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即四种环境
中国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同样也蕴含着注重改善教育环境的重要思想资源。儒家在教育上提倡环境陶冶作用，即外部社会环境对人的品格形成起着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治铸作用，所谓:“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讲的就是由于环境影响的不同，人“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荀子•荣辱》)孔子提倡的择友、择处，也是这一思想的表现，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第十七》)就强调了后天环境的熏染不同对人天性影响的差异。“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也告诉我们:教育的功用在于能够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性改造的良好环境。由此我们应该对如何发挥环境熏陶与渗透在大学生“基础”课程的重要作用获得一些启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慕课”时代的来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95后”正逐步成为大学生群体的核心人群，建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网络共享平台课程，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改革，从而为创新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开展一系列举措。社会是大环境，学校是中环境，家庭是小环境，网络就是微环境，三位一体教育架构的设想显然已不够全面。如何构建包括网络环境在内的四位一体教育环境架构成为探索“基础”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一个新问题。“90后、95后”大学生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对于网络环境有更大的依赖性和更多的偏爱性，而网络环境又极具虚幻性和超现实性，因此需要给予他们更多地关怀和指引，培养他们正确辨别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能力，保持对“正能量”的追求和对“负能量”的抵制能力。［3］50“基础”课程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提高其思想道德观念和法治观念，从而使其思想现状和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然而，环境会在这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引发一系列的矛盾，概括起来就是社会、环境、学校以及网络环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冲突性会对“基础”课程理论的接受与践行产生非常大的反作用力，以至于“慕课”背景下的“基础”课教学改革探索困难重重。中国儒家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在教育上提倡环境陶冶作用之外，还倡导整体性、辩证性和合互补性的思维方式。这就启示我们:教育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绝不可以分割开来、区别对待，这样会加大环境作用的反向阻力、降低环境作用的正向合力。因此，应引导四种教育环境方面的作用力在一个和谐互动的系统中相互推进，形成合力。具体来说就是，社会方面: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引领作用，统领环境渗透的方向。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巨大转型期中，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生活的统领才能把握社会环境教育的方向。学校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力度，融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保证学校环境教育的社会正确性，使得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在内容和方向上都获得更大程度上的契合。家庭方面:提高家长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治水平，注重树立家长的榜样权威性，重视家长在家庭小环境中的引导示范作用，保证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获得与学校和社会方向一致的正作用力。网络方面:协调网络传播媒介，强化舆论推动，凝聚环境教育的正能量。网络环境随处虚拟世界之中，但不可没有社会秩序的稳定指引，要把握网络舆论导向，壮大主流思想冲击，营造健康大众网络平台。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微环境四位一体，相互渗透、互推共进。
二、“三”即三个层面
在这一方面就决定高校“基础”课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需从身、家、国三个层面的互动结合中开展。儒家传统的“家国同构”思想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的重要思想，它看到了家庭、宗族和国家在架构形成和利益诉求本质等方面存在的共性。家与国之间始终保持一种连同构通的组织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表征，而儒家的“家国同构”思想则是集中展现中国这一封建社会特征的一个重要思想。它将出于人们本性自然之情的孝与忠恰当融合，要求作为臣子对君主理性上要绝对地听从与信服，作为子孙对父辈在感性上要有绝对的父权认同意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将封建政权构建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每个人内心深层次的感情基础上，使封建专制主义在人的意识层面上更加根深蒂固。家族要保证其子孙后代兴旺发达、家事繁荣富贵，就必然需要一个坚定稳固的国家层面的行政体系对其进行庇护;而另一方面，国家要维护国家整个局面的平和与安定，捍卫君权的至高无上，这同样也需要将国家的组织形式和家族宗法制进行合理有效的结合，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是家族的延伸”［4］45的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模式，但历史的发展表明:由此催化产生的“家国同构”思想并没有合理有效的促进家庭、宗族和国家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它们之间的现实距离，甚至逐渐使之走向了各自对立的层面，从而导致了:“家是国的附庸，国是家的桎梏”的局面。