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结构
红山文化经济结构包括农业、采集业、渔猎业、饲养业等生业模式和各类手工业。红山文化生业模式各占份额如何，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一些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农业经济发达，居于主导地位；一些学者则认为，红山文化的农业比重并没有上升到经济的主导地位，其经济应该属于农业和渔猎并重类型。从最新的考古发现结合浮选结果来看，似乎更支持第二种观点。红山文化的生业模式是怎样的？近年来在魏家窝铺、兴隆沟第二地点和哈民忙哈遗址发掘过程中进行的系统取样与浮选，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一）典型遗址生业模式分析
魏家窝铺遗址位于赤峰市红山区文钟镇魏家窝铺村东北部平缓台地上，遗址总面积约９３ ０００ｍ２，这是一处规模较大的红山文化早中期聚落遗址。该遗址发现于２００７年，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连续进行了４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前三年共揭露面积超过１３ ２００ｍ２。发掘过程中先后采集浮选土样１１０份，浮选的土量总计为６２１升。在魏家窝铺遗址１１０份浮选样品中共发现了１００粒各种炭化植物种子，可以确认的农作物粟和黍总量５１粒，占出土炭化植物种子总数的５１％。其他可鉴定的有禾本科、藜科、豆科、唇形科等植物种子４８粒，占４８％。通过分析，魏家窝铺遗址粟和黍的出土概率仅为７％，出土概率结合绝对数量来看，以粟、黍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在魏家窝铺遗址中所占比重较小。其他植物种子也许是有意采集以备食用，抑或作为杂草伴随农作物的收割被带到遗址内。同时，在魏家窝铺遗址重浮部分提取到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及部分动物骨骼，其中鱼骨的数量很大［９］。在魏家窝铺遗址发掘出土有少量鹿角、大型淡水蚌类等动物骨骼［３］。这说明渔猎经济在魏家窝铺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镇兴隆沟村西南约１ｋｍ的山坡上。其中的第二地点位于村东北的一片农田中，是一处带有长方形环壕的红山文化晚期聚落遗址。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炭化植物种子数量比较少，总计不到１００粒，其中属于农作物的是粟和黍，但以硬果类和鲜果类的植物遗存在种子总量中比较突出，如蔷薇科的杜梨、欧李和山杏，壳斗科的橡树，榛科的榛子，胡桃科的山核桃等［１０］。浮选结果显示当时的农业在兴隆沟第二地点所占比重较低，而采集所占比重较高。哈民忙哈遗址位于通辽市科左中旗舍伯吐镇东南约２０ｋｍ处。遗址地处西辽河平原东部，科尔沁沙地的腹地，这是一处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３年的发掘中，共揭露面积７ ２００ｍ２。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先后共采集浮选土样４４份，浮选土量共计３６９升。在４４份样品中共出土８１６ ３４２粒植物种子，其中包括粟、黍和大麻三种农作物种子，合计６３８粒，占出土植物种子总数的０．０８％。其他非农作物植物遗存有藜科藜属、禾本科狗尾草属、野稷和马唐，菊科大籽蒿等植物科属的种子。其中菊科大籽蒿８１５ ６３２粒，占总数的９９．９１％。但也如其所言，采样浮选鉴定结果不是很理想。如果去除菊科大籽蒿的绝对数量，哈民忙哈遗址的农业在出土植物种子中所占比重是绝对多数的。其中的大麻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经济类作物，纤维可制麻布，种子可榨油或供药用，抑或用于宗教活动中的致幻剂。其他植物种子可能是采集品，也可能是杂草。但在哈民忙哈遗址Ｆ５７内发现了１４４粒保存比较完整的蕤核核果，则应是采集品［９］。遗址发掘出土大量的动物骨骼，经鉴定有鹿、狍子、牛、马、猪、兔、鸡、鼠等，其中以啮齿类和鸟类最多［１１］。该遗址笔者认为其经济结构中农业比重当高于魏家窝铺遗址，但狩猎采集仍占相当大比重。除上述魏家窝铺、兴隆沟第二地点和哈民忙哈三处经过系统取样与浮选的遗址外，考古工作者还在杜力营子、七家南梁、敖包山、小洼子、大窝铺等五处遗址浮选结果中，也发现黍１粒和藜科藜属藜植物种子１粒［１２］。农业种植也有差别，如魏家窝铺遗址农作物粟多于黍；而哈民忙哈遗址则以黍为主，黍的出土数量和出土概率远高于粟，这是由各地不同的土壤、水文及气候等条件所决定的。