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维习惯与语言习惯的差异
1.英汉思维指向的差异，语言表达各异。
英国人习惯于自然辩证法，以物为主体，久而久之，英国人的思维习惯就是从客观事物出发看问题。中国人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人本文化，万事以人为本。这种人本文化沉积下来形成的思维就是以人为中心，从人的角度看问题。因此，中文句子更习惯以人或物为主语，比较注重“什么人怎么样了”，而且一般用主动语态。如：我突然想出个主意。而英文则相反，在陈述客观事实或者叙述一件事情时，习惯以物为主语，比较注重“什么事发生在什么人身上”，因此，汉译英时，我们常用“物称”代替“人称”，如：（1）一看到那棵大树，我便想起了童年。Thesightofthebigtreealwaysremindsmeofmychildhood.英译汉时，常要把英语的非人称主语转化为汉语的人称主语或其他主语，如：（2）Herdoubtsandterrorsreachedtheirparoxysm.（VanityFair）她突然又怀疑又惧怕，一时不能自持。
2.英汉思维侧重的差异，语言风格各异。
英国人注重形式逻辑，而中国人重辩证思维。表现在语言上，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因此，汉语的句子结构松散，短句和简单句多，而英语句子结构严谨，长句和复杂句多。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英汉语言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形合与意合的区分。在翻译过程中，只有把握好形合与意合的差异，才能使译文更加符合双方语言的表达习惯。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Ilookforherinvain.WhenallatonceIturnmyhead，Ifindhertherewherelanternlightisdimlyshed.
二、日常生活与社会习俗上的差异
汉民族在长期的农业劳动中常常用牛耕地，由于“牛”在生产劳动中成了人们的好帮手。中国人对“牛”也就有了特殊感情。因此，中国人说“他像老黄牛一样干活”，“他有一股牛劲”，而英国人则说worklikeahorse（像马一样工作），因为他们早期用马耕地。在西方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成语大部分都带有褒义，如:aluckydog（幸运儿）；acleverdog（聪明的男孩）。狗在汉语中却是一种卑微的动物，因而汉语中与狗有关的词语大多含有贬义，如：狗急跳墙、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等。总之，译者要加强对文化背景知识的学习，深刻了解中西文化差异，并通过二者对比，按照对等的文化传译翻译技巧和原则，对原文内容灵活处理，相互补充和完善，在紧密联系习语的文化背景、回归原文内容及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达到信、达、雅的标准，使翻译这一跨文化交际得以流畅和谐完成。
作者：赵长芹 单位：洪泽县实验中学
1在北美的中国ESL学生的文化和教育背景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意思就是无论老师授课的时间长短，学生始终都要尊敬老师。老师对于中国学生而言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孔子被认为是五十大教育思想家之一，他对教育的影响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善政者学，善学者政”这一观点曾是中国教育的指导思想。科举考试以这一思想为标准，并以德来选举官员。这一体系在1905年被废止。孔子认为无论社会等级如何，每个人都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第二，孔子及其弟子的大量著作在1905年以前一直都是中国学校的教材。例如四书五经都是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孔子注重经典，但忽略了实用和科学知识。第三，儒家教育思想注重社会而不是个人发展。他主张道德观实际上与社会关系的调节是相关的。他要求他的学生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培养效忠政府的人才，这对于当今的中国教育仍然奏效。目前在北美各大学深造的中国ESL学生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基础、中等教育，甚至全部或部分大学教育。中国的教育是以考试为主导的，因此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是非常具有竞争性的，而这一竞争性优缺点兼有：一方面，它能帮助个人获得知识、技巧和才能；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诸多压力，并造成学生发展的不平衡。
2中西文化差异影响中国ESL学生英语学习
由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在头脑里根深蒂固，中国ESL学生在文化环境与教育体系完全不同的北美大学里学习，势必会遇到一些挑战。
2.1无共同兴趣导致缺乏参与精神
缺乏共同话题和兴趣是北美各大学中国ESL学生的一个文化挑战。例如，北美人经常讨论足球和棒球，但中国ESL学生却对北美流行的运动知之甚少。由于文化差异，中国ESL学生一般会避免参与北美的社交活动；他们觉得很难交到真正的北美朋友。中国ESL学生和北美同龄人之间缺乏相互了解。
2.2中国文化信念影响沟通
