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市美学，是美学与城市学之间的交叉科学，它的出现既是美学从理论走向实践的结果，又是现代城市从单纯功能型城市走向复合审美型城市的发展动向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必然反映。江南城镇美学研究，综合运用中西城市美学、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理论成果，根据我国目前各类城市协调发展需要，顺应生态和人文环境的现代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的战略布局，广泛联系江南特色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浙北、苏南地区为主）作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自然、历史、人文和个性等四个城市美学的具体研究方面，对江南城镇审美品格给予理论定位和实践批评，对城市建设的经济行为和法规制度形成有机制约之局，建构江南城镇美学体系。
关键词：城市美学；新型城镇化；地方审美经验；江南城镇美学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24（2016）01-0008-05
一、国内外城市美学简况
西方城市美学，与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现代化以及相关的城市社会学的长期历史紧密相关。加拿大的卡尔松（AllenCarlson）、芬兰的瑟帕玛（YrjoSepanmana）和美国的贝朗特(ArnoldBerleant)，分别以他们关于人类居住的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Esthetics）的理论和实践，以批判人类中心论为基础，建立了自然高于人工、人居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城市审美原则，成为现代西方城市美学的典范。西方城市美学与一般城市社会学的人文社会科学交叉研究不同，侧重于对既有城市做出肯定的美学（positiveAesthetics）判断，并据此对既有城市的否定的美学方面（negativeAesthetics）给予批评，从而给批判单纯功能型城市提供了理论基础，促进了复合审美型城市的发展，达致城市功能和城市审美的适度协调。马克思的文艺社会学和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对现代城市美学也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将文艺的生成置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关系中，说明人类社会的文化行为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任何个人或政府的意志为转移。布尔迪厄特别关心文化产品的社会生成条件和环境因素，认为“审美场域”中的“审美惯习”，身处客观环境的机遇和限制与行为者的倾向和选择的相互作用之中。现代城市美学体系是一个物质符号和精神符号的集合体，其对于作为社会整体审美趣味的承载者的社会个体、社会群体的审美惯习的熏陶和引导，是审美惯习形成的重要因素；而城市审美惯习的形成，主要由城市外在的建筑和自然景观的审美品格、城市内在的人文传统的培育和传承来承担。[1]现代欧洲的许多著名城市，无比体现了一个特定文化场域对于一个审美惯习的发扬、以及一个审美惯习对于一个特定文化场域的维系二者之间的功能性互动作用。西方城市美学与城市建设的有机联系，构成了城市美学的系统性、综合性和批评性样态，使之成为既担负城市文化传承重任，又对城市建设做出实际贡献的重要现代人文社会学科。中国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和城市美学自20世纪90年代起步，虽历史很短，但却内置了丰富而复杂的现实背景和严肃而尖锐的政策背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物质积累，给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同时也给个案地区原有的物质文化生态和非物质文化生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体现出一种破坏与建设同行、毁誉共生的复杂局面；这给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提出了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纲领，特别强调要注意现代化与文化之间的生态模式和协调发展，使城市在功能与审美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文化样态和生态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制定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第十二章《促进各类城市发展》关于在重视中心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同时重点发展小城镇决策，第十八章《推动新型城市建设》关于加快绿色城市和人文城市建设决策；二者因此而成为中国当前城市美学以及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的指导性文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鲁枢元、曾繁仁、陈望衡、刘士林、程相占、王诺、胡志红等，开拓了新时期中国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文化符号、公共空间以及日常生活的普遍关联领域，然而具体到城市美学特别是江南城镇美学，论题分散于文化传承、山水风格、园林建设、城市色彩、旅游布局等局部话题上，但在理论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批评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等多重、整体批评视角上，还没有跟上西方城市美学的步伐。因此，密切结合中国城市的普遍现实，从区域特色城镇个案出发，建构江南城镇美学，就成为当前浙江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美学特别要优先关注的典型性问题，并因此而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范例。江南城镇作为著名的吴越文化旅游城镇群，集中散布于浙北、苏南的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太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平原，包括宁波地区、绍兴地区、杭州地区、嘉兴地区、湖州地区、苏州地区和上海地区，既包含综合性极高的区域中心城市、又包含特色鲜明的中小城市，也包含认同度极广的小城镇。