以上浮选资料表明，红山文化的经济结构中，农业、采集和渔猎所占比重相当或略有高低，也存在家庭饲养业。不同区域、不同遗址也存在比重差异，但总体相当。从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文化发展序列来看，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开始种植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作农业，同时采集、渔猎等是兴隆洼文化生业方式的主体；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延续了自兴隆洼文化业已开始的这种生业模式，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生业方式的主导，农作物品种呈现相对多元化趋势，这也是农业发达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肉食来源方面，一改之前以渔猎为主的方式，家畜饲养成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主要肉食来源［９］。
（二）出土物反映出的生业模式和手工业生产
史前生产工具应该包括木、石、骨、蚌等质类，但木质工具不易保存，我们只能以保存下来的石、骨、蚌等类生产工具为对象进行考察，这其中数量最多、最为重要的要数石器。工具当中，斧、耜、铲、锄、镢、刀、镰、杵、磨棒、磨盘、臼等，与砍伐、整地、松土、收割、加工等有关，可归入农业工具类。锛、凿、针、锥、锤、钻、纺轮、纺瓜、磨石、饼形器、研磨器等，则主要为手工业工具。球、矛、镞、网坠、石刃、石叶、刮削器、砍砸器、棍棒头、石核、石片、尖状器、切割器、网坠、匕等石器、骨器、蚌器和细石器，与狩猎、捕鱼、肉食切割等有关，可归入渔猎工具类。根据统计结果，在农业工具、渔猎工具和手工工具三大类工具分类中，遗址间是有差异的。有些遗址农业工具所占比例较高，如水泉遗址占６９％，甚至有超过８０％的，如馒头山遗址和撒旗花遗址；有的遗址比例较低，仅占十多个百分点，如友好村二道梁遗址、四棱山窑址、西水泉遗址、大沁他拉遗址等；一般比例多在２０％～５０％之间。渔猎工具所占比例普遍较高，在所统计的１９个遗址中，比例超过６０％的７个，占３７％；比例低于３０％的只有２个遗址；比例在３０％—５０％之间的遗址有９个。手工工具类比例普遍不高，比例多集中在１０％～４０％之间，占６８％。这种差异既有地域不同、气候不同导致的差异，也有遗址的性质不同显示出的差异，还有获得资料的手段不同如发掘和调查所得等导致的差异。但一般而言，农业工具所占比例多在２０％～５０％之间，渔猎工具所占比例多在３０％～５０％之间，而手工工具所占比例多集中在１０％～４０％之间。说明红山文化农业生产和渔猎经济所占比重相当。对所出工具总体进行统计可知，农业工具所占比例大致为２５％，渔猎工具所占比例大致为５６％，手工工具所占比例大致为１９％。以经过系统发掘的白音长汗遗址为例，农业工具所占比例大致为３３％，渔猎工具所占比例大致为３９％，手工工具所占比例大致为２８％，应是红山文化经济结构的典型代表。这样说来，这一分析结果和上文所做浮选结果近似。在红山文化经济结构中，农业和渔猎采集所占比重大致相当，遗址间比重有所差异，手工业在经济结构中也占有一定比重。学者多举《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１３］一文中关于兴隆洼遗址中红山文化的δ１３ Ｃ值，所对应的Ｃ４、Ｃ３类植物的百分比分别为１００％、０％，来说明红山文化先民以Ｃ４为主，也即食物以粮食作物粟和黍为主。笔者想要说的是，其一这是孤例，并且只是一处遗址，不具有代表性；其二就是其计算方法上，计算中所取Ｃ４、Ｃ３类植物的δ１３ Ｃ值分别是两者的平均值，而实际Ｃ４或Ｃ３类δ１３ Ｃ值本身分别是一分布范围。如Ｃ３类植物，与我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有稻米、小麦等，根据文中的描述，豆科类和大部分的坚果均属Ｃ３类，其δ１３Ｃ值范围为－２３％～－３０％，平均值为－２６；Ｃ４类植物，如玉米、小米、高粱等，其δ１３ Ｃ值范围为－８％～－１４％，平均值为－１１％。而此次选取的样品仅１例，δ１３Ｃ值为－５．４３％，才有了上述所谓的Ｃ４、Ｃ３类植物的百分比分别为１００％、０％这样的估算［１３］。这并不能说明红山文化居民是以粟、黍粮食作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红山文化手工业包括制石、制骨、制木、制陶、制玉以及建筑和雕塑等。前述红山文化诸遗址发现的不同用途、数量不等的石器，如斧、锛、凿、耜、铲、锄等，以磨制为主，琢制和压制数量也较多，而打制数量则较少，器型较规整。骨器和蚌器数量不多，但磨制精细。斧、锛、凿、耜、铲、锄、镢、刀、镰、镞等这些石木组合工具发现数量极多，正说明制木业应该很发达。