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新中国宣传画艺术风格成因的解析
（一）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服务于苏联传播领域的宣传画具有宣传和鼓动作用，对苏联的政治宣传起了重要作用，这对新中国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领域具有启发和诱导作用。苏联的宣传画为新中国的宣传画提供了英雄主义的造型特点和表现主题的基本图式；另外，当时社会主义波兰的宣传画也带来了丰富的感召力、想象力和艺术表现力。
（二）国内政治转型期的舆论宣传需要
新中国政权的诞生，面临着国内外诸多不稳定的政治环境，需要具有强烈宣传和鼓动作用的载体以凝心聚力，这为宣传画的出现提供了条件。新中国建立之初，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不发达，宣传画以其自身醒目的形象、标语和口号，张贴在公共场所，成为了舆论引导的强有力的大众传播形式。
（三）画家主体创作艺术风格的转变
艺术形态服务于政治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度的建立，彻底推翻了中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因而带有鲜明资本主义和商品特征的月份牌广告随之消失了，这些月份牌画家如李慕白、金梅生等人转向表现新社会新生活的年画和服务于政治需求的宣传画创作；服务的对象从资本主义商品宣传转向社会最底层的工农大众；艺术风格也出现由表现时髦女性的婀娜、细腻和柔美转向赞美新社会欣欣向荣与激情向上的风格变化。（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跃进发展的动力新中国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为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和建设步伐，通过宣传画这种既具有艺术性又具有通俗性的宣传方式，能够快捷、直观、广泛地宣传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方针，有利于提升全社会的士气、促进民众投身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因此出现在这一时期宣传画中的人物造型热情饱满、激情迸发，对革命和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感召作用。
二、对新中国宣传画表现特征的解析
（一）艺术风格的革命性
新中国的宣传画是在结束中华民国、建立新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绘画艺术形式。在此之前，服务于民国的月份牌广告消失了，被宣传画所取代。而在绘制技法、服务对象、作品选题、艺术形式等方面均出现鲜明的差异性，体现了宣传画艺术风格的革命性特点。随着服务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月份牌广告的消失，从事月份牌类创作的画家转向了年画和宣传画的创作。虽然这一时期以擦笔水彩画技法表现的月份牌基本走向终结，但这一时期的宣传画作品常见月份牌技法。新年画继承了擦笔水彩画表现技法，其目的就是借用传统民间年画的形式和柔美的表现风格，宣传当时社会和谐的新思想、新动向和新风尚。典型的月份牌画家李慕白、金梅生等人就是月份牌画家转向新年画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笔锋一转，从表现婀娜多姿的民国时髦女性转向新中国成立后的基层人民大众，作品的内涵、形式和服务对象发生了根本变化。新中国的新年画和宣传画虽然在功能上有所区别，但新年画实际上也承担了宣传画的功能，尤其是采用擦笔水彩画技法表现的年画和宣传画，除了标语口号、画幅尺寸和张贴的场所与宣传画稍有不同之外，基本传达了相同或相似的功能。直至“文革”时期强化了宣传画的相对固定的高大全、红光亮的图式和改革开放后的西方设计风格引入，年画与宣传画基本分道扬镳了。擦笔水彩画技法绘制的宣传画和年画，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继承和发展，而“文革”以后的宣传画和广告画表现手法基本被水粉、油画、版画、国画和计算机所取代。另一方面，新中国与苏联交好，而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体现在军事题材、领袖题材、工业发展题材方面的表现技法和艺术形式对中国当时的宣传画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因而从舶来的角度讲，当时中国的宣传画具有苏联宣传画的风格。综上，新中国宣传画既具有擦笔水彩画技法的含蓄柔美特点，又具有苏联宣传画、油画、广告画和蒙太奇技法的厚重特征，呈现出纵向新旧过渡和横向东西融合的特点。
（二）表现内容的政治性