中国ESL学生在与当地美国人交流时会把中国文化价值观带到美国环境里。一个北美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问我的中国学生懂不懂我布置的任务时，为什么他们总是回答‘懂’（但实际上他们有时并不是完全懂）？”这是因为在中国文化中，学生当着全班的面说自己不懂老师讲课的内容和布置的作业是很丢脸的。这些学生宁可课后向同学请教，也不愿请老师在课堂上重新讲解或解释。
2.3北美节日加重思乡之情
和宗教一样，节日也是北美文化的重要部分。北美人和中国人每年庆祝的节日各不相同。圣诞节、感恩节、复活节和万圣节都是北美非常重要的节日。北美人在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传统，而且庆祝方式也大不相同。但在中国，人们庆祝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等。在北美人庆祝节日的时候，中国ESL学生感受不到那种节日气氛，并将自己与北美文化隔离开来。从这种意义上，北美各大学的留学生就无法真正享受任何节日，这就使他们的思乡之情更浓。
2.4北美学生的行为影响学习
中国ESL学生通常会对北美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感到不适。学生上课可以迟到，课堂上经常问老师问题和开玩笑。这些行为在中国的课堂都被认为是很粗鲁和无礼的。在北美，学生可以随时在课堂上打断老师讲话和提问，向老师叫板，这让中国学生认为他们很不尊重老师。这一文化差异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为何中国学生不常在课堂上向老师提问。他们不提问并不表示他们思维和学习不积极。中国ESL学生对北美学生的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感到不适。在中国，学生对于老师和其他同学怎样看自己是很在意的。如果学生在课堂上不能正确回答老师的问题，他们会觉得“丢脸”，并感到尴尬甚至是羞愧。他们害怕犯错误。这一文化差异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为何中国学生不积极回答老师提问和参与课堂讨论。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在课堂不积极，并不表示他们不了解讨论主题或不能想出好的点子，他们所需要的是自信以及来自老师和同学的鼓励。
2.5文化差异造成的压力和焦虑
中国和北美文化差异造成的焦虑会对中国ESL学生的英语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文化差异让他们觉得很难在课堂内外与北美同学和教授沟通。由于了解美国的大学环境，他们感到很有压力。
2.6北美教学方式影响课堂理解
北美与中国的文化和传统各不相同。例如，老师的作用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Fu（1991）认为中国文化缺乏课堂上的平等精神。教师不仅被认为是其研究领域的权威，还是学生的道德导师。然而在北美，老师和同学在课堂上的关系是平等的。中国老师在讲课时一般都非常严肃和专注，而北美老师在课堂上则会采用一些幽默和不同的非正式讲课方式。教学风格的不同成为中国ESL学生最大的一个文化差异（Upton，1989）。北美老师不同的教学风格和方法对中国ESL学生的学习构成了较大的挑战。
2.6.1学生参与太多
老师在课堂讨论和学生参与上花的时间太多，这对中国ESL学生理解授课内容产生了不利影响。单就这项研究来说，美国一所大学有超过80%中国ESL学生表示学生参与太多的讨论，对他们理解授课内容有不利影响。一般文科专业的学生表示，课堂上学生参与的时间比理科生课堂要多。学生参与对理解授课内容造成的问题，文科生比理科生要多。
2.6.2小组作业太多
在中国的课堂，由于各种原因，如班级人数（一个教室的学生太多）、学生的传统角色（对课堂参与不适应）、心理影响（害怕犯错误和丢脸）等等，学生都倾向于独立完成作业。在中国，老师一般都是讲授者，而学生的工作就是听讲和记笔记；小组作业和课堂讨论都较少。许多中国ESL学生发现在北美的学校上课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这里大力鼓励小组作业和讨论。文科学生反映，他们课堂上的小组作业和讨论比理科学生要频繁；他们都认为小组作业让他们在理解授课内容上面临着很大挑战。北美的老师一般都认为自己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而不是知识的权威。他们允许自己在某一课题上有不甚了解之处。通常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因为学生提出挑战的问题而生气，但中国老师可能会。他们给学生自由来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但不会就某一问题给学生直接的答案，因为他们注重的是学生的思考和讨论。所以他们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并提出批评和大胆的想法。
2.6.3不遵循教科书
美国教师不遵循教科书给中国ESL学生带来了挑战。高达79.6%的中国ESL学生表示他们的美国老师没有严格按照教科书授课，而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科生。只有20.4%的学生反映他们的老师是严格按照教科书授课的，其中大多数都是理科生。超过90%的学生认为如果老师不按照教科书授课，他们将很难理解授课内容；然而，如果老师严格遵循教科书，他们理解授课内容的问题就会少得多。在中国文化里，教科书比老师更具权威性，老师一般也严格按照教科书来讲课。各个学期，老师会详细讲解各个章节。然而在北美，老师不必局限于课本和教学大纲，也“不用担心在讲课过程中离题”。
2.6.4课堂组织
