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水产养殖环境的外源性污染及影响
水产养殖环境是水产生物资源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水生经济动植物生长、繁衍的场所。水产养殖生态系统通过水域中的生物和生物(水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构成相对稳定的统一体。环境通过与水生生物的物质交换与能量转化，对水生生物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优良的养殖水域生态环境是水生经济动植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维持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3］。水产养殖必须要有优良的水体环境作为基础，而养殖水体的水源主要来自天然水体，即海洋、河流和湖泊等，故养殖水体环境的污染首先来自于外源性的污染。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天然水体因遭受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环境质量有所下降，这给水产养殖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冲击。据国家环境保护部《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4］的数据资料显示，中国农村环境形势日趋严峻，饮用水源和地表水遭受了不同程度污染，生态压力较大。对于水产养殖水体而言，其所受的外源性污染主要是植物性营养元素氮、磷和耗氧有机物的污染。这些外源污染源主要含有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油脂和磷、氮等，进入养殖水体后在微生物的生化降解过程中需消耗大量的溶解氧，释放出硫化氢、氨氮等有害物质，造成水体缺氧或引起水体富营养化，导致养殖生物发生病害和死亡，给养殖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外源性污染中还包括来自于工业废水和农业面源中的重金属、农药和除草剂等，它们或为持久性污染物，或为环境激素类物质，污染效应严重，不仅可直接引起养殖生物中毒死亡，而且可在水产品中蓄积残留，影响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并可通过食物链影响人类健康。相关的研究显示，水体环境或水源受此类物质的污染已相当严重。王宁等［5］调查了吉林松花湖区及其上游入湖河流的重金属污染情况，发现水体受汞污染严重，水体中林蛙体内的甲基汞呈富集状态，较未污染河流中的林蛙体内高出2～29倍;李敏学等［6］对第二松花江水体中多氯联苯(PCBs)进行了检测，检出率达31．5%，平均含量为0．013μg/kg;底泥检出率为100%，平均含量达0．12～1．05μg/kg;鱼体中检出率为100%，含量达6．4～214μg/kg;管玉峰等［7］在珠江8个入海口检测了96个水样中的多溴联苯醚(PBDEs)的残留状况，水体中PBDEs的质量浓度为0．344～68．0ng/L;黄卫国等［8］对烟台四十里湾和套子湾以及青岛胶州湾表层海水中的壬/辛基酚(NP/OP)、壬/辛基酚单聚氧乙烯醚(NPlEO/OPlEO)以及双酚A(BPA)的浓度水平进行分析，结果显示NP和NP1EO是最主要的污染物，河口和港口是海湾中污染物浓度最高的区域。
2水产养殖自身污染及其影响
水产养殖是中国渔业发展的主要增长点，其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来源，而且对改善农村经济结构，解决农民就业等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养殖业者对高产高效益的追求，中国的水产养殖朝着高密度、集约化、规模化和名优化的方向发展，形成了高生物负载量和高投入量的养殖模式。在高投入高产出的模式下，养殖密度超过了水体容量，大量的残剩饵料、肥料和生物代谢产物累积，使得水体自净能力下降，水体富养化显著，养殖水体的自身污染日益严重［9，10］。水产养殖自身污染是指由于水产养殖活动的自身因素导致养殖水体环境及周边邻近水体中污染物的含量超过正常水平，导致水体的生态功能受到影响的水体状况。水产养殖自身污染主要来源于养殖过程中的投入品(水产苗种、渔用肥料、饲料、渔用药物及环境改良剂等)及由此所产出的固液态废弃物(残饵、动物粪便和排泄物以及固态物质的溶出成分等)。除此之外，养殖过程中所形成的底部沉积物也是自身污染来源的一部分。2．1水产养殖过程中投入品的污染2．1．1水产苗种水产苗种是水产养殖最重要的物质基础，是生产优质、健康水产品的保障。我国农业部于2005年颁布并实施了《水产苗种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苗种生产、销售和使用的具体要求。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在养殖过程中使用不良苗种，即近亲繁殖的苗种、健康不佳的苗种和带病染毒的苗种。这些苗种存在先天不足、体质弱、适应能力差、生长速度慢、抗逆性差、易受病害侵袭和死亡率高等问题。有些甚至携带疫病病毒或致病菌，传染性强，易引起爆发性鱼病的发生或本身残留有化学药物等。