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虽非专门的政治思想著作，却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思想。作为五位先秦政治家的合传，《循吏列传》全篇充溢着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本文旨在以《循吏列传》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循吏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著，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阔，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几乎都有涉及，但司马迁毕竟没有专门的政治理论著作，《史记》虽然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并且对政治发表了不少看法，从中表达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但却散布全书的各个角落，十分不成系统，只有对全书进行归纳整理才能系统地提炼出来。《史记》中的八书全是政书，蕴含丰富的政治思想。除此以外，《史记》中入传的人物，也基本全是政治人物，很多人物传记就是政治家的传记。在这些传记里，如何选择政治家，选择政治家的思想与行为并对之做出评价，也深刻体现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因此白寿彝在《＜史记＞新论》中说:“《史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述，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史记•循吏列传》是司马迁为五位先秦政治人物所作的合传，他们分别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在这篇文章中“循吏”之名第一次出现，且为后世史家所承袭，专指那些律己奉公、清正廉洁、为民所思的官员。在众多的先秦政治家中，司马迁选取五人为对象，这里边无疑包含着他对自己笔下“循吏”的考量，这种考量，显然是以自己的政治思想为基础的。本文就旨在以《史记•循吏列传》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循吏列传》的特色及创作倾向
司马迁作史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这在不少的人物传记中都有体现。以《伯夷列传》为例，司马迁不过是借着为伯夷作传的机会抒发自己对天道不公的感慨。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精辟论述。他说:“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司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实际上，以写史为手段，借以抒发个人感概的文章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有很多，《循吏列传》也可以划入此类。此篇文章并未过多叙写人物经历，只是依照自己的政治思想将历史五位先秦官吏汇集在一起，虽云传记，但有的人物连具体事迹都没有，且传中所列人物地位差异巨大，事迹也不尽相同。所载五位官吏既有刚正执法之事，更有名相理财、施教导民、清廉执政等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循吏列传》应当是借着给人物作传的机会，从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见解的。就五位官吏的巨大差异和不同事迹而言，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应该是多面的。或者说，司马迁对自己心目中循吏的认识本就是矛盾的。
二、《史记》中的循吏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五个循吏为政各有特色。关于楚相孙叔敖，司马迁记录了三件事，一是施教导民，二是稳定货币市场秩序，三是具体写他引导老百姓改变旧俗，对出行用车进行改造的故事。三件事都非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收到了使民自化，远近效法的功效。子产是郑国的列大夫，《史记•郑世家》曾对他有过记录。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又专门将他列作“循吏”，可是却对他的事迹不记录分毫，却着重记录他在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治绩和百姓对他离世后的追念。子产在执政的短短几年之内，就使郑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他死后举国为之流涕。公仪休是鲁国博士，曾以高弟为鲁相，似乎当有不少事迹可供记载，但是司马迁除了表彰他执政期间奉法循理，于凡事无所变更，使得百官自正，让领取俸禄的官员不与百姓争利外，只专门记载了几件生活琐事，一是他喜欢吃鱼却不接受别人的赠送。另外两件小事，司马迁更是一笔带过:他见自己家种的蔬菜好，就拔掉丢弃，见自己家织的布好，就捣毁织布的机器，其动机则是怕下层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出售货物。《循吏列传》最后写的两个官员，一个是石奢，另一个是李离，司马迁各记一事，着重表现他们的执法刚正，甚至以身自裁来维护法律权威。
三、《循吏列传》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提倡因循孙叔敖是楚名相，他制定政策的原则是便民，楚庄王曾下令调整货币，百姓多受其累。于是孙叔敖请求楚王恢复原有币制，混乱的市场遂得以恢复如初。即使不得不改变政策，也是先引导百姓适应，等到时机成熟下令改变。楚国有一种矮车，在与马配套使用时很不方便，于是楚王想将车改高，但当时楚国的房屋门限很低，用了高车上下又会产生不便。孙叔敖先引导人民抬高门限，等人们习惯了，水到渠成地完成车改。这两个事例，政策一变一不变。不变是因为人民不方便。变动是因为风气已经变化，百姓没有了不便。这就是道家倡导的因循为用。道家思想对司马迁有很大影响，这一方面与家学渊源有关，其父司马谈是汉初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则是，黄老之学作为汉初的统治思想，一度促成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对此，司马迁是十分称赞的。