一节课的结构和组织对其可理解性是非常重要的（Chaudron&Richards，1986）。Diamond、Sharp和Ory（1983）认为有效的备课和授课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①开始；②主体；③结尾。在开始阶段，授课者一般会将授课内容与上节课的内容联系起来，谈论本次授课内容的背景或为学生简单介绍本节课的内容。在课堂主体部分，授课者可以灵活展示授课内容。授课者可以确定重点并向听课者解释，或按逻辑顺序组织材料。讲课过程中，授课者可以提问以确定听课者是否理解授课内容，或让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在最后一个阶段，授课者可以简要概述授课内容，或再次强调他希望学生在本节课能够学到的东西。根据Huang（2005）的研究，美国一所大学有79.4%的中国ESL学生表示老师课堂组织不严对他们理解课堂知识造成了不利影响。
2.6.5课堂总结
中国老师在下课时一般会总结本节课的要点。课堂总结能重新强调一节课的重点，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课堂内容。美国一所大学有大约55.4%的中国ESL学生表示他们的老师在下课时从来不总结课堂内容。令人惊讶的是，80%的参与者都认为如果老师在下课时不总结课堂内容，他们将很难理解这节课的要点，因为中国大学的每一位老师都会进行总结；而中国ESL学生对北美课堂的老师有同样的期望。
2.6.6黑板板书
在中国的课堂，老师讲课的同时在黑板上也板书很多内容，他们一般将重点和难点写在黑板上。黑板板书能让学生对课堂内容产生深刻的印象，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些内容（Ma&Huang，1992）。然而北美的课堂上，老师尤其是文科老师讲课时很少在黑板上板书。由于缺乏黑板板书，使学生在理解课堂内容上遇到困难（Huang，2005）。中国学生习惯了将大纲和重点写在黑板上的逐项的授课方式。Upton（1989）提到，相对于中国课堂上“密集、有限和详细的”（p.25）授课方式，美国大学的讲课方式要更为宽泛和广泛。对于课堂上该学些什么，中国ESL学生通常会感到困惑。中国学生希望他们的北美老师能够详细解释每一个课题，并将重点和大纲写在黑板上，以使他们能做详细的笔记。如果这一期望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认为这些老师不如他们以前在中国的老师博学和有责任心。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文化差异。北美老师希望学生能够广泛阅读，并在课外时间自己寻找相关资料（Upton，1989）。但是，他们可能没将这一期望清楚地传达给中国ESL学生。大多数教学因素都是以Huang（2005）的研究为基础的，而这一研究的结果则是基于学生的自我报告，可能无法反映实际情况。此外，这一研究仅在美国的一所大学进行，而参与者也只有78人。这两个因素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一般性，并限制研究者的说明。
作者：张海宁 单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影响英汉翻译的因素
（一）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的不同必然会引起文化上的独特性与差异性，中西方的地域差异，使两个民族对同一现象和事物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进行表达，在比喻和审美情趣以及认知方式上会存在差异。地理环境的不同使得英汉两国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在翻译中处理好地域文化差异性，使翻译更加准确可行。
（二）思维和表达方式不同
思维表达方式因民族而异，这也是对英汉翻译造成影响的因素之一。不同的民族，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观念会有所不同，因而表达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每一种民族语言都是其民族文化与思维形式的再现，不同的民族历史、民族心理背景及人文地理都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我们发现讲英语的国家比较注重客体思维，经常使用抽象、逻辑等陈述方式，而讲汉语的国家则比较注重准确、鲜明、生动、简明及现实依据去表明事物的观点。
（三）宗教信仰
宗教文化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等形成，具有民族性，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特色。而从人类学和文化学意义来讲，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与人类文化共同产生和发展，在人类任何一种文明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宗教是依赖于文化的。在西方，大多数人都信仰基督教，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从中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的任何一部分或多或少都具有浓郁的基督教气息。在中国，儒教、佛教、道教是大家公认的三大宗教，其中佛教占大多数，这三大教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与其有着深厚的关系。所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宗教信仰、观念的不同。宗教文化翻译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宗教观念的翻译。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往往采用民族的宗教观念代替原文中的异族宗教观念，这就会导致文中的宗教观念混乱，不能很好地传达作者想表达的原始意思。
