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观与当代生态伦理学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当代生态伦理学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的态度，关键是如何理解恩格斯下述这句话，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支配自然界”“，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主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类解放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而，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误解也正源于此。不少人误以为从中暗示着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果真如此吗？其实，在这里“，支配自然界”“，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主人”是指人类摆脱宗教恐怖和自然神秘主义上讲的，而不是指人与自然界对立。〔1〕恩格斯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2〕人对自然的支配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不是外在地支配自然和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和主宰，而是把自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并通过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来支配。在这种支配中，人与自然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对自然的支配指称的是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所说的只是人摆脱了异己的自然力量而已。这时候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就体现在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文明兴起的时代，其时代特质显然大异于生态危机显现的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还刚刚开始显露。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性所造成的人与人的对立和危机，而对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危机的关注是隐含在对人与人的对立和危机的关注之中的。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自然界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因人类的开发而千疮百孔。那时甚至还似乎没有自然生态危机的迹象。也正因为如此，学界认为马克思关注和批判的主要是社会危机（经济危机），而主要不是自然危机；马克思甚至还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传统：自然是客体；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属于社会概念（施密特）。但是，早在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把自然当做人类自体来看待，称自然界是人类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从生存论视野来看，人离不开自然，而且人本身就是自然。反过来说，由于自然界孕育着人及其他一切生命，是生命的源泉，因而自然本身就是有生命的。而且依据马克思的论断，自然界既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无论如何自然界既是无机的，又是有机的。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自然异化的思想逻辑必然地是劳动异化、人的异化的组成部分。私有制就意味着自然的异化、就意味着自然的买卖、亵渎。

消除异化的共产主义，既是一种人道主义，又是自然主义，人与自然和谐，自然不再是人恣意买卖践踏的死的物质。这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应有之义。人类中心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产物。“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是近代以来一直支配人们思想的核心观念，是知识论（科学）思维方式的完整表达。从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的必要性、必须性、必然性出发，“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表达的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实践论态度。这一点必须承认。但是，如果把“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的知识论观念绝对化，以为实证科学是自足的，以为人能够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主体，能够把自然界整体当做客体，那就成问题了。当胡塞尔提出欧洲科学的危机时，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可想而知。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真正来说自然能否被客体化。这首先要解决怎么看待自然的问题，这是不容忽略的自然观问题。自然能够被客体化的前提条件是，近代的机械自然观对古代的有机自然观的颠覆。首先把自然当作静止的、死的实体，当作一部大机器，否则任何一种永不停息地运动变化着的生命体是不能被对象化、客体化的。正是基于这一点，能够被客体化的自然是有限度的、局部的、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局部的自然，在有限度、有条件下是可以被对象化的。但是，自然界整体（包括人自身）是生生不息、运动变化着的、永恒联系着的生命体，是不能被对象化的自在之物、存在本身，是不能被客体化的。近代的机械自然观，把自然界整体（生命）当作死的实体，而这在古代有机自然观里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近代的机械自然观对于古代的有机自然观无疑是一种超越，是科学对于素朴观念的超越。科学往往是从一种假说开始，然后通过实验去证明，再得出结论，总的运行过程遵循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科学假说的提出具有逻辑前提、具有事实根据，然而，科学的运作过程就是把整体、生命、运动当作客体对象，去研究其内部结构、规律、性能等。实证科学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本身就是把“整体、生命、运动”对象化。只是真正说来“整体、生命、运动”是无限的变化发展着的自然界整体链条，它是无法对象化的。在人类的经验活动、科学研究活动中被对象化了的客体，一定成了局部的、僵化的、静止的东西。我们却“想当然”地以为这些被对象化了的客体就是“整体、生命、运动”，是无限的变化发展着的自然界整体。整个实证科学就是如此这般地发展起来的。不过这说明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科学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人类在科学的指引下从事各种生产实践活动，本来都是按科学规律办事，结果却为什么难免事与愿违？我们以愚公移山、改造山河的精神，抽干了沼泽地的水，有效地利用了被认为亿万年闲置浪费了的土地，发展农业、畜牧业，获得几年暂时的丰产，却往往换来了难以恢复的土地盐碱化、沙化。我们截住了生生不息流淌着的河流，当然主要是在河流成为“洪水猛兽”之时，兴建大型水库，可谁又能想到它日后又有多少消极后果。这或许就是科学思维从它正当的适当的“想当然”演变为彻底的“想当然”的结果。千百年来的实践证明，从实证科学角度讲头头是道、无懈可击的真理，在生活实践中往往会演变为毁灭自然的谬误。当科学技术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科学技术的两面性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资本主义逻辑和科学技术逻辑的联姻是西方文明陷入危机的意识形态根源。