上述多为生产生活用品，有学者认为这些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１４］。红山文化陶器包括日常生活用陶，如筒形器、钵、小口罐、鼓腹罐、盆、瓮、斜口器、器盖等；各式彩陶如无底筒形罐、双腹盆、垂腹罐、盖罐等，以及造型奇特的豆形器盖、塔形器等，可能属祭祀用器。红山文化窑址也有发现，在敖汉旗四棱山发现６座［７］６４－８３，上机房营子遗址发现两座［１５］。红山文化玉器发现数量可观，据统计，墓葬中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共计１８８件，遗址和地层中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共有３５件，有采集与征集地点的红山文化玉器１１２件，后世遗址中共出土红山文化玉器２０件，总计３５５件；其中几何造型类玉器有玦、管、珠、斧、钺、矛、斜口筒形器、璧、连璧、不规则刃边器、镯、环、璜、三孔梳背饰、瓦沟纹臂饰、棒锥形器、几何形耳坠１７种，肖生造型类玉器有肖生形耳坠、人与人面、凤与凤首、鸟、鸮、龟、鳖、蝉、蚕、蚕蛹、昆虫、其他肖生动物１３种，抽象造型类玉器有勾云形器、钩刀、带齿兽面形器、简化带齿形器、Ｃ形龙、玦形猪龙、丫形猪龙、片状猪龙首、其他抽象动物造型佩９种［１６］。不唯如此，还发现有与制玉有关的遗存：在敖汉旗董家营子遗址发现大量有切割痕的废弃玉石料，在大甸子乡大瓜翅出土玉箍坯料，在丰收乡骆驼营子小洞山出土玉箍内心［１４］。除此之外还有雕塑业和建筑业的存在。在红山文化诸遗址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人造塑像，包括石质、玉质、陶质和泥质四类，其中石质计有８件，玉质计４件，陶质１５件以上，泥质超过９件［１７］。这类人造塑像的使用地和使用者同玉器应该一致，表明这也是隶属于红山文化统治阶层或者说巫觋集团专属的职业化部门。建筑业比如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包括积石冢的修建，表明这也是一个专门的职业。
二、社会管理
红山文化广布于辽西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有遗址点超过１ ０００个。如何对红山文化先民实施有效的管理，以保证内部有足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够有序、有效的运转从而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应该是红山文化统治阶层通过不断探索选择的他们认为有效的管理模式和管理体系。
（一）管理模式
红山文化实行的是神权管理模式。史前时期，生产力低下，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够强。在这一情况下，一种文化选择何种管理模式，应该是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人们的信仰、文化的传承、生产生活习惯等相关联。红山文化发现了数量众多的宗教祭祀遗存，包括祭坛、积石冢、女神庙等遗址和各类人造塑像、事神玉器以及造型奇特用途不明的彩陶等遗物。红山文化祭祀遗存既存在着诸如牛河梁这样属整个红山文化最高层级的专用祭祀区的祭祀遗存和东山嘴这样属于一定区域内诸多聚落或聚落群共用的区域祭祀中心，还有敖汉旗的草帽山祭祀群、老虎山河上游两岸７处单坛、单冢或坛、冢结合的祭祀群，以及西水泉、西台、兴隆沟、四棱山、那斯台、三官甸子、田家沟、胡头沟等从属于一个聚落或某群聚落的祭祀遗存。其形态也不尽相同，单坛、单冢或坛、冢结合，乃至坛、冢、庙齐备，还有如兴隆沟遗址以一尊陶质人造塑像为核心构建起的祭祀遗存等。祭祀的对象可能有地母、生育神、农神、男性祖先神、女神、社神、龙神、动物神、山川神等。总计超过３６件各种质类的人造塑像、总计超过３５５件各种造型的玉器和诸如无底筒形器、塔形器、盖罐、豆形器盖等彩陶的大量、普遍发现，无不显示出红山文化强烈的神权特征。和中原地区同时代的仰韶文化有异，红山文化几乎没有象征王权的石钺、玉钺的发现，而仰韶文化几乎仅见石钺、玉钺等代表王权、军权的玉石器，不见红山文化动物形事神玉器。红山文化这种神权管理体系，不仅体现在层级较高的大型聚落精英阶层，在最基层的聚落内也弥漫着浓郁的宗教色彩。这可能表明，红山文化神权管理体系是在其社会内部自然发展过程中共同选择的一种方式。我们现在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那一时期的宗教，但在原始宗教产生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也具有统一思想、增强族群内部向心力和凝聚力、借助神力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积极意义。