1.基督教观念翻译举例。
WinterWonderland冬日的仙境Sleighbellsring,areyoulistening?雪橇响了，你在听吗?Inthelanesnowisglistening巷中的白雪，发光闪烁，Abeautifulsight,wearehappytonight美丽的景色，我们今晚好幸福，Walkinginawinterwonderland在冬日的仙境中行走。这是一首圣诞歌曲，作者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圣诞美景，歌曲中的“winterwonderland”通过译者的翻译，却译成了“冬日的仙境”，这是不太合适的，而这也是宗教观念的不同所造成的理解差异。在中国道教中，“仙”指“神仙、仙人”。所以“仙境”是指“神仙居住的地方”，或者比喻“虚无缥缈的幻境”，而原文“winterwonderland”想要表达的原始意思应该是白雪皑皑，美丽的圣诞美景，并非指什么“仙境”。如果将“winterwonderland”译成“冬日胜景”，不仅符合歌曲原意，而且衬托了文化氛围。
2.佛教观念翻译举例。
“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个佛教初传标志着佛教观念在中国开始形成。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成绩尤为卓著。佛经翻译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上千年。早期的佛经翻译以外籍僧人和华籍胡华裔僧人为主。佛经翻译活动也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隋唐时期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的高僧进行，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玄奘，对佛经的传播和翻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时期也是中国佛经翻译的巅峰期，佛教在中国传播中对中国古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佛教诗词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智慧和观念，在翻译中要特别注意对佛教诗词的翻译，以免造成偏差。我们以一首诗歌为例，探讨分析译者是怎样利用自己的翻译技巧，结合宗教文化，合理传神地翻译出相应的诗歌，并体现诗歌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作者：游渊 单位：河南化工职业学院讲师
一、诗歌和文化
1.1中西文化基础
虽说中西文化都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但是总得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为儒、释、道文化，而塑造西方文化的则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1.1.1中国文化基础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儒家思想：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由孔子创立，后由孟子发展。儒家思想体系以“礼”和“仁”为核心，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长期处于主体地位。儒家思想代表作是《论语》和《孟子》。道家思想：道家思想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虽然道家思想并未被官方采纳，但是道家思想却在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代表作为《道德经》，《老子》，《庄子》。佛家思想：佛教最早产生于公元前6‐7世纪的印度，创始人是释迦摩尼。据史料记载，佛教于汉朝传入中国，并因为其与中国道教文化的相似性而在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佛家思想的特点是空和静。1.1.2西方文化基础西方文化起源于古代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后又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塑造了西方文化。希腊文化：西方文化的起源是古代希腊文化，雪莱（PercyByssheShelly）曾说过“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术都根植于希腊”(Zhou,2008:4)。希腊文化为欧洲几何学，物理学，哲学，民主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注重分析的思维方式和冒险精神深深地影响着西方社会。罗马文化：罗马文化是在古罗马文明1200年历史中发展起来的。其与古希腊文化关系紧密。恩格斯说过没有希腊和罗马就没有现代欧洲（恩格斯，1950：168），由此可以看出，希腊和罗马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欧洲文化。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核心之一，它对于生与死的思考、基督教义、圣经都影响着西方人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渗透到西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多个领域。
