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谦慎以艺术家生存的社会环境为背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艺术家个案研究，并展示了整个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全球文化史观使研究视角变得开阔，满足了多元文化的发展方向。白谦慎用十三年的时间研究傅山，从大环境、生活的年代到他个人生活的喜好、交游的对象、个性气质都了解的十分透彻，像写一位交往多年的投缘老友，专注的态度令人折服。《傅山的世界》是白谦慎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从王朝兴衰，朝廷高层的权力斗争，到地方、民间、士人文化群体的精神状况，及关于书风的所有影响因素进行梳理。除艺术史常用的风格分析外，还借鉴了物质文化、印刷文化、学术思想史等研究方法和成果。读者阅读体验也很好，不为文章的注释所负累，而是开拓知识面，补缺疑问，主动去弄清来龙去脉。同时有一些对中国艺术形式的简单介绍，方便外国人理解，使不同文化系统的人理解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进行文化交流。作者从江西文人徐世溥的一通信札展开，涉及万历年间的杰出人物和成就。党派争斗，道德沦丧，最终是政治的腐败导致明朝灭亡。文化却得到了发展，思想和宗教生活开放，儒道释三教合一，心学提倡注重本心和个人直觉，为晚明的泛神论、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开辟了道路。明末商品经济繁荣，白银流入中国并普遍使用，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兴盛，市民文化教育程度提高，印刷行业满足了各种群体的需求，对文化经典的调侃也越来越普遍，城市文化以娱乐和感官刺激为主。书法不再是精英文化群体的特权，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趣味，文人大量创造异体书，石材作为篆刻用料，文人篆刻之风兴盛。
明朝遗民从典籍和历史中寻找明亡的原因，激赏金石文字的拙朴风格。晚明至清初中国的文化圈有几项转折是作者重点介绍的：一、从魏晋发轫到唐初蔚为正统的贴学传统，为何到了17世纪无名氏金石铭文成了艺术家重点研究的对象，并在18世纪发展成碑学传统；二、由明末入清的遗民书家与清朝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相处的，生活在清朝的遗民如何在精神上表达对旧统治的感情；三、艺术上如何体现了这种转变。西方传教士推动了明末文化多元化和尚“奇”的文化风尚，并有明末几位代表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起重要的作用。李贽提倡童心说，洞察人的内在本性；戏曲家汤显祖从文学创作角度认为“不思而至”是最好的创作状态。大家都在争相表现奇的特质，形成了贡布里希提出的“名利场逻辑”，奇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中。书法家将临书加上了创作的因素，成了创作的契机。董其昌根据自己的临摹创作经验，提出了字需“熟外生”的观点，故意使用枯笔、败笔，有了意外审美收获。张瑞图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相类似的处理效果，王铎则把信札写成了挂轴的形式，并减删和改变所临帖的内容。文人艺术家为了体现自己地位的独特性，一时造字之风兴盛，异体字成了明末书法的一个特色，体现书法形态的复杂性。造成了阅读的困难，成为一种有趣的猜谜游戏。受晚明经典文化式微的影响，戏拟经典现象普遍。到了晚明，传统的承传发展成很庞大的体系，对艺术家来说是一种强大的负担，他们不甘拘泥于经典，为了体现自己创作的能力，对古代大师作品的自由改造，也使他们关注到书法经典以外的书法资源。傅山家里世代高官，是山西文化圈的核心人物，书法造诣超群。青年时期开始刻印，熟悉了古体字字书，并且成为清初倡导将古篆、隶作为书法范本的重要人物。作为文化领袖，对山西学术圈有重要领导作用。同北游的顾炎武、潘耒、阎若璩，广东诗人屈大均河北申涵光等等，共同造就了山西活跃的学术氛围。
精通文物鉴定的傅山，与山西收藏界人士交往的同时，也接触到了不同的宗教、哲学传统，思想中充满了矛盾因素，也正是晚明文化的缩影。许多明朝遗民都以入仕清廷为耻，并以需对老母尽孝为自己的忍辱偷生开脱。傅山也不例外，在山西时参与抵抗李自成，清军入关后参加反清活动，显示对当时政治军事的关心。仕清的汉官为减少出仕的愧疚感，尽力帮助明朝的遗民，魏一鳖在山西任官，对傅山帮助很大，例如满足傅山提出的减免土地税、提供政治庇护等要求。傅山曾身陷“朱衣道士案”，将魏作为重要的人证，对傅山的最终释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们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关系，可以生命相托。傅山给魏一鳖的十二条屏作为赠别，“官”与“酒”的提出体现了傅山的思想和书法艺术的主张，官代表了等级森严的制度，酒则象征人们的率真之情，是非理性的，说魏一鳖在任期间是“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对魏出仕的同时心中的纠结状态表示理解。傅山的生活靠行医、书画作为收入来源，明朝的灭亡并没有改变他作品受欢迎程度，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并未受到根本的改变。
傅山得到释放后心中不免愧疚，开始转而研究历史，着手收集历史资料，把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武器。他的《两汉书性名韵》至今仍是研究汉代历史的参考书。清初书风的转变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吸收。傅山晚年的书风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一方面是受其忠臣形象的感染，使明遗民的心中有种精神寄托，另一方面因为颜真卿的书法形式特质。白谦慎同时提出了一种想当然的风格研究的说法，“一个艺术家会根据书作的文本来选择一种书法风格以相匹配”，这种是未经检验的假设，因为提出此种说法的人不曾亲自写作，而作的错误的推测。钩笔是贴学书法中楷书的最具装饰性的笔画，傅山的《阿难吟》北朝石刻的影响，将许多钩画都省略掉了，作品显得原始而古拙。他所提出的“支离”和“丑拙”的特质，也是从颜真卿的书法中体会出的。“支离”最早出现在《庄子》中，意为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肢体的“支离”成为“终其天年”的一种生存方式，《啬庐妙翰》以夸张的形式演示了傅山的支离的美学观，松散、结构变形、解体、字与字相互堆砌、字的大小对比悬殊，傅山是表现极端也最经常使用变形手法的书法家。其中共有真、草、行、篆、隶以及傅山自创的混合体，一种字体还可能有不同的风格，异体字的大量使用也出现在这里，使其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最难读却也散发着书法艺术本身魅力的一件作品。石材引入到篆刻中，材料成本的降低使大多数人可以参与到印章的篆刻和把玩中，印章因而带有了文人趣味，成为一种兴盛的艺术。主题印章大量出现，文人也可以亲自篆刻。人们开始关注古文字、异体字，印章刻制效果如缺角、残败，为书法家引入作品书写中，王铎许多作品运用了涨墨制造出残破的外观，增加了自然挥洒的效果。傅山作为晚明到清初重要的书法艺术家，在各方面都有代表性和开创性的作用。白谦慎概括傅山晚年的书法是明末狂放的草书以及清初开始萌芽的金石书法的融合，傅山将篆书和隶书的笔法融入后来字体的书写中，甚至在行草中，借其古意，给作品带来奇的特性。经历了明清两朝的傅山，将晚明文化艺术带入新时期，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最后一位草书大家。一生不与清政府合作，恪守儒家的道德操守，精神境界也具有纪念碑似的高度，彰显出了时代冲击下的艺术家的风骨。
作者：董译之 单位：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