的资源和成本。所以学生的外流对政府而言意味着明显的财政成本的节约，尤其是当这些学生自费出国的时候。其次，如果本地学生出国留学并在那里就业定居，那么这不仅能够缓解本国的就业压力，而且能够引入大量的外汇。④此外，当本地学生留学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受过了更多教育而且业务技巧也更熟练。换而言之，他们给自己的祖国带来了一项“脑力成果”，即把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引入到发展中国家。为此，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奖学金政策来鼓励和资助他们的本地学生出国留学。⑤与此类似，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把国外大学的进入看作是对本国实体经济有利的事情。他们认为如果外国大学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话，将会增加国家教育资金，减轻财政负担，这样会减少政府在国内面临的加强本地大学财政预算支持方面的压力。此外，他们还期待高等教育能够成为吸引外国对当地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渠道。这对于无法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的资源匮乏的国家而言当然是一件有利的事。所以他们坚持认为，以外国大学的引入作为基本形式的高等教育进口是受益无穷的。还有许多国家甚至相信不管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国际化，包括教育商业化都可以增加教育资源的供应，提供更多的入学机会以及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8]如果教师、教育设计者和管理者从发达国家迁往发展中国家，那么这不但可以增加他们的使用价值，而且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所面临的人力资源短缺的难题。第三，发达国家的教育体系被公认为很先进，而且他们相信通过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能在自己可以承受的成本范围内享受到这种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如果外国大学涌入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可以设想这将会丰富教育多样性，增加个人教育方式的选择，也能够打破教育垄断，增强竞争甚至可以引导本地大学的教育方向，所有这一切都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效率得到全面提高。更进一步地说，由于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当地攻读外国大学学位，所以为攻读该学位支付的费用将会降低，比如通过网络教育项目，一个学生为获得同等学历所花费的学费仅仅是他出国留学的小部分。除此之外，他们还坚决主张我们不应该禁止本地学生出国留学。毕竟，依据民主原则青年人有权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选择去任何他们想要去的地方，上任何一所比自己国家更好的大学。因此，我们很难找到民主的根据来禁止学生出国工作或者留学，尽管所有的个人选择都必须在政府的规范和引导下进行。既然本地学生的流失在所难免，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找到了一个调节和缓和的方法，就是允许外国大学进入本国国内。这将有助于遏制由于支持出国交换项目而引起的国内财政收入的减少甚至枯竭。⑥
对于穷国而言，这些在出国交换项目上的“教育进口支出”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正如卡普尔[19]所言“，如果是纠结于让学生出国留学并在那儿花钱，还是待在本国大学并在国内消费，那么显然后者是一个更不坏的选择。”最后，他们除了主张国际化将使更多地区的学生享受到高质量的国际标准化的高等教育以外，还列举了诸如建立多元化的文化联系、知识和技术的推广等等优势，因为国际化可以使当地大学和国外大学之间开展更多的合作和共同的研究。这被认为不仅可以丰富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的知识体系，而且可以刺激学术研究和课题项目的开展。因此，在商业化理论框架之下被讨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被认为通过学术交流、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的文化联系以及技术推广而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国家主体在个人的、大学的和社会的层面上均是十分有利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根本上得益于商业化，特别是对那些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尤其如此。此外，商业化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政府减少在高等教育基础设施上的投资，因为进入当地的外国大学已经替政府建立起了所需要的大学。[25]所以，即使是那些质疑教育商业化核心价值的人，也同意它可以解决许多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的实际问题，例如当地政府无法满足国内迫切的教育需求；近些年来公共财政基金被严格限制，且越来越萎缩；发展中国家大学的教学质量极度令人堪忧等等。但是，这里需要讨论的是，那些赞成国际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看到国际化的传统形式与商业化之间的本质区别。所以实际上，上述的一些由国际化带来的好处也许更应该归功于国际化的传统形式而不是商业化。而这种区别一旦被作出，就会引发人们对商业化的争议和质疑，例如，国际化的传统形式有潜力提高和改善教育质量自身，但是商业贸易、特许经营以及网络（远距离）教育项目本身则不具备这种可能性。[26]所以，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针对教育国际化，不仅有支持的声音，同时也有很多反对的意见。它们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术和社会文化这四个层面。那些来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坚决反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特别是在《贸易服务总协定》规范下的高等教育模式。