1.2文化和诗歌的关系
文化渗透到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自然也会对在文化中发展起来的文学产生影响，马克思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尼古拉耶夫，1986:241）。诗歌，这种结合了人类情感与思想的文学形式也必然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对于中西诗歌而言，一方面，作为一种用语言来抒发情感，表达生活的方式，中西诗歌拥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中西方不同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不同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也造成了中西方诗歌的巨大差异。本文旨在于以山水诗、爱情诗以及悼亡诗为例，研究中西文化差异在诗歌中的反映。
二、中西文化差异在诗歌中的反映
2.1山水诗
山水诗是指描写自然风景的诗歌。由于人们生于自然，活于自然。自然界中的所见所闻就逐渐形成了中西诗人的创作题材。正因为如此，自然风景的描写就成为了诗歌中的一大题材。中国李白、谢灵运、孟浩然、王维、陶渊明等诗人都是山水诗的代表诗人。而西方，虽然没有山水诗这一特定说法，其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乔治·戈登·拜伦（GeorgeGordonByron）、波西·比希·雪莱（PercyByssheShelly）等诗人都创作了众多描绘大自然的诗歌。然而，由于中西方不同的自然观，中西方山水诗显示出巨大差异。2.1.1中国传统自然观在山水诗歌中的反映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认为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自然。因为只有遵循自然法则，人类才得以生存和发展。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道家思想都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儒家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应与自然融为一体，不可分离。据《论语·先进》记载，一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孔子让各弟子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都谈到自己的远大抱负与追求，而孔子皆哂之，而到曾皙时，他说道：“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杨伯峻，1980：100）。由此可见，孔子倡导人与自然融于一体，享受自然、感受自然。儒家思想另一代表人物孟子也表达了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在其《孟子·梁惠王上》中，他说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王亚丽，2003：5），倡导了人类应当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处。另一位儒家学派代表人物董仲舒也说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董仲舒，1975：1109）。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倡导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和谐共处。道家思想倡导“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从老子开始，道家把自然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人之道就是不为天道，顺应季节变化，日夜交替和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尊重自然界一切生命的特性，致力于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易传》对这种自然观有着详细的记载，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朱伯崑,2004:130）。周易认为，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遵循“道”，也就是自然的发展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到“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陈国庆、张养年，2001：180）。庄子倡导“无以人灭天”，并认为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在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秦旭卿等，1999：38），认为人应当遵循自然规律并充分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才是人类生存发展之道。