西方文明危机表现为人和自然陷入全面危机。这充分验证了马克思的“生活决定意识“”理论来源于实践“”世纪（历史）就定逻辑（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辩证法的独到之处。为了应对生存危机的挑战，各种拯救自然的学说异军突起。生态伦理学就是其中的一直劲旅。为了消除人与自然对立，确立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以便让人类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生态伦理学把立论的核心确立为“自然具有内在的价值论”。自然内在价值论的主要观点是：自然之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们的价值，这种价值不是人类赋予的，而是它们的存在所固有的〔4〕。可是，既然自然的内在价值与人无关，那么人类有什么理由要保护它呢？这仍然是割裂人与自然关系的二元论思维方式。结果，原本要摆脱以功利主义态度对待自然的理论却又陷入了困境：因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因为她的有用性，我们应善待她尊重她。这其实还是从功利主义价值观、西方主客二分认识论出发，因而是一种典型的自然中心主义。而这种建立在主客二分认识论哲学解释原则基础上的自然中心主义又必然转化为它的对立面———人类中心主义。因为，如果当代生态伦理学把立论的基点放到“自然的内在价值”上，势必受到来自持“人是具有实践需要的、具有主体性”观点的反驳。为什么要善待自然等问题的动因还是为了人自己。也就是说，自然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的理论困境，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市场化时代几乎是注定的。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利益驱动总是首要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其潜台词。在这个意义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都有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当代生态伦理学必须摆脱自然中心主义，才能真正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否则，只要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仍然还是功利主义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就不可能建立生态伦理学。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资本主义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不但要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且还要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相结合。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前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后者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当今社会全球化已然成为势不可挡之势。随之而来的是带有全球性的根本性问题摆在世人面前。诸如当今社会已经陷入了环境危机、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等人类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根本上是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从而也是人与人的对立和冲突。作为人类解放的学说，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不但要通过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金融危机），解决人与社会力量（资本）的对立和冲突，而且还要通过克服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等人类生存危机，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然而，就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根源而言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在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对立。就此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应该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十分重视马克思的自然观，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必须把资本主义批判同生态学批判结合起来，亦即把人的解放同现时代自然的解放统一起来。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本身具有自然向度，贝拉米•福斯特等就认为在唯物主义自然观上，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忽视外在的非人化的自然。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缺乏自然向度，詹姆斯•奥康纳认为必须把“自然”补充进历史唯物主义之中；本•阿格尔认为当代社会不仅劳动异化而且消费异化，不仅经济危机而且生态危机等。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究竟是否具有自然向度，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们所倡导的生态学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现实意义。在国内，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叶平、刘湘溶、余谋昌等系统阐述了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内在价值论；刘福森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伦理学；陈学明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关键在于使马克思主义面对现实，即面对两极分化带来的人与人的矛盾、生态危机带来的人与自然的矛盾、消费主义带来的人自身内部各种需求和各种功能之间的矛盾等。上述国内外学者的理论观点归纳起来就是，重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文明视域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出发点。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历程来看的确如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涵、目的和使命同自然的解放具有逻辑一致性：人的解放内在的包含着自然的解放，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暗含着解放自然。虽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中很少直接提及自然的解放，马克思甚至还说过“支配自然界”，“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主人”，但是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3〕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最大阻碍，而且成为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异己力量。再次，理想社会中无产阶级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相统一。

作者：包国祥 单位：内蒙古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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