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至20日，红军东征西渡路线采风活动暨长篇小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研讨会在永和县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学者专家对这部作品予以高度评价。《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围绕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组成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的这段历史，以当代立场和视野，首次呈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救亡史及其复杂性，史诗般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抗战的历史功绩，以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形成的伟大意义。
70后作家，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他说，这部作品是自己目前体量最大、下功夫最大的一部长篇小说，更是他的阶段性代表作之一。
读书报：之前你曾经写过中篇《弃城》，也是反映晋西南的抗战，与《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有关联吗？
李骏虎：写中篇《弃城》就是为了给《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写作做准备，但不是同一个历史阶段。写《弃城》的收获是，我实践了一下用小说的手法塑造阎锡山的内心世界，并且形成了自己在历史小说创作追求中“去小说化”的理念，即使读者在阅读中相信我讲述的就是历史真相。
读书报：写作《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你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李骏虎：历史小说的创作，主要的准备工作就是打通史料，包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人文地理、风土人情诸种方面。当我决定书写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东征山西、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这段历史后，首先想到的是应该研究涉猎一下当时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对日态势。这段历史文学上鲜有表现，史料也不够充分，为了打通史料、开拓思路，我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购买到相关著作、回忆录、资料一百多部，其中很多史料零碎、互相矛盾，需要寻找更多的佐证。滚雪球一样的史料堆积是我没有想到的，但也只有耐心认真地理清历史事件脉络，感悟历史风云。同时，我在中国作协的资助下，来到永和县、石楼县等红军东征渡河、战斗的重要地区，对当年的地理环境、季节气候、人民基础等情况进行考察了解，努力使自己置身于当年的政治、人文、地理、战争的真实氛围和环境里。
读书报：在多次对健在的当事人和事件发生地进行访问和实地考察中，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李骏虎：书上得来终觉浅，我最大的感受是如果不进行田野调查，之前对革命历史的所有阅读都是不能触摸到其本质的，通过走访调查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生存条件、人心相背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发现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国革命成功之不易，以及共产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的必然性。在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民运、罢工罢市动员全国各阶层民众、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奔走呼号全国各党派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前，国民政府依靠国联调解日本入侵，军阀拥兵自重各自为政，人民国家意识木然，几近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军力、战备、物资、重大战役等方面，国民党军队的贡献大于中共军队，而在唤起全国民众的救亡抗战精神、促成全国统一抗战方面的贡献，则中共居功至伟。
读书报：这么说《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写作，是在你的思想准备和经验准备都比较充分的时候落笔？
李骏虎：由于对这段历史有了独占性的研究和掌握，我胸中涌动着创作的激情和挑战欲望，有信心把这段没有完整呈现过的救亡史从国际视野和国内政治层面上进行书写，这是一个作家的历史书写情结。
读书报：作品中有近200个人物，有几十位曾经影响过历史进程、主宰过民族命运的历史伟人，太多的著作包括影视作品都有描写，写作时需要克服哪些障碍？如何表达属于你个人的革命历史？
李骏虎：塑造真实的历史人物，尤其写伟人，对作家最大的挑战就是你是否有英雄主义情怀。要想贴近历史原貌、反映历史进程，有一个方法就是以历史事件为轴心，但不着眼于事件本身，而是致力于人物的塑造，要贴着人物去写，就算写的是大人物甚至历史伟人，也要从小处着眼，从他的现实处境出发和面对的矛盾出发，才能写出他的情怀。对于几个核心人物，我画过无数的人际关系图谱，比如宋子文和妹夫蒋介石的微妙关系，和二姐宋庆龄的微妙关系，因为蒋介石的存在宋氏家族之间的微妙关系等等，都要搞清楚，否则就无法解释很多事情为什么那么做，历史的走向为什么是那样的而不是这样的。就算是次要人物，他也必须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这样文学才能够从历史当中借力。
读书报：通过写作《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你对红军和晋绥军作战原因等历史问题是否有了新的认识？
李骏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对民国模范省山西进行赤化和抗日宣传，在中央军、晋绥军二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下，坚持斗争了七十五天，最终与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北方阵线，公开违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开始了抗日合作。中共还听取了张学良的建议，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为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国革命进程的改变打下了基础。这也是我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所主要表达的。
读书报：写作二十多年，你觉得现在的写作技巧和艺术处理上是否已日渐成熟？
李骏虎：我认为艺术手法的成熟在于对不同的题材能够运用最契合它的手法来表现，而不能形成一个定式，有时候甚至使多种手法的综合运用，比如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的写作中，为了把战争写好，我综合采用了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形式，雨果《悲惨世界》的视角，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笔法，三位大师“合力”让我完成了自己本来不可能完成的战争写作。
读书报：在外界看来，你的转型似乎是刻意的，比如在最有激情的年龄写个人体验，在走向成熟的年龄写自己最熟悉的乡村，在有一定阅历之后写历史，以后再在把握一段历史规律之后写当代，似乎有点“随波逐流”，实际上呢？
李骏虎：我是一个理念先行的作家，对自己的创作阶段，我也能够清楚地预见和把握，如你所说，目前我的创作经历或者正经历着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写个人体验，短篇小说如《流氓兔》《局外人》《解决》，长篇小说如《奋斗期的爱情》《公司春秋》《婚姻之痒》；第二个阶段是寻根写作，回归到自己最熟悉的农村，以故乡的风土人情和人物为对象，书写他们的精神和生存方式，这是最得心应手的一个阶段，作品不多，但带给我的荣誉最多，比如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获得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母系氏家》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第三个阶段在我的计划中原本是要写当下。为了锻炼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我决定先选取一个历史阶段来做个深入研究，然后再用历史眼光来观察当下。于是，第三个阶段就变成了历史小说写作，我选取了抗战时期对全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写成了《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
读书报：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出版并参评茅奖，70后作家写抗战题材是否意味着这一代作家正从个人经验和小我中走向宏大叙事并有所担当？
李骏虎：我从来不敢认为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能够代表70后作家。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宏大叙事是50后惯用的手法，似乎从先锋派以来这一手法就被扬弃了，到了70后、80后这里写作更加的个人经验化。我重拾宏大叙事，也是因为要书写的历史题材使用这一手法最适宜，这是我个人的取向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