这种“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形成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关。中华民族祖先生活在太平洋西岸，欧洲大陆东部的广袤土地上，气候宜人，水资源丰富。得益于有利的地理位置，古代中国开始发展农业经济。在长期的农业活动中，中国祖先逐渐认识到天、地、人的一体性，了解到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三者缺一不可。因此，人们逐渐去认识自然规律，适应规律并充分融入大自然，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受到“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影响，古代中国的山水诗大都强调赞美大自然和融入大自然。例如王维的《山居秋暝》中，诗人纯粹的描述了自然之美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倡导人们充分融入自然去欣赏自然。陶渊明的《饮酒》中，诗人所描绘的理想生活状态是融入自然之中，充分享受大自然之美。“菊”，“山”，“鸟”，“气”和“人”一起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宁静画面。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也倡导人类活动应该遵循自然规律。同样的例子还有孟浩然的《秋登万山寄张五》、谢灵运的《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登池上楼》等，这些诗都表现了诗人寄情山水，歌颂大自然的情怀。2.1.2西方传统自然观在山水诗歌中的反映西方对与自然界持一种对立的态度，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除此之外，从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可以看出，西方人重视理性，运用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因此，西方自然观中强调的不是欣赏自然，而是研究自然，征服自然。西方社会自古希腊时期就开始研究自然，探索主体和客体，理性和经验，实质与外表的关系，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是古希腊第一个使用辩证法的哲学家。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柏拉图对话录》记载，苏格拉底通过讨论问答甚至辩论的方式来揭露对方认识中的矛盾，这种方法进而演变为辩证法，即通过对一个主题持不同看法的人之间的对话建立起对事物真理的认知。它强调真相是需要不断去探索而并非偶然发现的。柏拉图，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提出了以“理念论”为核心哲学思想体系，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世界是真实的存在，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反映（傅佩荣，2013）。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哲学意味着科学，其目的在于从世界众多事实与真相中，通过推理的方法去认识万物的本质，对他来说，人类灵魂的完美形式在于理性。而在近代哲学中，西方的思想家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倡导学习科学知识以支配自然，征服自然。同样，笛卡尔，歌德等思想家也强调理性思考的重要性，追求科学技术以征服和主宰自然。这种“天人对立”自然观的形成同样与西方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希腊，这个西方文明的起源地，并没有像中国那样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希腊半岛临近爱琴海和地中海，土地贫瘠多山，崎岖多石，不适宜农业发展。因此，古希腊人民被迫从事海上贸易以谋生。在贸易途中，古希腊人民不得不与大自然作斗争，因此，他们视自然为自己的敌人，形成了天人对立的自然观。同时，在此斗争过程中，为了战胜自然，古希腊人必须去认识、研究和了解自然，因而就形成了重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在西方早期历史中，描述冒险和斗争精神的叙述诗成为了西方诗歌的主要流派，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一直到18世纪，西方才开始出现山水派诗歌，但即便如此，西方山水诗人仍无法摆脱二分法的思维模式，仍倾向于用理性去研究自然而并非纯粹的欣赏自然之美。即使是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华兹华斯也谈到，“对于山水景物的纯粹描述，依然不是西方诗人观感的重心，他们终不能与自然山水相融合，而只是凭着一颗理智之心，将自然山水的自足性和具体性抽象为无生命的存在，或者说变成抽象观念的载体或对应物”（林受到“天人对立”和重理性、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西方诗歌并不像中国诗歌强调融入自然去欣赏自然，而更多的是描写战胜自然和对于自然的思考与探索。例如沃尔特·惠特曼（WaltWhitman）的《走在巴奈加特》一诗，描写了大自然的狂暴，歌颂了人与自然作战的英勇，显示出了人与自然的斗争与冲突。再如丁尼生（AlfredTennyson）《墙缝里的花》中，诗人将花从墙缝中采出，不是为了纯粹地去欣赏花的自然美，而是去探求上帝和人的意义，这就体现了西方重理性的思维方式和西方对于自然的探索。即便是西方著名的山水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Wordsworth）在写景时也仍然反映出西方重理性的哲学基础，在其诗歌《早春里的诗句》中，威廉·华兹华斯并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完全寄情于山水，充分融入大自然，而是思考什么造就了人类，这也反映出西方重理性的哲学基础。2.1.3中西山水诗小结在中国“天人合一”自然观的影响下，大部分中国山水诗歌着重于展示大自然的美，倡导人们寄情于大自然，融入自然去欣赏自然而不是思考自然的意义与真谛。而西方诗歌，受其“天人对立”，重理性、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影响，会更多的展现人与自然的斗争或是对于自然的研究和思考。