其中一些重要的论据既是哲学的和政治的，同时也是社会实践的，这里列举如下：首先，国民教育与民族文化和社会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还能够促进社会和宗教生活的和谐，推动世俗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体。任何外部因素的介入恐怕都会对教育自身这些特有的社会功能产生直接的影响。国际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商业化被认为事实上会对当地文化习俗、社会和宗教生活和谐、国家价值观和教育观，以及独立国家政府正扶持的各种社会公共项目产生破坏。一般来说，外国大学即使主观上有意愿，客观上也很难能够深入了解发展中国家当地的习俗、当地的价值观、当地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和当地的教育媒介等等。因此，外国大学制定的教学计划和课程项目可能无法反映和表达当地的文化和思想，这将导致当地的课程设置逐渐地被外国大学所取代并最终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一个统一的高等教育体制，正如在管理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领域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果那样的话，所有课程目录和教学方式都会一模一样———同样的课本、同样的学习材料和同样的教学光盘，甚至连考试方式都会完全相同。
正如英语是现在国际交流最主要的媒介，它将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并使其他国家的语言渐渐被人遗忘。因此，对本地学生提供外国的高等教育模式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入侵，而教育商业化自身发展的动力则可能来自通过课程设置而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扩张。简而言之，所有上述因素导致了高度集中化和专门化的国家行为的出现，这被形象地比作高等教育的“麦当劳化”，[27]其中除了文化的趋同以外，课程设置的国际化也是整个“麦当劳化”过程中的重要方面。[28]所以，目前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特征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每一个身处其中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有责任和义务来保护本国免遭这种文化的入侵，以及继承和发扬本国遗产和本国文化。任何商业行为都必须考虑在继承和发扬本国文化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在这一原则范围内采用可行的能够推动商业繁荣的方法，即使这些方法在不考虑前者的情况下更能促进本国经济昌盛。其次，正如之前所提到的，教育国际化会进一步引发发展中国家的脑力劳动者和高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其实，商业化的各种表现形式都会加剧发展中国家脑力劳动者的短缺，但是，“出国消费”这种形式对其影响最大。据称超过90℅的在美国的印度留学生毕业后更愿意留在美国，而不是返回印度。在1978-2006年间70℅的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不愿回国。[29]⑦而在澳大利亚大约有五分之一的外国留学生以获得那里的永久居留权作为自己的主要的学习动力。[30]更高昂的学费、在自己祖国相对较低的工资以及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更好的就业市场，这些因素使发展中国家脑力劳动者短缺的矛盾进一步恶化。而由《贸易服务总协定》制定的规则将会加速这种现象的出现，并在原则上为实现这一目标扫清任何障碍。第三，人们普遍认为，既然跨国教育最初的目标定位在社会经济的上流阶层，那么相对高昂的学费就使得发展中国家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数量的扩充十分有限，且更多地局限在社会精英人群。一些发展中国家普遍担心进入本国的外国大学可能会仅仅热衷于在经济活动中的“揩油”行为（“creamskimming”），从而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推广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31]总之，教育既是一项社会公共服务，又是一种社会道德需要。它除了使个人获利之外，还会产生一系列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外部效应。人们早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大多数现代文明国家政府都会在国民教育方面承担几乎全部的责任，这也被看作一项重要的社会公共服务。
虽然国际化本身并不与这一原则相违背，但是它在《贸易服务总协定》的规范下出现的商业化形式则基本上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教育被赋予的这些基本功能。它把教育不是看作一项社会公益或者公共服务，而是一种交易商品、商业活动乃至商业贸易。在它看来，教育的商业服务和例如汽车、电脑等商品的商业行为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贸易服务总协定》把公共服务项目看作商品交易，那么遍及全球的公共服务项目就被当作一项全球的商品贸易而仅仅关注于其产业化过程和利润的创造，所以实际上《贸易服务总协定》只涉及商业贸易，而不是教育。由于《贸易服务总协定》提供了一个以违反常规的私有化为核心的政治法律框架，[32]这一定会为无序的竞争以及庸俗的教育私有化的形成铺平道路，因此，人们对教育本身公共服务价值属性消失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33]有许多人对“教育商业化”这个词感到厌恶，认为它实际上是“反教育”的。所以，他们坚持教育不应该被当作交易商品或商业服务来对待，同时也不允许《贸易服务总协定》进入教育领域。[32][34][35]人们普遍认为，在《贸易服务总协定》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影响下，外国大学并非抱着崇高的为穷人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理想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毋宁说他们只是为了更快地能挣更多的钱，尽管这个结论并非适用于所有不同的国家，因为也许有的外国大学和本国大学一样正处于艰难的抉择之中。[36]基于此，所有关于提高和改善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普及率、教学质量和效率的要求和主张，看起来都需要进一步地延伸和开展。
作者：詹德赫亚拉·B·G·提拉克著 刘丽芳 邓定译 工作单位：印度全国教育规划和管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