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数据来源、调研方法与样本特征
本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于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组织对合肥、福州、石家庄三个省会城市所进行的调查，调查对象为１８周岁及以上、知晓网络舆情并具有一定互联网使用经验的城市居民，即网民。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城市，是因为它们分别处于华东与华北地区，人口较多且经济较发达，网络普及率较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中合肥的“牛肉膏”事件还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２０１１年１２月，在江苏省无锡市区展开预备性调研，并对调查问卷进行完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网民的个体特征、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民众参与、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政府反应的满意状况评价三个部分，并在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３月完成了对合肥、福州、石家庄三市网民的调查。调查人员为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的研究人员与江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具有丰富的问卷调查经验且经过专门的训练；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主要选择超市、大型书店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且随机地选择符合条件的居民，并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来完成问卷。本次调查在合肥、福州、石家庄三市各随机完成２００份问卷，累计完成问卷６００份，其中有效问卷５９２份，有效问卷率为９８．６７％。有效问卷的网民相关统计特征：（１）受访者男女比例比较均衡，分别为５１５２％和４８４８％，且未婚者占多数，为总体的６２１６％；（２）在年龄层次方面，１８～３５岁的受访者占绝大多数，所占比例为７５６８％，他们是主流的网民群体，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比较关注；（３）在家庭结构方面，三口之家占多数，为总体的４７９７％；（４）在学历方面，本科学历的受访者占主体，为总体的４９６６％，而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占总体的８５１３％，可见本次调查受访者的学历层次较高；（５）在个人年收入方面，１万元及以下者占多数，为总体的４０８８％，而处于１～２万元、２～３万元、３～５万元、５万元以上４个区间的受访者人数比例较为均衡，分别为１２８４％、１６８９％、１３１８％、１６２１％，可见受访者在个人收入方面差异较大。
二、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认知与态度
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认知、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参与行为的态度等问题是本文开展研究的基础。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对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真实性，有４７６４％的受访者选择“有所相信”，１７２３％的受访者选择“比较相信”，而选择“比较怀疑”和“十分怀疑”的受访者分别为２７７０％和６４２％，只有１０１％的受访者选择“从不怀疑”，可见，大多数人比较相信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真实性；对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能够反映现阶段食品安全的真实状况”这一说法，有５３７１％的受访者选择“认同”与“非常认同”，说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对社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参与行为的态度，当出现食品安全负面报道时，有４４９３％的受访者表示能够理性分析，不仅积极关注，还会与周围人讨论；当自己的观点与网络中大多数网民的观点不一致时，有４４９７％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有３０９５％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见，网民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参与行为的问题上持有较为理性的态度，能够通过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通过问卷调查探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网民的行为特征。
三、网民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本文将网民的参与行为（如果第ｉ个网民选择发帖、回帖、转贴等方式参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Ｙｉ＝１；否则Ｙｉ＝０）定义为因变量。在自变量中，主要考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认知态度（对负面报道的态度、其他人参与言论的影响）、对政府反应的满意状况评价（对政府回应批评言论、公布工作内容、快速调查网民质疑等行为的评价）以及个体的统计特征（学历、收入、职业）。式（１）中，Ｙｉ为因变量参与行为，ｐ为因变量为１的概率，Ｂ０为常数项，Ｂｉｊ为回归系数，Ｘｉｊ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εｉ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利用ＳＰＳＳ１９对问卷数据进行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其中，在各自变量中，以第一个选项为参照项，所得估计结果见表２。从表２中列出的综合性检验的各项数值来看，模型整体检验结果比较显著，且自变量的符号也与预期基本相符。在显著化水平较高（５％）的自变量中，网民对负面报道的态度（ＮＥＡ）、对“政府快速调查网民质疑的行为”的评价（ＩＮＰ）、对“政府及时回应行为”的评价（ＴＲＥ）、对“政府及时处罚责任人的行为”的评价（ＴＰＵ）、其他网民言论的影响（ＩＮＦ）、对“政府公布工作内容的行为”的评价（ＡＷＢ）、对“政府利用意见领袖进行引导”行为的评价（ＯＬＧ）等因素对其参与行为都有所影响。而学历（ＥＤＵ）、个人年收入（ＹＩＮ）、职业（ＶＯＣ）等其他自变量与网民的参与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
四、结果分析与政策含义
基于上述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回归分析，所得出的初步分析结果是：第一，网民对食品安全事件负面报道的关注度对其舆情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各评价选项中，“比较关注”和“非常关注”两个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前者在小于５％的水平上、后者在小于１％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以“对食品安全事件负面报道极少关注”为参照项的情况下，对负面报道的关注度是影响他们参与行为的正面因素。这是因为，食品安全危机爆发后，网民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急于获取有关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信息。而食品安全事件的负面报道将加强网民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释放。参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讨论，有助于宣泄内心的不满与焦虑，以获得情绪上的解放［１３］。因此，越是关注食品安全事件负面报道的网民，就更具有参与舆情讨论的意愿。第二，网民对“政府快速调查网民质疑的行为”的评价对其舆情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在各项评价选项中，“一般”和“非常好”两个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前者在小于１％的水平上、后者在小于５％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那些“认为政府在快速调查网民质疑方面做的非常不好”的受访者相比，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做的“一般”和做的“非常好”的受访者更愿意参与舆情讨论。这可能因为网民将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作为了解食品安全状况，参与食品安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五、结语
笔者在网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讨网民学历、职业、对负面报道的态度等因素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得出与舆情参与行为显著相关的影响因素；基于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加强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引导与控制的政策措施，为相关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然而，影响网民舆情参与行为的因素众多，除了职业、收入、政府反应之外，网民的心理特征、参与网络舆情讨论的客观条件限制（如上网的便捷性）以及不可预知的随机状况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且各因素之间具有复杂的作用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有些回归结果无法确定影响的正负向关系（如“其他网民言论的影响”以及网民对“政府公布工作内容的行为”、对“政府利用意见领袖进行引导”的行为等方面的评价对其舆情参与行为的影响）。对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来说，除了社会风险属性，它还是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平台，对推动食品安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如何针对网民的舆情参与行为进行聚类分析，准确定位政府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治理的对象：对理性的网民行为进行引导，对非理性的网民行为进行控制，以增强网络舆情的食品安全监管功能，减少非理性行为所档案管理论文带来的危害，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作者：洪巍 吴林海 单位：江南大学 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