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评价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付诸实践以来，并没有真正解决政府效率问题，也没用解决政府权力扩张，更没有解决政府服务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把权力与市场结合，制造了新的腐败模式。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批判从诞生之日就不绝于耳，反对它的人认为这不过是时髦的一阵风而已，反映的不过是右翼的意识形态；也有人指出新公共管理只是空架子，没用任何实质性内容，而且不具有应用性。比如政府向服务性转变，等于让掌权者向无权者服务，这在目前的社会现实内还难以做到。也有人针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制度建设和契约精神进行批评，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缺少制度艰建设的基础和契约精神的底蕴，法治和法制都相对落后，因此新公共理论难以应用。
（一）对新公共管理经济学基础的批判
新公共管理经济学基础是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之上，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社会活动中每个人都按照成本———收益来计算和参与社会活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赤裸裸的物质利益交易，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市场。物质或者利益是衡量和指导行为度量衡，是评价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指标。物欲成为社会的一种追求，人变成了经济动物，缺少温情，社会变得物质化，没有精神内涵。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因此在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导下建立这样的社会类型并不符合人的本性，是反社会反人性的。公共行政首先是公共性，公共服务具有公益性，过分注重对经济利益性的追求，是违背公共服务公益性的本质的。公共行政在本质上是以民主宪政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主权、公民权利、公共道德、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的。
（二）对新公共管理市场基础的批判
新公共管理理论把市场看成一种无所不能的工具，把市场作为实践应用的平台。把一切都放在市场这个平台上进行生产、定价、销售，把政治市场化、政府市场化、管理市场化、服务市场化，这样做的后果政府成了甩手掌柜。新公共管理认为政府不是权威的唯一主体，政府可以采用私营部门的方法和手段，打破公共管理的垄断式服务。让政府的服务变化为出租行为，交由市场进行调配，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公共服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缩进袖子里。这种过分看重和依赖市场的做法，忽视了市场自身的一些弊端，最终造成了市场混乱，给政府管理带来一定的麻烦。过分的迷信市场原则将会使政府在未来发生的困境面前丧失反省和应对能力。市场有盲目性，市场有逐利性，市场只讲利益，可以不重道德。马克思说，资本家“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这与公共利益是相违背的。一味依赖市场不但违背了公共利益，而且造成了政府权威的下降，政府承担改善社会公众生活水平，优化政治环境，弘扬正义和权威的责任。过分市场化必然导致对政治权威以及对政治服从的叛逆，进而破坏政治秩序，造成公权力与私权力之间的抗争，导致政治公信力的下降，国家威信的丧失，政治合法性也就不存在。严重影响国家的团结和社会发展进步。过分市场化，导致拜金主义盛行，而且，对经济价值的过分依赖对市场的过度迷恋，会使管理者往往只看到的是私营化后的物质高效与便利，而很少提及、顾及私营化对伦理、社会、环境等造成的伤害；管理者最终养尊处优，袖手旁观，失去对公共事务的热情，管理者很容易成为一个只拿钱不干活的人，这也是权力与市场结合，导致腐败的一种新模式。还有，市场原则的泛化将会使人们不择手段地去追求经济效与效能，从而一味地走向市侩主义的怀抱，走向良知的丧失，国家缺少精神道德的底蕴，变成一个市场怪物。学者佩龙（Ｂｅｌｌｏｎｅ）和葛尔力（Ｇｏｅｒｌ）曾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或管理主义与民主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即自主性与民主责任、风险承担与公共产品的监护之间的冲突［３］。其实，公共行政如果不以政治民主、社会公德、公共利益、社会正义作为自身的价值取向，无法体现公共性与合法性！，其合法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就丧失了。
二、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教育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的观念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中对平等主体的塑造，市场经济秩序下社会公众逐渐形成的参与意识、交换意识、竞价意识以及竞争意识、法治意识等，民众对契约已经不再陌生。用契约保障自己的民主权利，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实现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已经是普遍认同的社会价值。但在教育领域，尽管收费教育成为家庭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却往往感到自己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一）保持教育的自主性