在当前城市建设纷纷以“现代”“国际”“全能”的名义，漠视城市审美风格传承，而城市审美风格愈来愈趋向同一化的时候，江南城镇正是在自然与人居、传统和现代、公共精神和个体趣味、城市品格和大众审美、大城市和小城镇、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广泛联系性上，显示出作为现阶段中国城市美学研究对象所具有的高度典型性和针对性来。[2]因此，以江南城镇作为特色城镇个案的城市美学研究，无论对于江南城镇发展，抑或对于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江南城镇美学研究，强化了这样的城市美学立场，要彻底摒弃工业化高速扩张时期的人类中心论痼疾，建立自然高于人工的环境美学观，让自然与人文占据城市生活的制高点，要求城市的外在形式即公共建筑、民居、街区、自然、景观，必须服从于灌注于这些外在形式之中的主体人群的审美传统、审美个性及其人文历史传承，从而使城市在保持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同时，还维护了传统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原生态生存及其现代性取向，作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城市美学范例而为中国城市美学建构提供典型范例。[3]
二、江南城镇美学的理路
江南城镇美学沿着以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理念整合城市美学的学科内部思路，以及以城市美学制约城市经济行为和城市建设法规的学科外部思路来进行具体研究。在学科内部思路要以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理念整合城市美学。自然美学侧重于人对自然的审美维度发现，其最高形式是生态美学，注重大自然的环境对人的审美启发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城市美学侧重于环境即人工景观和城市周边有限自然的审美维度发现，注重人化自然的审美规律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4]城市美学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的生态美学为根本理念、以人与环境的和谐的环境美学为具体导向；在此基础上，反思艺术哲学的“如画美学”关于艺术人工一贯凌驾于大自然之上的审美误导，及其造成的业已成为现代城市审美的普遍现实的消极审美价值，[5]从而将日常审美惯性对城市人单方面的审美剥夺（aestheticdeprivement）所遮蔽的丰富之美给予重新发现，[6]还原成人工作为生态一份子并以生态为最高指向的双方面的参与美学（aestheticengagement），[7]继而在城市规划中形成了“反规划”（anti-design）的理论实践。[8]富有洞见的城市美学，在理论上对现代城市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在实践上对城市规划的具体指向，将城市最终带入了生态美学系统（aestheticecosystem）。[9]因而，有关城市的环境美学和有关自然的生态美学，在城市美学中也得到了合流，这给在现代化城市中日渐麻木的市民心灵的审美感受力，提供了修复的契机，也使城市美学成为城市建设的核心。在学科外部思路上要以城市美学制约城市建设的经济行为和城市建设的法规制度。城市美学是一个综合性的现代文化批评学科，广泛涉及到美学、文艺理论、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民俗学、旅游学、园林景观设计、艺术史、建筑学、城市学等，形成了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学科内部关系，以及人文社会学科与城市行政之间的学科外部关系，继而在人文社会学科与城市行政的广泛联系中构成了城市美学的批评合力，并最终形成了相对于城市市场主体（建筑商）、城市建设主体（城市规划部门）、城市制度主体（城市法规部门）的城市批评主体（城市批评家）。城市批评主体暨城市批评家的形成，可以有效纠正城市经济行为中的纯粹市场行为和纯粹政府行为，并有效制约城市法规落后于城市建设的制度缺陷，使一直受制于市场主体、建设主体和制度主体的批评主体的批评功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提升，并因此而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导性力量。
三、江南城镇美学的要点
江南城镇美学的标志性任务就是城市美学品格的定位。城市美学品格是城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风格，如果说城市美学风格更多体现为标志性或区别性的城市外观的话，那么城市文化风格则兼容了灌注于城市外观的美学风格之中、并成为标志性城市文化内涵的人文历史及其现代传承。特别要注意城市比较研究，城市的美学风格和文化风格也是在与其他城市的差异性比较中自然显现出来的，地方审美差异性的深入挖掘，可以为城市发展提供审美标准和理论基础。民居、景观、自然的美学风格的外观定位，历史、人文传统及其现代传承的内涵定位，城市作为审美个性集合体的比较定位等三方面互相呼应，共同形成对城市品格的审美风格外蕴和文化风格内涵的准确把握。江南城镇美学品格的定位还取决于确立城市的否定性美学认知，这既是理论付诸于实践的过程，又因为牵涉到市政、商业和建筑家等多方面利益，而成为最富挑战性的敏感地带。二十一世纪前后十余年，江南城镇建设在辉煌之中也留下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失误：（1）在自然生态方面：杭州西溪湿地规划包括西湖西进的划地重建，整体搬迁了原生态栖居的湿地民居村落，造成自然与人文的生态断裂；而小城镇如乌镇等，因远离中心城市，反倒得到了相对完整的历史留存；（2）在历史文化方面，杭州城西民居的全方位建设，造成了西湖与西溪的历史性断裂；而苏州新旧城区的成片划分给历史街区留下了充足的完整风貌；（3）在人文风格方面，杭州主城老街的大面积拆除以及多处仿古一条街的整体性重建，造成了江南民居审美风格的文脉断裂，而绍兴主城老街的完整留存形成了古典和现代城市风格的鲜明对比。以城市美学品格的否定性批评配合城市美学品格定位，这种实践批评和比较研究方法将为中国城市建设提供具有丰富的参考价值的具体案例，并因此而成为江南城镇美学研究的坐标系。在江南城镇美学的具体研究中要注意如下内容：1.以城镇美学主导城市美学。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以超过西方劳动力总和的中国农村4亿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力水平农村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城市，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化不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也对世界的发展也是一个巨大的促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不直接提倡城市化而提倡城镇化，说明中央注意到了城镇和城乡发展的均衡性；而江南城镇美学研究，也改变了传统城市美学主要关注于城市的思路，特别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城镇群非常发达的浙江以及周边吴语文化地区。