艺术形态服务于政治需求，在新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宣传画以独特的语境紧随时代脉搏，表达了新生政权的主张；新生政权也正是利用宣传画的特点，大力发展革命文艺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基于此，艺术家大都采用紧跟时事的形象和事件，开门见山地传达思想和主张，一针见血地披露问题的本质。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中要求“：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讲话》促进了延安等各个解放区抗战和解放战争宣传画的发展，为新中国宣传画的形式奠定了基础，也为新中国宣传画的创作打上了政治烙印。1958年，新中国美术奠基人蔡若虹在全国美术工作会议上发言说：“加强我们的政治学习和投身到群众的火热的斗争中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仍是我们美术工作者行动的指南。”1960年，画家邹雅在十年宣传画展览会座谈会上说：“我们的宣传画也有很大的发展。已在逐渐形成我们民族的形式。这是与画家更好深入地了解生活和认真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分不开的。”与会的宣传画画家们也一致认为：“宣传画首先要服从于政治的要求，根据政治要求来搞。也就是首先要政治挂帅。”这些都为宣传画的创作蒙上了鲜明而浓郁的政治色彩。
这一时期表现突出的是“文革”宣传画。一般来说，“文革”政治宣传画会给人以“红光亮”“金光闪闪”和“祖国山河一片红”的视觉印象，这种色彩的运用往往形成固定的模式，即整体呈现红色，是表现“文革”红色文化的最有效手法。在画面中的色彩分解运用也形成较为惯性的模式，即领袖永远是灰色中山装，大概是革命时期灰色军装的情缘，或军绿色服饰的赋予，表现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战士、红卫兵的绿色色彩运用；劳动者的灰蓝色劳动服装的处理；民间女性的艳粉与蓝花色的服饰表现；工人阶级的黄褐色色彩描绘……这些色彩的表现形成较为固定的模式，被赋予鲜明的政治烙印。这是描述狂热政治追求的心理在色彩上的表现；另一方面，在这些政治主导的宣传画中，除了以上的色彩印象之外，也有表达喜庆、欢快、热烈、民俗等色彩关系，这些色彩运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单一以红色政治为主的色彩文化。“文革”宣传画起初以红卫兵批斗为主，到宣传和鼓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再到抓生产建设的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工农兵选题，一直都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义。《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描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画中，红卫兵和工农兵人物的脸型、表现、衣帽、发型、服装、动作的刻画和人物的组合、道具、所处生活场景的造型，以及画面中的色彩、文字配置等，与此时期的‘八台样板戏’、国画、油画等造型艺术中的人物刻画和造型、色彩等，如同孪生兄弟、同胞姐妹。风格雷同，语言单调，片面强调用视觉表象来传达政治的话语，完全变成了政治的符号。”
（三）舆论引导的鼓动性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艰难起步，奋起直前，勇敢地肩负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重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迅速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全国各地的生产和建设日新月异，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现在宣传画中以喜悦、丰收、建设、成就、和谐、欢快等形象为主，人物表情亲切微笑，造型动作跃势欢快，人与人的关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洋溢着和谐氛围，宣传画整体表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欣欣向荣的宣传画，受到“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旗帜的影响，画家们以空前的政治热情，“跃进”式地绘制了大量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生产生活宣传画，政治的热情带动了艺术形态的繁荣，形成此时宣传画创作的高潮。表现群众生产生活的“文革”宣传画呈现了“文革”阴霾中表现温馨和人性的一面，能够反映出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拼搏、欢庆、喜悦、阳光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从伟人、领袖毛主席的永恒的笑容到工农兵的友善而豪迈的面容，再到红卫兵积极可爱的笑貌中，都映射出“文革”人的政治热情和生活激情。宣传画中描绘的伟人和生产生活中的民众，用微笑、帮助和无私的关怀传递出热情、温暖的阶级情感。
在表现阶级斗争的“文革”宣传画中，描绘狂热的红卫兵一代走在最前方，成为政治运动中的重要角色，他们以革命者自居，热烈地向往和狂热地追求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燃烧了一代人的热情；“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口号激发着工人和农民奉献的热情；学雷锋运动转变为献身革命、阶级仇恨和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个人崇拜……这些宣传画中描绘人的狂热与执着，形成鲜明的特征，映射了“文革”那一段激情的岁月。
作者：高品 霍楷 单位：沈阳建筑大学设计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