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清同治元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它最初是为培养外事人才而建立的英语翻译学校，而后逐渐发展为集外语和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多科型学校。京师同文馆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是外语界和教育界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被李良佑先生称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教育史上，三大重要事件之一”。[1]
一、发展路径：京师同文馆的创立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西方的交流日益频繁，迫切需求大量的外语人才。与外国人经常打交道的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䜣指出：“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能其妥协？”[2]1859年，郭嵩焘上疏建议设立外语学校，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建立外语学校开始引起清廷的关注。让清政府感到形势更加紧迫的是《中英天津条约续约》第五款强行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遇有文字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3]1862年，奕䜣奏明：“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各国均以重资聘请中国人讲解文义，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4]73是年六月，上谕核准京师同文馆成立。
二、图景再现：京师同文馆英语教育活动
（一）洋教习的选聘与待遇
作为第一所开办在封建社会的新式外国语学校，首要面临的难题就是外语教师的选聘。起初打算在本国人中选聘，然而，广东则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而艺不甚精，价则过巨。因此，清政府聘用了包尔腾为京师同文馆英文馆的英语教习。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进行，同文馆内随后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以及东文馆。直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前后40年间共有“承担外文教学任务的洋教习共计42人。其中，英文教习14人，法文教习11人，俄文教习10人，德文教习6人，东（日）文教习1人”。[5]师资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学校教学质量的好坏，洋务派对同文馆的洋教习有着严格的选拔标准。据王宏志统计“正式的洋教习学历其实是很不错的，当中至少有十位是博士或名誉博士”。[6]台湾学者苏精统计，同文馆51位历任洋教习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教习有19人，其中博士9人，硕士4人，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占到同文馆的37.25%。[7]同时，有一部分洋教习已经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为了能让洋教习在华安心工作，吸引更多人才来华效力，清政府采取“重金聘教”的政策在经济上给予了他们优厚待遇。李鸿章指出：“洋人不远万里而来，所图者利耳，惟饵以重利，彼方挟所长而乐为我所用”。[8]据向中银先生统计洋教习的经济待遇具体由薪俸与伙食补贴，川资与津贴，办公与外出考察，医药费，恤赏费构成。据当时日本人研究“在清国教育界，邦人的势力颇大，他们的薪俸约在百元以上，伍佰元以下，较之于国内要高三至五倍”。[9]除此之外，清政府还在政治上提高他们的身份和地位。1885年，奕䜣奏请提高洋教习的政治待遇。“臣等查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同治四年到馆充任英文教习，同治七年升任总教习至任，化学教习毕利干、法文教习华比乐，均于同治十年到馆，馆课亦能勤慎，拟请赏丁韪良，三品衔。化学教习毕利干，法文教习华比乐，四品衔，以昭激劝。”[10]
（二）西学课程设置与考试方式
1872年同文馆正式颁布了针对学习外语的八年制的西学课程为，元年：认识写字，浅词造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句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理，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学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4]193在八年制的课程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外语和翻译始终贯穿整个学制。第一年到第二年为是学习外语的基础阶段，从识字、辨音上升到遣词、造句和翻译。“凡文字，先考其母以别异同，次审其音，以务清重浊之殊……次审其比合为体以成文……次审其兼通互贯，以识其名物象数之繁。”第三年开始，随着学生外语基础的提高，开始学习各国的历史，地理与自然科学知识，翻译练习自始至终。学生只有在精通外语之后，才允许学习其他的课程。“馆中功课以洋文，洋语为要，洋文，洋语已通，方许兼习别艺”。[12]这一过程体现出学习循序渐进、由简到繁的教学特点。除了理论课程外，同文馆将外语教学与翻译实践联系起来，这一实践过程体现出外语教学中学与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鉴于当时缺乏新式教材，同文馆师生便开始翻译西书，一方面是补充教材的不足；另一方面也练习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据统计，在40年中，同文馆师生共翻译29部西书，包括法律、历史、地理、外交等几大门类。比较著名的有汪凤藻翻译的《英文举隅》杨枢和长秀翻译的《各国史略》等。同文馆的学生还积极参与外事活动，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京师同文馆学生多派画电报之责，然有时正在交课之际，忽然传画，因系要公，该教习等不能阻止，亦不能专候一人，而耽时刻，故于该生功课有碍。拟请嗣后画电报一事，将在馆内久资学生，特派七、八名专司其事”。[13]据统计，从1866年，英文馆3名学生陪同官员担任译员，此后的翻译人员进一步增多，到1879年共有16人分到英、美六个国家担任译员。为了督促学生学习外语，同时检查课堂的教学，同文馆实施月课、季考、岁考和大考四种考试形式。月课，每月初一举行；季考，于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之初一日举行。月课和季考：上午考外文照会翻译中文，下午考中文条约翻译外文，考试时间均为两个半小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交卷，否则要酌罚膏火。岁考每年十月定期面试，除了以上内容外，还密出汉语条子，让考生当场口译成英语。最重要的是大考，每三年举行一次，由初试、复试和口试组成，由总理衙门主办，总教习、提调以及总税务司主官都到现场，让考生将汉语口译成外语，向外国教习陈述，而后由外国教习将学生的译文翻译成为汉语，文白兼有，文体不一，考试内容与外交实际联系密切。清廷根据大考翻译得体与否将“优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劣者分别降革、留学。”
（三）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