但是在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由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政策也多变。根据《汉书•食货志》，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货币就经常变换。引发了极大混乱。此外，行政体制也多有变化，弊端极大。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说:“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因循为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司马迁理想的治国策略。就稳定社会来说，司马迁的思想主张是正确的。武帝时的政策多变确实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但因循若要成功运用于政治要有适当的社会基础，武帝时期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政策的制定不得不适应社会情势。多变的政策本是社会多变的应对，是对社会问题的应变。种种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弊端，但总体趋势是积极的。就打击豪强和维系国家安定而言，其积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司马迁主张因循反对多变无疑是片面的。
(二)重视教化
由《循吏列传》所反应的思想来看，司马迁是注重教化的。传中孙权敖“施教于民”，子产为政以礼，使郑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但从实际情况而言，司马迁的教化思想也杂糅了不少道家色彩。在同书《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引过孔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却又以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为之注脚。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推尊为统治思想。然而，武帝自己却并不奉行。出于用儒家思想装点门面的需要，汉武帝重用了不少儒者。武帝时的儒家人物多半是利禄中人。公孙弘由白衣而为三公更使得“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种情势下，儒家教化的推行不仅无助于社会风气，反而诱使士人向利禄靠拢。由此来看，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通过孙叔敖和子产来表达出来的教化思想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三)反对与民争利
《循吏列传》记叙了公仪休不受鱼和丢弃自家园葵并捣毁自家织布机的事。不受鱼说明公仪休为官廉洁。丢弃园葵和捣毁织布机的动机是为了不与民争利，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这些都应该联系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时连年对外征伐，国库空虚，于是推行盐铁酒官营、平准均输、算缗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此搜刮财富。在司马迁眼中，盐、铁、酒等应该民营，官府去经营就会与民争利。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对经济问题进行过集中阐述。他认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受人本能驱使的结果，“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他眼中，与民争利显然是下策，但是司马迁忽视了任由经济自由发展的弊端。汉初吴楚七国之乱一个重要成因就是诸侯经济不受节制。武帝时社会矛盾尖锐，有相当程度是经济上的放任政策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主张不与民争利，多少显得有些片面。
(四)矛盾的法治思想
儒家讲德治，法家重法治，司马迁试图统一二者，以至于造成了法治观的矛盾。《循吏列传》记叙的两位执法官吏的事迹深深体现了这一矛盾:石奢为官刚直，一次捕获的犯人是自己的父亲，他将父亲释放而替父受死。李离为晋狱官，以公正见称，却因过失枉杀一人。事后坚持抵罪，虽有文公极力开脱，却还是伏剑而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法治思想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主张执法严正，因而称赞石奢“无所避阿”，也赞赏李离因枉杀人抵罪。另一方面儒家的宗法思想对司马迁影响也很大。当执法的严正与宗法思想发生冲突，石奢却释放了自己的亲人。联系列传开篇“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来看，司马迁的法治思想显然受了儒家德治理念的影响，以至于一方面称赞执法刚正，一方面在情与法的冲突中赞赏释放父亲的石奢。综上所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且不适应当时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倾向十分突出。这些局限性当根源于他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反应了当时统治思想由黄老之学向儒家思想转变的痕迹，这一切都是时代使然。《史记》一书作为司马迁毕生心血的结晶，处处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辉与局限。事实上，记事与赞语均简略的《循吏列传》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只是司马迁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远非全部。即使如此，其蕴涵也是极其丰富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4］孙海洋，陈永庆．从＜史记•循吏列传＞看司马迁政治思想的局限性［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4．
作者：康雪宾 单位：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