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稳定性”与“流动性”，或仪式展演之“身体观”与“角色性别研究”的描述。上述3位以英文写作的台湾学者生长于中国文化，又受训于西方学术传统，既具有中西方双重文化身份，又对佛教仪式音乐有局内体验式考察。这种认同的双重性明显地体现在他们对佛教仪式音乐的研究中，即在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样态与意味的同时，呼应着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惯有的问题意识。
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斯切潘斯基在其博士论文《笙管乐的过去与当下：五台山佛教音乐的传统、调适与革新》中，展示出年轻西方学者对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浓厚兴趣与研究功底。这篇近600页的论文如百科全书般对五台山佛教仪式音乐做出全面周到的描述，并对传统中国宗教音乐如何适应不断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场景做出有益的理论探讨。在论文摘要的结尾作者似乎颇有感慨，认为中国佛教仪式音乐的这一重要研究领域在西方学界尚有巨大的学术空间，需进一步重视与关注。
二、道教仪式音乐研究
“道教仪式”在西方人关于中国制度性宗教仪式的研究中实属显学。1991年法国学者石秀娜出版《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对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道教研究做出完整梳理。在作者的论述中，施舟人、苏海涵、米歇尔·斯特里克曼、劳格文、龙彼德等等道教研究的重要西方学者均对道教科仪做出过不同侧面的专题讨论。
不过颇为失衡的是，与道教及其科仪本身的研究相比，英语语境中关于道教科仪音乐的研究呈现出巨大的落差。尽管钟思第、施祥生、李海伦、陈慧珊等民族音乐学家的研究均在某种程度上牵涉到道教仪式音乐，但他们的研究论及更多的不是作为制度性宗教的道教仪轨中的音乐，而是作为民间宗教(或称扩散型宗教)的、地方化、民俗化了的道教仪式音乐。1985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
“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在其后出版的论文集中我们第一次看到西方学界关于道教科仪音乐的集中研讨。一些道教研究的重要学者和民族音乐学家在会上纷纷发表了他们以“科仪音乐”为视角的研究——如：苏海涵《宿启科仪：乐谱和录像以及安灵宝真文，收真文舞蹈》、朱迪思·博尔茨《道藏乐谱及其今日之演奏习惯》、阿伦·卡根《八仙贺寿：音乐的象征与仪式》等。
曹本冶于1989年向匹兹堡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道教仪式音乐：香港道观之<盂兰盆会>(饿鬼节)个案研究》是首篇以英文写作的、以道教科仪音乐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作者从“仪式场景”和
“音乐与文本”两个角度系统分析诠释了“盂兰盆会”这一重要的道教科仪中音乐的声音形态，以及音乐与仪式、音乐与经文、道乐与民间音乐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探讨了仪式音乐传统之地域性和跨地域性涵义。他的其他英文出版包括《中国的道教仪式音乐》、《道教仪式音乐的固定与非固定因素：以上海白云观施食仪式的个案研究为例》。
除却西方学界自身在“道教仪式音乐”与“道教及道教科仪”研究间严重比例失衡之外，另一个明显的失衡表现在中文学界近年来对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拓展及中、西方就此方面交流的欠缺。1993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曹本冶教授着意组织中国大陆及港台学者对道教仪式音乐进行规模宏大的系统研究。“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和“中国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的曲目、风格及传统研究”两项重大课题，分别针对作为制度性宗教的道教科仪音乐以及扩散性宗教的民间道教用乐进行了精致研究，并在50多项个案的基础上拓展出关于道教乃至信仰仪式音乐研究的种种理论升华。据曹先生口述，其刻意组织汉语学者并以汉语对道教仪式音乐的研究，目的之一即在提升汉语学界对母语音乐文化的整体认知能力。如曹先生所愿，上述若干研究成果已经在中国音乐学界产生深刻影响。不过甚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实例和理论总结至今尚未真正传播到英语学界，并与之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
三、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在英语学界关于中国仪式音乐的研究中，民间信仰仪式音乐不仅与其他学科关系最紧密，且学者们涉猎最多、文献量最大。由于中国民间音乐自身“礼俗化”的生长特质，使得英语学界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大多都涉及到信仰仪式音乐。针对难以计数的相关文献，本文仅截取这一领域中2位重要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分别讨论：其一为钟思第关于汉人民间信仰仪式中器乐传统的研究；其二为李海伦关于纳西人与洞经仪式音乐的研究。
在钟思第对中国传统音乐(尤其是北中国民间器乐传统)的研究中，仪式音乐是其贯穿至今的主线。透过lO余年的田野工作，钟思第渐渐觉悟到信仰仪式音乐之于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地位，并将其“自觉”引入研究的核心视域。从钟思第1995－2008年的3部著作，可见到一个局外学者对他者音乐文化日渐觉悟的学术历程。在《中国民间乐社》中，作者将仪式音乐置于中国器乐传统的重要位置，以不同的专题描述了器乐传统仪式庆典化的生长空间及其与民俗节庆信仰活动之间的关系。著述中多次提到中国传统音乐各种仪式化的生存方式，并试图从仪式音乐的角度讨论中国传统音乐中宫廷、文人、寺院与民间音乐的多种关联。《采风：新旧中国乡村音乐家们的生活》以京畿涞水县南高洛村为焦点，将民间音乐家的个人命运与中国20世纪复杂的社会变迁脉络，以及乐社组织与地方信仰、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在文章中，仪式与仪式音乐再次成为重要脉络，作者不仅将乐社“音乐会”界定为仪式性组织，并将传统音乐会的运作方式、功能联系到当地的各种地方仪式传统中。在著述之末，作者将仪式化的音乐与音乐生活视为传统的象征并表现出对其现代化变迁的焦虑。钟思第第3部著作《中国北方的仪式与音乐：山西管乐乐班》，在对山西阳高县“阴阳”(笙管乐班)与“鼓匠”(唢呐乐班)为主要对象的考察中，作者以“葬礼”和“庙会”为主要线索，对民间化和地方化的佛、道仪式中的音乐组织、音乐行为与音乐形式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作者认为阴阳和鼓匠在本质上既是仪式专家又是音乐操弄者，而管乐乐班本身即为一种仪式组织。以北中国民间器乐的研究作为其认知中国传统音乐的起点，信仰仪式音乐最终成为钟思第从局外走向局内的一以贯之主题。
在西方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仪式音乐仍是凸显的主题，其中李海伦(Helen Rees)关于西南纳西人洞经音乐的研究显得颇为突出。李海伦以其博士论文《音乐的变色龙：纳西属地的中国／汉族曲库》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以洞经音乐为主题的论文并于2000年出版专著《历史的回声：纳西音乐在现代中国》。在作者的描述中，1950年代之前“洞经音乐”在纳西人眼中是典型的汉族道教仪式音乐，不仅有特定的操弄人群“洞经会”，而且在佛、道、儒三教的特定仪式中进行展演。1950年之后，尤其是1980年代以降，当地纳西人将洞经音乐作为本民族文化的象征纳入到纳西传统音乐体系中，以“纳西古乐”命名后的洞经音乐失去了原有的仪式功能而作为旅游资源呈现在各种民俗舞台上。透过这样一个仪式音乐世俗化和舞台化的过程，李海伦试图为中国西南一个少数族群自治小城勾勒出一副历史的、国家的、族群的、政治的乃至全球的动态背景，并在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