因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过度强化了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却压制了家庭独立自主观念的形成，这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起到了某些方面的阻碍作用。但是，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两个方面的，儒家“家国同构”思想重视在人们主观观念和自觉意识上着重培育个人的德性和德行，推而广之，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整套非常严格、谨密的言行规范体系，那就是:个人的行为规范、言行举止不仅仅是要与家庭训示、家族规范相契合，更重要的是，要与国家的标准要求相契合，在这一点上，只要有人敢跨过这一“界限”都会被整个宗族，甚至是整个国家所拒斥，这种压力和“惩罚”无疑是巨大的。因此，这一思想在规范人们的社会言论、行为，维持宗族的伦理秩序，保证社会的平稳、安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探讨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的有效融入关键在于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之中相关的思想资源，结合现实状况的教学改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发展要求，适时地做成改造、革新。“基础”课重点之一是帮助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经过适时改造后的“身家国同构”新概念应该克服传统封建思想存在的缺陷，具有促进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互动统一和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和“基础”教学改革必须重视的问题。传统的儒家“家国同构”思想产生于封建社会，具有与逻辑现实性脱节与过于个人和社会理想化等缺陷，但是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意义、提高思想道德修养的不容否认，更不容忽视。被赋予中国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身家国同构”的新概念强调以履行义务、完善自我为基础，重在建立和谐的身心关系、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个人、家庭、国家三个层面的统一、协调、互动中实现三者的互为推动式发展，彻底摆脱传统“家国同构”思想导致“家国错位”的践行偏至。这一点对于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三个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时效尤为重要，可以说，经过改造转换的儒家“身家国同构”概念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与“基础”课教学中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建构启示与思维导向。
三、“二”即两个过程
这里的“二”是指知行合一、内外化相耦合的实践过程。“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高尚的道德人格和社会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健全的法律思维。更关键的是实践中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国家及社会的关系，学法知法还要懂得守法用法，能有效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勇于同各种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这就决定了“基础”课的教育同其他科学知识教学的差别更多地在于实际践行和效果检验上。关于“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国家及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前面在环境和层面两个部分已经阐述，这部分重点就如何实现法律意识到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再到法律思维的过程对内外化耦合［5］41过程进行论述。其实，教学过程单纯就其本质而言，是施教主体和受教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过程，是一种双力互动的过程，这就是现在流行的互动式教学法，这其实是受启示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启发式教学的教育理念。但在这里不讲两个主体、两个课堂的问题，讲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大学生从意识到行为、行为形成思维的知与行相统一、内外化相耦合的过程，这同样是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在“基础”课程教学中的有效融入。孔子提倡知与行相统一:“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但孔子从没说过“知行合一”一言，真正提出“知行合一”说的是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因此，这里暂不论后继者发展的“知难行易”说和“知易行难”说如何，且将“知行合一”说的内涵启示引申到思想意念到实际行动的内外化相耦合的过程上来。而就这一方面来说，“基础”课教学的过程主要是实现社会思想信念的个体化和个体行为规范的社会化两个过程。社会思想信念的个体化就称之为“内化”，个体行为规范的社会化就称之为“外化”，这两个过程绝不是相互孤立、各自为政，相反是双向统一、互动联合的过程。那么，如何实现两者的双相统一、互动联合呢?这就是内外化如何耦合的机制问题了。“耦合”是物理学概念，原意指多个电路元件之间的紧密配合和相互关系，在这里引用“耦合”概念是为了表现内外化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内外化的转化机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机制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实施检验教育教学效果的重要评价标准。［5］41“机制的创建与运行具有一定的目的，即为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目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与耦合都要围绕该目标进展。”［6］36“基础”课教学的目标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健全的法律思维，并转化为有效的实践行为，其方法的创新应用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化耦合机制运用的实践当中去，目的就是:一是把参与整个内外化过程的诸多要素通过交互、渗透、联合、重组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网络以及个人之间的有效架构和合理培养结构，这就是上述“四个环境”和“三个层面两部分所阐述的重要性。二是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过程中，在各要素相互作用之间完成自身各要素功能作用的最大化，与此同时，通过强化交互培养、学习共同体等特定方式和手段，与自身之外的其他系统耦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5］43如此一来，既能够是内外化耦合机制保持整个过程的整体性功能发挥，又能使“基础”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高的实效性。这一方面这就是下面将要阐述的“一个共同体”的作用叙述和功能发挥。