红山文化先民选择神权管理体系，原因何在？其一可能是环境因素，根据相关研究成果，西辽河流域在距今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年是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最宜期［１８］。红山文化分布区地处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衔接地带，区域内多山多水，气候湿润，雨量充沛，草木丛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这样的环境条件，为红山文化先民提供了丰富的可供生活的自然资源，前文我们探讨红山文化经济形态时，农业和渔猎采集并重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下，红山文化先民几乎没有与其他文化的冲突和常发性的自然灾害，一般易于选择以宗教的形式团结族群，实施管理，古今中外皆不乏此类案例；其二是渔猎采集比重大的族群，由于多集体狩猎，集体进食和娱神，易于走向神权管理模式；其三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辽西地区在红山文化之前的兴隆洼文化时期和赵宝沟文化时期，便发现有人造塑像、玉器和祭祀遗存，原始宗教开始起源并初步发展，至红山文化时期发展至顶峰。
（二）管理体系
从现有考古资料反映出的情况看，红山文化在社会管理层面已有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这种管理体系包括自上而下的分层管理和分区管理，以及与社会分工相关联的专门化生产方面的分群管理。１．分层管理分层管理即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与被管理体系的构建。这从红山文化这一族群内部之间出现了聚落的层级分化、巫觋管理集团层级的形成以及以积石冢为代表的一人独尊社会等级分化等，可以窥得一二。红山文化时期，辽西地区聚落群的涌现是该时期最为重要的社会景观。如在内蒙古敖汉旗境内就发现多达５０２处红山文化遗址，在赤峰地区的锡伯河、半支箭河、阴河流域调查发现１６０处红山文化遗址［１９］。迄今发掘和调查的红山文化聚落超过１ ０００余处。据对４６７处内涵单一的红山文化遗址统计显示，若以１万ｍ２以下为小型聚落、１万～１０万ｍ２为中型聚落、１０万ｍ２以上为大型聚落这样的划分标准，三者数字分别为２７４、１６８和２５，呈金字塔般分布。不唯如此，还存在中型聚落周围分布着众多小型聚落、若干群中型聚落群以某一大型聚落为中心分布的规律，这说明红山文化聚落已出现了层级分化。如敖汉旗西部的七道湾聚落群，十几个小型聚落分别围绕着３个中型聚落分布，这３个中型聚落则以七道湾大型聚落为中心［２０］。巫觋集团在红山文化内部不仅仅是从事宗教活动的群体，更重要的是已成为社会管理阶层。从红山文化诸遗址的发现来看，牛河梁遗址面积广大，达５０ｋｍ２，是坛、冢、庙齐备的一处大型遗存。更重要的是，在其周围方圆１００ｋｍ２范围内几无聚落遗址的发现，反映的是它的尊崇和地位，可能是整个红山文化最高层级的专用祭祀区，这里当是红山文化最高层级巫觋集团活动的场所，应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具有历史时期都城的性质与功能。而东山嘴祭祀遗存脱离居住区独立存在，表面它不仅仅属于某一个聚落，而是一定区域内若干聚落或聚落群共用的专属祭祀场所，活动于此的群体应是地位低于牛河梁遗址内的巫觋集团，具有区域性管理集团的性质。还有单一聚落内部的巫觋群体，如兴隆沟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２１］，虽对其认识不一，但表明每个聚落也存在专事宗教活动的巫觋群体，他们同时担负着管理本聚落的职责。这表明，红山文化不仅存在着巫觋集团，而且巫觋集团已经形成层级。从现有资料看，最少存在着如牛河梁那样的最高层级巫觋集团、东山嘴那样低于牛河梁的巫觋集团和兴隆沟那样基层单位的巫觋集团３个层级。巫觋集团的分层利于对整个红山文化的有效管理。牛河梁遗址最为重要的是位于主梁顶端的女神庙和与之相关的方形祭坛，这一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凸显神的至高无上。牛河梁遗址的１６个地点中积石冢群１１处，这１１处积石冢群在结构和规模方面都存在差异，应有主次之分。同一冢群内存在中心墓、台阶式墓、甲类砌石墓和乙类砌石墓四个等级的墓葬等级分化。牛河梁第１６地点４号墓是目前所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一座红山文化石棺墓，包括第５地点１号冢中心大墓等均发现有通神的玉器，墓穴规模大，营造又极为费力费时，突显出墓主人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郭大顺先生认为，以牛河梁积石冢为代表的红山文化遗存，表明以突出一人至高无上为中心的等级分化已经制度化［２２］。