2.2爱情诗
爱情是人类的一种美好情感，同时也是音乐，小说，绘画，戏剧，诗歌等众多艺术形式的永恒主题。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国家，爱情都是诗歌中的一大主题。但是，同样是描述男女之间的爱情，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也造就了中西爱情诗的巨大差异。2.2.1中国传统爱情观在爱情诗中的反映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同时，封建礼教也束缚着人们对于爱情的追求与表达。在此种文化背景下，中国爱情诗是含蓄内敛的，通常隐含地借用物品来表述爱情。古代中国轻爱情，重婚姻的爱情观可从古代中国婚姻习俗中体现出来。那时，婚姻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基础上，遵循于“门当户对”的择偶标准。在父母包办婚姻的习俗中，未婚男女几乎没有追求自己爱情的权利。于是，古代中国慢慢形成了轻爱情，重婚姻的爱情观。朱光潜先生也曾评述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至上’的标语，而中国人则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朱光潜，1997：123）。在这种爱情观的影响下，中国爱情诗更多的是描述婚后的生活而不是对于爱情的追求。中国传统爱情观也深受封建伦理思想的影响。以儒家为代表的封建伦理思想倡导“克己复礼”，提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杨伯峻，1980：101）。《孟子》也教导“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王亚丽，2003：141），“好色，人之所欲”，“养心某善于寡欲”（王亚丽，2003：292）。认为应当抑制对于爱情的欲望。《礼记·曲礼》中对于这种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也有记载：“男女不杂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于捆，内言不出于捆，女子许嫁，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陈浩，1987：126）。于是，在封建伦理道德管制之下，传统中国社会限制了对于爱情的自由追求。所以，在诗歌中，中国的爱情诗表述爱情的方式比较含蓄。例如《关雎》，诗中没有直白的表达男子对于女子的爱慕之情，而是利用各种意象进行侧面的描述，同时，受到封建伦理思想的限制，关雎中的男子也不敢大胆示爱，只能辗转反侧，独自思念。秦观的《鹊桥仙》中则运用了各种意象，比喻来含蓄地表达爱情，李清照的《醉花阴》则是处处无情胜有情，全篇并未直接提到爱情，而通过各种意象来含蓄的表达出作者对于丈夫的思念与浓浓的爱意。2.2.2西方传统爱情观在爱情诗中的反映西方对于爱情的思考起步较早，无论是其神话，还是其哲学理论都涉及了对于爱情的思考。在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爱情是常常被提及的话题，丘比特、厄洛斯、维纳斯、阿芙罗荻忒都是爱情的化身。在这些爱情故事里，爱情是不受任何因素影响和制约的肉体上的享受，人们赞扬这种对于爱情大胆追求的勇气。从哲学上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谈到其精神恋爱的观点，认为爱情是人生美好的情感。尽管古罗马文明瓦解之后，基督教倡导禁欲主义，抑制爱情和一切欲望，虽然这种文化对于西方爱情观有一定影响，但却没能成为主流文化来主导西方人对于爱情的看法，之后中世纪出现的骑士文学又一次歌颂了爱情的力量，宣扬爱情至上。因此，在这种文化影响下，西方诗歌体现的是对爱情大胆的歌唱与表达。例如西德尼·兰尼尔（SidneyLanier）的诗歌《晚歌》，诗人就运用“长吻”、“亲爱的”等词大胆地歌唱了爱情，并描述到太阳和天空的分离也不能分开他们的唇和手。罗伯特·彭斯（RobertBurns）的《一朵红红的玫瑰》也直率的歌颂了爱情，与李清照的诗歌不同，这首诗歌则处处可见诗人炽热的爱情。拜伦（GeorgeByron）《雅典少女》中，诗人不断的吟唱着“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展现出作者热烈的爱，同时诸如“睫毛直吻你颊上的嫣红”“久欲一尝的红唇”、“轻盈紧束的腰身”等直接描述都是不可能在中国爱情诗中出现的。2.2.3中西爱情诗小结在古代中国轻视恋爱，抑制爱情的观念之中，中国爱情诗描述方法委婉含蓄，通过各种意象表达出爱情。而西方社会则重视爱情，对于爱情的追求是大胆直白，甚至是异常狂热，不顾一切的。因此，西方诗歌大胆率真地歌唱爱情。
2.3悼亡诗
