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上展示纳西人如何借由对洞经音乐之族群属性的操弄来回应族群外部世界的变化并由此建构和重构族群的边界与认同。
众多成果中，钟思第和李海伦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他们在与中国本土学者合作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或多或少借助或吸取了本土经验与认知，另一方面又以西方民族音乐学特有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对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进行自成一体的诠释。
四、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4种观察
到目前为止，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绝大多数建立在个案研究基础之上并以音乐民族志形式呈现。借用杨民康在《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中提出的音乐民族志系列分析模式，本文将从4个相关角度——研究者身份(局内－局外－中介)、学科取向(学科－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焦点(声音－行为－观念)、研究视野(微观－中观－宏观)，对民族音乐学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进行整体解读与观察。
1、局内－局外－中介：就研究者身份而言，涉足该领域的学者既可视为“一”又可分为“二”。以其与“中国文化及传统音乐”的先天关系为标准，可将相关学者“局内一局外”两分。来自于中国大陆、香港与台湾的学者生长于中国传统音乐与文化的大背景中，在文化身份上更趋近局内角色，与成长于西方文化学者先天的“局外”身份形成明显区别。不过从学术训练的角度来看，上述两类学者实又“合二为一”。无论其先天身份如何，他们都不同程度亲历了三种相似的学术历程：其一为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训练，其二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相对系统的学习，其三是透过长时段田野工作对研究对象的系统把握。上述三种学习过程，令英语学界的研究者在问题意识及价值取向上形成一些明显共性。在观念取位上，这些学者大多遵循西方民族音乐学特有的持衡态度，一方面强调对局内主位观的深度认知，一方面不放弃客位的观察与判断。于是我们在大多数研究中，看到他们在“融入一跳出”之间一种倾向于“文化翻译中介者”的描述与诠释立场。
2、单学科－多学科－跨学科：尽管本文一再强调“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背景，但必须承认，英语学界对于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在事实上是“多学科”共时介入的。不过正如本文开始提到，在非音乐学科的视域中，仪式音乐往往沦为观念与文化的注脚。表面上看，本文仅讨论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单学科”的相关研究，但深入理解则会意识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双重跨学科”研究特质。所谓“双重”，一为民族音乐学本身鲜明的跨学科性，一为中国信仰仪式音乐这一特定对象所必然引发的跨学科的研究模式。此双重跨学科性表现在具体研究中，是不同学者以不同研究对象与目标为据，将音乐学与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相联系，其中又与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三种学科产生更直接的关系。不过，英语学界关于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至今尚未与西方学界相当成熟的仪式研究形成整体对话，除了对某些仪式理论零散的使用之外，大多数研究仍在西方民族音乐学或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自身的理论语境和问题意识中徘徊。
3、声音－行为－观念：事实上，梅里亚姆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民族音乐学基本分析模式“声音一行为一观念”至今未成为其他理论模型建构的基础。从这个分析模型来看，英语学界学者对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研究大多将焦点置于仪式音乐的行为过程与文化观念，并试图借用更广泛的人文社会学科既有理论来诠释中国信仰仪式音乐的行为与文化。对于此种研究取向，不少学者曾提出反思：学界把仪式音乐的“形态”和仪式与仪式音乐的上下文“语境”视为两分，主流取向偏重对后者的关注。但是，在没有了解仪式音乐“是什么”之时，对仪式音乐的研究以“三级跳”的姿态把焦点锁定在文化语境，借用或直接挪用了来自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等的研究经验和理论知识谱系来解读“仪式音乐”，不免令人质疑：其他学科用于仪式乃至非仪式研究的理论概念是否适用、或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仪式中“音乐”的解释?
4、微观－中观－宏观：英语学界中国信仰仪式音乐之整体研究成果，目前多为“微观个案”。面对传统深厚、支脉复杂的中国仪式音乐，多数学者会谨慎选择一个内容丰富且边界清晰的个案，透过长时段图书馆与田野工作完成对这一微观事项的细致爬梳，并最终形成一个精致的微观音乐民族志文本。笔者看来，英语学界对中国仪式音乐的认知，从微观个案走向中观比较，再至产生出某种宏观阐释格局尚需相当时日。溯其缘由，一方面是因为英语学界尚未真正形成关于中国音乐乃至仪式音乐研究的学术团队，相关学者的研究各有偏爱并未达成有效的内部学术对话；另一方面，尽管大多英语学界学者都与汉语学界学者有个人化的充分交流，但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方学术对话，英语学界对目前汉语学界已有的研究深度和广度并未真正把握。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无论对局内汉语学者还是局外英语学者而言，信仰仪式音乐都是一个深重的话题。随着学界对中国传统音乐礼仪化、民俗化及文化化之本质的日渐体悟，仪式音乐正在回归到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核心，在纵向上贯穿时间、语境更迭的传统社会及当下变迁，在横向上沟通官、仕、民、僧的传统社会结构及多族群、多信仰的文化交往。作为缘生于文化网络上的一个“结点”，中国信仰仪式音乐运行于整体社会的“意义之网”中，对这个结点的打通不仅需寻求更广泛的跨学科合作，更希求中、西方学者跨语境的群体互动与深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