四、“一”即一个共同体
从“基础”课的教育教学和社会作用角度来看，其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统一的目标和内容，遵循着基本的活动规律和实践原则，践行着具体的实践要求和政治诉求。这是作为“基础”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之所以存在的最大可能性。然而回顾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成立30余年来创造的学科领域辉煌，不难发现，无论是学术论坛，还是论文评选和期刊访谈，这几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独角戏”。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内所有成员的广泛参与和实践探索。“独角戏”的状况不但会使得包括高校“基础”课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独木难支”，更会使得社区、企业等社会其他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思想政治学科教育相疏离，共同体没了向心力自然就会趋向瓦解。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这一论题必须再次进入人们的思维视野并引起重视，而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发展的战略前提是必须有超越概念，因为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需要超越区位、超越体制、超越结构的限制，是个系统要素有效运行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共效应”。［7］9而在这关键之位的超越观念需要我们借鉴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相关的思想精华，将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在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进行有效融入。“超越”观念是中西方思想交流过程中争论的一个主要论题，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儒家思想之中有没有“超越”观念?二是如果有，它与西方思想体系之中的“超越”观念有无异同?当代新儒家代表刘述先教授已在《刘述先自选集》一书中通过“超越内在两行兼顾”理论给出了问题的答案。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其中的异同对“基础”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建立有何作用。由此看来，“超越”一词有多层次地解释，当超越被解释为“一种确认自我和反观自我良心的能力”的时候，它更多地指向儒家传统文化中强调的个人应该不断的超越、升华，并成为道德楷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内圣”过程，以正心、格物、致知的“内圣”功夫转化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抱负，就是超越的过程。但他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指“形而上的高出边界的‘地方’和‘视角’，是越过一定界限的变化和成长。”［8］127这个时候它就会为“基础”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建立给出指导与启示。作为共同体发展战略前提的超越概念在于突出超越限制与界线，使得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互助融合发挥合力效应。这一概念的推广和有效践行除了上述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超越观的两层含义之外，还要得益于孔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和同“思想和吸纳包容、互赢共生理念。无论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内在超越”的实现还是西方思想体系的“外在超越”的实践，都不是自成一派、闭门造车的结果，他们都注重对各家各派思想的兼容并蓄、取长补短进而推动自身的进阶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流派在发展过程当中都不同程度上吸收、借鉴并融会发展其他学派的思想精华，不仅如此，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整体，在面对不同程度上和不同领域里的外来文化时也表现出了一种吸纳包容的态度和方式。比如对佛教、基督教的借鉴包容与发展。高校“基础”课的思想政治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面向全体居民、企业单位思想政治教育面向全体员工，总而言之就是中国思想政治教育面向全体民众，而绝不可以是某一区位、某一结构之内的“独角戏”。不仅如此，不同区位与结构之间还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原则、方法、途径等各方面的交流借鉴和融合，否则，不可谓之共同体。社会、家庭、环境、网络的四位一体，身、家、国三个层面的同构概念，内外化之间的耦合机制都是建立在一个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否则，上述的“一体”、“同构”、“耦合”就都失去了共同的价值实体和实践意义。《完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以推进大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体化为重点，整体规划、分层设计、有机衔接、系统推进，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富有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意见》要求:“确立宣传部门、教育部门等各部门相互协调、密切配合的宏观管理体制，形成关心和支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其中“一体化”的体现，“整体”的架构图景，“分层”于各处，“系统”的合理推进，“社会氛围”如何营造等一系列问题还需要更加深层次的探索，但是，只要教育教学的方向找到了、有效融入的方法掌握了，质量管理论文前景也就会随着实践的脚步慢慢浮现。
作者：杨伟荣 张方玉 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