合理的教学组织形式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保证。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学与私学中，大都采用个别教学法即教师分别对个别学生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但个别教学法教学规模小，教学效率低，无法适应大规模的教学。鉴于此，时任总教习的丁韪良将近代兴起于西方的班级授课制度引入同文馆，将同样年龄的学生分在一个班里，以班为单位，教习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教学。这样充分利用了教师资源，提高了教学效率，有利于学生系统的掌握知识，学生间可以多方位的交流与学习。此外，根据学生汉语水平的不同，分设前馆与后馆，前馆学生的汉语底子好一些，后馆的差一些；前馆主要学习外文，后馆先学习汉文，而后再学习外文，后馆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以入前馆肄业。汉文为一切学科之基础；如“堂谕”云，“本衙门设立同文馆原为学习译文，然必通晓汉文者，方能于洋文得力。汉洋自应一体专心分学。”同文馆的英语教学采用的是语法翻译法，18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将语法和翻译结合的教学方法，19世纪初传入中国。其内涵是强调实践在培养学生教育外语能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语法为纲，翻译作为教学的基本手段。此外，同文馆改变了以往传统背诵和灌输的教学方法，将直观的演示、实验方法融入教学中，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四）学生的招生与去向
1862年开始在同文馆招生方面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一方面是整个晚清社会中仍有“夷夏之防”的观念，认为学习西文“有损国体”“有害国威”。另一方面，广大士子迷心于科举考试，望通过科举考试光宗耀祖。“无论外语成就有多高，功名也不保险，只有掌握了汉语才能在社会上获得名誉和地位”。[14]因此，清政府不得不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颖，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然而由于八旗子弟“尚属年幼，速效难期”，1886年总理衙门奏请扩大招生范围“招收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一体与考，以期数年之后，必有成效”。[15]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社会风气愈加开化，同文馆生源数量不断扩大，应试者达到了394人，录取108人，是1862年开始招生时的三倍。其中，汉族学生日益增多“1893年，同文馆汉族与八旗子弟比例为五十二比四十八，汉族子弟超过八旗子弟”。[16]同文馆作为清廷应对涉外交涉之急而设立的培养外事人才的外语学校，为晚清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外语外事、新式学堂教习和管理人才。根据《京师同文馆学友会报告书》统计，在有详细记录的105名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中，有32人从事外交工作，41人担任其他政府官员，10人投身实业界，5人在教育部工作。如：有担任过外交总长的陆宗祥，国务总理周自齐，京师大学堂英文教习文廉、全森，湖北自强学堂总办蔡锡勇，南洋公学校长汪凤藻等等。
三、价值认可：对当今英语教育改革的启发
作为学习西方的尖兵，京师同文馆从英语教育内容看，将外国语言和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从英语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来看，将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虽然京师同文馆的成立距今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但回顾这一英语教育史上的标志性活动，凸显其旺盛的生命力，对当今中国英语教育改革具有极为深刻的启发。
（一）英语基础和所学专业相结合
在馆学生只有夯实了英语基础后，才能进一步学习各种专业知识，包括天文、格致、算学等等。正如南京大学王守仁先生所提倡的通用英语+一体两翼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即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和跨文化交际。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层次、定位、性质，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合理安排英语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变千校一面的现状。当今英语专业要走内涵式的发展，由单一的基础英语转变到文化（跨文化）、文学（比较文学）、教育、翻译、贸易等多方面，培养既精通外语，又懂得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将英语知识的学习和将来的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做到学以致用。
（二）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英语翻译是一门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翻译家纽马克强调教学中应当重视翻译实践，并指出60%的时间用于翻译实践中。京师同文馆洋教习一方面进行英语翻译理论的教学，另一方面和学生一起对西方教科书进行翻译，同时还积极为总理衙门提供服务，在外交场合现场担任口译人员或是在幕后翻译文件、公函等内容。现阶段我国的英语教学，对理论研究有余而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足，学生的英语应试能力很高，往往是“哑巴英语”“聋子英语”而英语的听说能力不足，英语专业学生在重大涉外场合表现差强人意。借鉴同文馆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可为我国英语教学提供改革思路。
（三）汉语教学与英语教学相结合
近代以来，西方凭借在军事、科技上的优势，强势的输出西方文化，造成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对等。京师同文馆在英语教学中同样重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汉语的教学，一方面保证在馆学生保持特有的民族性，不丢失传统文化。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母语水平从而保证英汉翻译能力的提高。当今我国英语教学中，除了上好基础英语，英语视听说等能提升英语能力的课程外，还应当开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大学语文等有关课程，提高学生的母语能力，保持中国的传统文化。诚然，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并非完美无瑕，有其局限性和消极性。如：教育主权缺失；洋教习利用英语教学活动传播宗教并伺机进行奴化教育活动，甚至有侮辱中国国格和中国人的人格的行为。洋教习与汉教习地位不对等；清廷重金聘请洋教习，过分倚重洋教习，而汉教习无法取得平等地位。英语教学水平不高；缺乏系统翻译理论知识的传授，翻译实践比重过大。总之，结合当今英语教育教学改革的现状，借鉴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活动，应对其进行合理的部分继承和扬弃，积极吸收其精髓部分，如：英语教学要和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培养既精通英语，又懂的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英语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系统的翻译理论知识，还要拓展翻译实践基地，让学生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在传授英语的同时，要传授汉语知识，培养的人才既要有国际性还要有民族性。
作者：王坦 单位：河北农业大学文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