在教育社会特殊的契约关系中，保障选择的自由，体现教育的社会民主功能以弥补选择的不自由，完善教育质量的评估体系，回应消费者的需要，这些教育社会中的重要课题，都迫切需要政策的回应。由于教育社会消费者的利益是分散的，就更需要维护国家的权威，以此保护公民利益，只有当国家权力日益融合于教育社会之中，才能维系教育社会自身健康发展。由于教育的特殊性，既需要自身的自由性，又需要国家的权威性，这种矛盾在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下难以找到出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社会，教育的国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在中国教育被政治捆绑式发展，教育成为政治的御用工具。教育对政治的依赖，可以获得政治的支持和资源，另一方面，政治对教育的控制，可以达到政策和思想的连贯。教育对社会政治、法律、市场、行政等体制有很强的依附性。如果作为社会中心制度的政治、市场、行政机构、司法制度不完备，整合制度不健全，使社会制度缺乏弹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随着价值目标的多元化，现代教育在达到个人的生活目标和国家的政治目标一致性方面就远不如以往那么明显。但教育对国家的作用和国家对教育的控制的关系却依然存在。教育也是社会稳定和公民品德的基础，它的进步和发展成为每个国家最大的社会政治单位所关心的事。密尔在《论自由》中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家的价值就在于构成国家和个人的价值……一个阻碍人民的发展，使他们变成自己手中驯服工具以便谋取利益的国家，将会发现带着这些矮小的人，没有一件伟大的事业能够真正地完成。”洪堡宣布了这样的一道原则，你想在你的国家里采取什么措施，你就必须现在学校里采取那种措施。
（二）遵守教育的竞争性
和其他领域一样，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继续扮演者一个根本性的角色，它不能取代市场，也不能取代市场社会，但却需要对两者进行干预。政府应当创造宏观经济的稳定性，促进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资，遏制不平等和确保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教育领域就应该更应该体现出自由和独立，而国家应该从这个领域退出，国家能做的只是为这个领域提供必要的保障，除非教育领域要求政府做什么，否则政府什么也不要参与。市场失灵和社会公正是公共责任的规范理由，它们说明了政府应当介入的理由。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反映到教育领域的成果是按照市场的逻辑对教育进行有争议的结构调整。按照他们的理解，教育和其他服务或商品没有什么不同之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最早把新自由主义运用到教育领域，认为教育不应该是政府提供的一项服务，而应该是自由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必须对国家掌控的过于僵化同意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造与重构。弗里德曼在１９５５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我相信，若要对我国教育体制动大手术，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私有化之路，实现将整个教育服务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交由私人企业和个人经营。否则，没有什么办法能摧毁或者至少能极大地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而摧毁或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乃是根本改革我国教育体制所西药的先决条件，此外，也没有什么办法能给公立学校带来竞争，而只有竞争才能使公立学校按照顾客的意愿改革自身。正如诺贝尔奖得主、人力资本理论的先驱之一加里贝克尔所说：“无论是推动教育发展，还是促进啤酒生产，我都相信竞争的巨大作用。在高等教育领域，竞争是极为重要的。”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曼基夫说：“２０世纪的经济史表明，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制度要比由国家实行中央控制的制度更有利于消费者，学龄儿童也该享受自由竞争的好处。”美国政治家约翰乔布和泰利莫在《政治、市场和美国学校》一书中指出：“市场通过它们自身的特性，能够培养高效学校所必须拥有的自治，消费者不会有购买低效学校的产品的需要，因此这些学校就会从市场中消失。”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教育领域不但要有自由性还要有竞争性，竞争性体现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共存，允许私立学校学校的存在和发展，是对教育的市场经济的补充，也是对教育市场的一种全面认识。
作者：刘德林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