该地区能为中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理念和规划提供了最佳注解和直接案例。2.以生态与人文、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地方与一般的融合原则塑形江南城镇美学理念。江南杭嘉湖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兼备举世著名的吴越古都及其近畿作为区域政治、文化、宗教、经济、工商业中心，又拥有出色的自然山水景观，闻名天下的西湖、太湖、运河等密集交叉的河湖港汊，极大地丰富了江南地区的文脉、信仰、民俗和民居等文化资源；而生态与人文、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地方与一般区域文化精神的有机融合，造就了江南城镇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从古典城市向现代城市转化的城市美学类型。3.以自然、历史、文化和个性的综合研究统领江南城镇美学。江南城镇美学沿着城市美学框架内的自然、历史、人文和个性等四个方面的综合研究具体展开：（1）梳理西方城市美学的发生、发展、理论和实践路径；（2）展望中国城市美学历程，回溯江南城镇的历史建构；（3）江南城镇美学品格的定位，宜采取以自然为灵魂、以历史为线索、以文化为核心、以个性为参照的品格定位坐标系；（4）江南城镇美学的具体内容包括自然环境研究、城市史和城市故事研究、民俗和市民社会研究、文学艺术和风尚研究、民居和公建研究、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研究、建筑和景观研究等。4.以地方性审美经验引导江南城镇美学设计。江南城镇具有成熟的综合性极高的中心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等三级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城镇美学体系：杭州、绍兴、苏州作为古都，杭州、宁波、苏州和上海作为现代区域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绍兴、嘉兴、湖州作为中小城市，西塘、乌镇、南浔、周庄、同里、甪直，以及诸葛村、安昌、前童、木渎、锦溪、枫泾、南翔、七宝、朱家角等作为以六大古镇为代表的城镇群。“小桥、流水、人家”的规划格局和建筑艺术，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居住环境，并以其深邃的历史文化底蕴、婉约的水乡古镇风貌、古朴的吴语民俗风情，在世界上独树一帜。5.以地方城市批评家团队建构江南城镇美学批评主体。地方性审美经验具有审美叙述的优先性，作为现有城市发展的主管主体——政府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部门，应该首先尊重地方城市批评家的事实性存在和意见性集合，改变在城镇规划中一味以外省及外籍专家为主导的意见格局（比如在已经申报成功的西溪湿地国家遗产、西湖国家遗产、大运河（江浙段）国家遗产申报上的申报时间后置和地方城市批评家缺位教训，以及在江浙小城镇文化群落、杭州古代文化群落、宁波奉帮文化、温州瓯帮文化、绍兴心学文化、永嘉实学文化等既有同宗又有差异的吴越文化群落上的整体批评后置现实），弥补在城镇美学建设中的规划落后缺陷，总结世界遗产申报所涉的时间、程序和专家结构等方面的种种经验教训，形成以地方城市批评家为主体，以外域城市批评家为辅助，以城市主管部门为召集人，以城镇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建筑商为协作的四方城镇美学团队，形成理念在前，规划在后，批评在前，建设在后，地方在前，外域在后的批评和规划有机结合的良性城镇美学格局。
四、江南城镇美学的创新
江南城镇美学对传统城市美学的学术框架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其一，城市美学是人文社会科学、公共艺术、城市规划、城市法规等交叉相关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江南城镇美学研究，充分说明了，在当代城市建设中，既要承认政府是城市建设的主要承担者，又要尊重人文学者的批评主体性，还要把对充当着城市文脉载体的建筑艺术家和市民社群的审美培育置于重要位置，三方共处于城市集合场域中的综合协商的城市文化生产机理。其二，城市美学具有理论在先和实践指向特点。城市建设体现为整体在先的特点，一旦建设规划投入实施，因其投资巨大，即便发现失误，也很难推倒重来；而城市美学的擅长恰好就是理论在先和实践指向，可以依据城市美学品格理论，对城市建设个案和规划分别做出实践性考量，并由此得出引导性意见。城市美学的理论在先与实践指向特性，在江南城镇美学上展示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强大历史积淀对现状的城镇建设的潜在规范和制约机制，这对全国城镇化建设也昭示着其在现阶段经济和文化的协同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示范作用。其三，江南城镇美学的区域化、综合性和比较研究方法。江南城镇美学不仅是在与同区域其他城镇，而且是在与跨区域其他城镇的联系、区别的比较中实现的，注意汲取欧洲成熟的城市品格定位的区域化地方性审美经验，在保证江南城镇美学风格的整体性和传承性的同时，综合追循文化、文学、艺术、民俗、信仰、名家等作为地方性审美经验的传承节点、线索和导向。其四，江南城镇美学，悬置了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意识形态走向，扩展了美学作为理论学科的实践取向和社会学内容，解构了城市美学的大都市倾向，挽留了文化中国的美丽乡愁，融入了中国当下社会转型相关的重大现实要求，对传统生态美学和环境美学理论结构具有一定的本土创新意义。
参考文献
［1］布尔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刘士林.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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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望衡.中国古典美学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6］吴良镛.建筑，城市，人居环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7］程相占.中国环境美学思想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环境艺术论文［8］艾伦•卡尔松.环境美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9］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作者：刘圣鹏 单位：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