死亡是难以避免的，无论多顽强的生命最终都难逃一死，事实上，生与死是哲学领域必须讨论的问题之一。对于死亡的思索，中西方拥有着众多不同点。这种文化差异性在中西方诗人所写的悼亡亲友的诗歌中有着明显的表现。2.3.1中国传统生死观在悼亡诗中的反映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积极乐生，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当下，而并未对死后的世界与来生做过多的思考。纵观中国历史，儒家和道家的生命观最具代表性。儒家对于死亡持入世态度，认为思考死后会发生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人应当更加关注于当下，关注于现实生活。孔祥林在其《孔子》一书中说到孔子从未谈及有关灵魂的问题，而专注于讨论培养个人美德和构建美好社会（Kong,2010:129）。在《论语》中，孔子谈到“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杨伯峻，1980），强调了现世的重要性而放弃了对于来世的探讨。朱光潜也说到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很少超越当世去探讨思维的真谛和宇宙的起源（朱光潜，1997）。林语堂也说到孔子摈弃了所有虚无的有关精神与灵魂的玄学思想和神秘主义而关注于自我道德的修养和社会秩序的建立（Lin，2009：4）。因此，想要在死后被后人铭记，那人们就必须关注现世，不断完善自我，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不是寄希望于来世。据《左传》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叶农,2007:829），古代中国社会强调在当世应该努力去追寻生命的价值而不是寄希望于来世。道家，同样没有探讨来世，而是强调了生死顺其自然。由于缺少对于来世的思考，中国人对于死亡是害怕与恐惧的，会因为自己在死前没有完成梦想而惋惜。所以，中国的悼亡诗中大多展现的是诗人的悲伤与惆怅。例如《诗经·邶风·绿衣》，这首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悼亡诗描述的就是诗人失去爱人的痛苦，字里行间充满了悲痛。记忆与现实的反差也深化了诗人在爱人死后的孤独感。苏轼的《江城子》中，“孤坟”“凄凉”“泪千行”“断肠处”等词语将诗人的痛苦表现得玲离尽致。对于苏轼来说，妻子的死去彷佛将他推入了痛苦的深渊。陆游的《沈园二首》也展现出诗人对于妻子死去的悲痛。2.3.2西方传统生死观在悼亡诗中的反映无论是从哲学角度还是从宗教角度，西方人对于来世进行了思考。在哲学中，柏拉图提出了灵魂与不朽，他认为当人在世时，人拥有“形”，可以通过哲学思考和逻辑判断来更好的了解“形”，但是，只有当灵魂不再受到身体的限制，人们才能对“形”有全面的了解（傅佩荣，2013）。他还说到“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它在一个时候有一个终结称为死，在另一个时候又再生出来，但是永远都不会消亡”（赵敦华，2012）。从宗教的角度上看，基督教思考死后的生活，提出复活，赎罪，审判，天堂等有关于死后的概念。说到复活是为了补偿那些因为遭受不公正对待而受苦的义人，虽然从历史角度上看，基督教一直在教导每个人在尘世仅有一次生命。然而，基督教也说到在死后的天堂或地狱中，每个人将有永恒的生命。在天堂没有痛苦与悲伤，只有快乐，每个人的潜力都将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们将会永远享受上帝所给予的爱。由于西方对于来世进行了思考，对于来世仍然抱有信念。因此，相比于中国的悼亡诗，西方悼亡诗则没有太过悲痛，而心存希望，有所寄托。例如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的《悼亡妻》中，与中国诗人不同，弥尔顿并没有着力表现失去妻子的痛苦与悲伤，而说到再见妻子圣灵时的喜悦，希望妻子能在天堂获得快乐与自由。丁尼生的《越过海滩》中，诗人描述了自己面对死亡时的坦然与冷静，诗人并不害怕死亡，并对来世有所寄托，相信死后还会见到他的领航人。约翰‐多恩（JohnDonne）的《死神，你莫骄傲》中描述了诗人对于死亡的蔑视，因为他相信当身体死了之后，灵魂仍然不死，会得到解脱，认为死亡是瞬间的，而死后的欢乐则是永恒的。2.3.3中西悼亡诗小结中国文化强调现世，并未过多的探讨来世和灵魂，因为死后世界的未知性，古代中国人对于死亡是害怕与恐惧的，会因为自己在死前没有完成梦想而惋惜。所以，中国的悼亡诗中大多展现的是诗人的悲伤与惆怅。而西方则从历史早期就开始思考灵魂和来世，因此西方悼亡诗却没有中国悼亡诗那般悲痛。多数西方悼亡诗拥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诗人虽然悲伤，但仍心存希望，有所寄托。四、结论本文从自然观、爱情观和生死观入手，对比研究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以三种题材的诗歌‐‐山水诗、爱情诗以及悼亡诗为例，研究了中西文化差异在诗歌中的反映。研究表明，即便是相同题材，中西方的诗歌仍然因为其不同的文化而显示出巨大差异。由此看出，文化对诗歌影响巨大，为了更好的理解诗歌，应当充分考虑到文化因素。但是本文仍存在不足之处，仍需进一步改进。首先，本文只研究了三种题材的诗歌，并未涉及其他题材的诗歌。其次，诗歌中列举的例子有限；最后，文化涉及的范围很大，影响到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因此对于文化的讨论得还不够全面。但是，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无法全面、深入地探讨中西文化差异在诗歌中的反映。笔者希望未来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文化对于诗歌的影响，进而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人类艺术中的瑰宝‐‐诗歌。
作者：黄金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