牛河梁积石冢“唯玉为葬”的葬制和白音长汗红山文化墓葬几乎没有随葬品的形态形成强烈反差，表明的不仅仅是贫富分化，更多的是等级分化乃至阶级分化，“一人独尊”的等级分化乃至阶级分化在红山文化已经构建，红山文化的社会管理已经规范化、制度化。２．分区管理实施有效的管理不仅要有完备的自上而下的从属管理，面对区域较大、分布密集的红山文化聚落和先民，还存在着分区管理的体系。这种分区管理是与一定区域内的人群构成、语言、宗教、生产生活方式等相关联的。考古学上一般会据此划分出文化类型，或者再细化为亚型。关于红山文化的类型划分，有学者早在１９８６年就把以朝阳地区为中心的红山文化命名为“城子山类型”，而将以赤峰地区为中心的红山文化命名为“红山后类型”，年代上城子山类型晚于红山后类型［２３］；进而在１９８８年把红山文化划分为四棱山类型、红山后类型、城子山类型和山神庙类型［２４］。秉琦先生将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赤峰地区称为红山西支，命名为“西水泉类型”；以大凌河流域为中心的大、小凌河地区称为红山东支，命名为“东山嘴类型”［２５］。１９８９年，杨虎先生发现红山文化早期遗存，将之命名为“兴隆洼Ｆ１３３遗存”。他认为西水泉遗址红山文化比较单纯，主张称之为“西水泉类型”，而把城子山类型改称“东山嘴类型”，主张兴隆洼Ｆ１３３遗存、西水泉类型、东山嘴类型是红山文化前后相继的早、中、晚三期［２６］。类型划分虽然仍存在争议，但可以从中看出红山文化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区域管理体系。在这些大的区域下，应该还有小的甚至更小的分区，从而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备的区域管理体系。３．分群管理分群管理主要是与社会分工相关联的。从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红山文化存在一定的农业生产。冯时先生通过对牛河梁第２地点三环石坛的研究发现，这一遗存的内在关系与分至日的昼夜关系极为一致［２７］，天文学知识的积累与历法的逐步确立存在必然联系。红山文化的巫觋集团不仅垄断着与神沟通的权力，也是知识的垄断者，他们不仅是管理阶层、统治阶层，还运用天文学知识制定历法用来组织、指导农业生产。敖汉旗四棱山窑址和赤峰市上机房营子遗址两地陶窑形状和结构相似，有学者认为，这些发现说明红山文化陶器制作脱离了家庭制作方式，出现了专门从事制陶生产的陶工，制陶业出现专业化［１４］。红山文化玉器发现较多，玉器的使用地一般与宗教祭祀相关，其使用者一般是主持宗教祭祀活动的巫觋。玉器从选料到成品有一整套的制作程序，需要专业化的工具、工匠、技能和技术。从考古发现来看，既有专属的玉器加工遗存的发现，又有大量专属玉器的发现，玉器加工生产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和部门，制玉工业呈现专门化。正如我们上文论述的那样，生产生活用品类的手工业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化的职业和部门。但陶礼器、玉器、雕塑业和建筑业等，应该已经形成专业化和职业化，对这些部门和从业者的管理根据分工实行的应是专门化分群管理体系。农业生产主要采取指导管理，石器制造、木器制造、日用陶器以及采集、渔猎、饲养主要是群体内部根据人群构成与实际需要采取“有分工，但不固化”的松散分群管理。
三、结语
红山文化历经千余年，它的经济构成应该说是复杂的。早期渔猎所占比重略大，中期农业开始发展，晚期形成农业与渔猎并重，从而形成渔、猎、农并行的多种生业模式。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需求的增加，红山文化的一部分手工业如制陶、制玉、雕塑和建筑开始从日常的农业、渔猎采集中分离出来成为专业化生产，从业者逐渐职业化。适应地域、人群构成、文化、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的需求，红山文化先民选择了神权管理模式。并为实施有效的管理，建立起与之匹配的分层管理、分区管理和分群管理的管理体系。最终，红山文化形成了自己完备的管理系统。经济的多样性和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使得红山文化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发展，最终孕育出文明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