不良苗种在养殖过程中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加剧了渔药等的应用，间接引起养殖生态环境的失衡，造成养殖自身的污染。2．1．2水产肥料和饲料无论是海水养殖还是淡水养殖，水产养殖品种几乎都是异养生物(水生植物除外)，其生长必须从外界环境中摄入营养，以维持其生命活动。除了少数养殖品种(滤食性鱼类、贝类等)可利用水体环境中的天然饵料外，其他品种必须靠人工投饵来获取能量和蛋白质。因此水产肥料和饲料是水产养殖过程中必需品。水产肥料包括无机化肥(氮肥、磷肥等)、有机肥(动物粪肥、植物废弃物)和融无机肥、有机肥及微生物菌剂于一体的高效复合肥，其主要为水体提供适度的氮磷营养，促进水体中浮游生物的生长，维持一定的透明度，为水体环境提供溶解氧，同时为滤食性生物提供天然饵料。养殖者过量的肥料使用，会使水体中氮、磷含量剧增，浮游生物量增加迅速，导致了水体的富营养化，引起养殖水体蓝藻泛滥［11］，在淡水中形成“水华”、在海水中形成“赤潮”。由于集约化水产养殖采取高密度的放养模式，大量投喂外源性饲料，大量残饵所含的氮、磷等植物性营养元素、悬浮性颗粒、耗氧有机物等成为了养殖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来源，导致养殖水体的污染日趋严重［12］。研究资料表明，池塘系统中饵料氮素仅13．9%转化为养殖产品，另有13．4%沉积于底泥，水体及损失部分占72.7%;输入磷素约25．4%转化为养殖产品，28.9%沉积于底泥，45．7%汇集于水体［13］;Penczak等［14］研究了淡水网箱养殖虹鳟对饲料的食用情况，发现投喂的干饲料有30%残剩于网箱中;Braaten等［15］在利用网箱海水养殖鲑鱼时研究了投饵后网箱中的残饵量，发现残饵量高达20%。2．1．3渔用药物和环境改良剂渔用药物和环境改良剂是养殖过程中用来预防、控制和治疗水产动植物病害，改善养殖水体环境和促进养殖品种健康生长所使用的外源性投入品。现阶段我国使用的这类制品主要包括:用于防治病害的清塘除杂剂、消毒杀菌剂、杀真菌剂、杀寄生虫剂、杀藻除苔剂、疫苗以及用于改良环境的增氧剂、解毒剂、底质改良剂和微生态制剂等。其大部分主要是化学制品，包括农药、除草剂、抗生素、氧化剂、络合剂、表面活性剂和吸附剂等，仅小部分为微生物制剂。在当前高密度集约化养殖中，因养殖周期长，养殖水质呈半污染状态，且经过夏季高温，容易发生病害，故从苗种入水到商品出水销售，经常会使用渔药和环境改良剂。如正确合理地使用一般不会对养殖环境和水产品造成危害，但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养殖业者往往会不科学地使用渔药甚至使用违禁药物，从而对养殖水体产生严重的危害。相关研究表明仅20%～30%投加的抗生素被养殖鱼类吸收，而大部分进入了水体环境中［16］。梁惜梅等［17］的研究表明，在珠江口典型水产养殖区的水体中检出两类三种(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和四环素)抗生素的残留，平均质量浓度在7．63～59．00ng/L，且养殖时间越长，抗生素的总量越高，显示出抗生素的累积效应;另据研究报导，近年来在水产养殖业中用于清除丝状藻类(青苔)、大型草类及有害藻类的扑草净［18］，其在水体中的半衰期长达1～3个月［19］，过度使用势必会污染水环境，并危害栖息的生物体，破坏生态平衡［20］。2．2水产养殖过程中代谢产物的污染养殖过程中所投入的饵料被养殖生物摄食后，经过养殖生物的吸收代谢排入水中，使水中的氮、磷含量增加。一般情况下，在鱼类所摄食的饲料中，约有20%～30%转化为粪便，经排泄进入水体环境。据对鲤鱼养殖中投喂的饲料(蛋白质含量36%)中氮、磷的迁移分析可见，仅有31．89%的氮进入机体后转化为鱼体组织，其余的52．5%随尿液(以氨、尿素和尿酸的形式)、15．61%随粪便被排出鱼体后进入水体环境;进入水体环境的磷的比例则超过了氮，达到投饲量的70．2%，其中的5．1%和65．1%分别随尿和粪便排出体外。每吨鱼在喂养1．4t饵料后产生的粪便达0．45t(干重)［21］。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鲑鱼网箱养殖中，约有80%的饵料氮素可被鱼类摄入体内，其中25%用于维持鱼类的生存，75%被排出体外，仅粪便就占10%［22］。Beveridge等［23］根据饲料组分和已知的鱼类消化率估算过鲑鳟鱼的排粪量，即鲑鳟鱼可以消化约74%的典型商品饲料，每消化100g饲料可产出25～30g的粪便(以干重计)。由此可见，高密度养殖模式下生物的排泄物污染值得关注。除此之外，某些水生生物的代谢产物具有毒性，如藻毒素、麻痹性贝类毒素等，其引起的养殖自身污染更应得到重视［24］。2．3水产养殖环境中底部沉积物的污染水产养殖环境中的底部沉积物是由养殖水体中的碎屑物质、溶解物质、次生物质、生物遗体、生物碎屑、生物代谢产物以及降解有机质等过程中产生的物质，经表面电荷吸附或重力的作用在水体底部沉积的堆积物质的统称。养殖环境的底部沉积物可通过再悬浮－溶解－释放等过程，使相关物质回到水体环境中，引发水体二次污染。故底质环境成为养殖环境中污染物的聚集地。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在网箱、池塘等非开放式水产养殖环境的底质中，碳、氮、磷的含量和耗氧量比周围水体沉积物中的含量明显要高［25］，且底质中经常有残饵富集。在对虾养殖池塘中，残饵、粪便沉积形成的有机污染底泥，深度可达30～40cm，并随池龄增长而增加［26］。在老化池塘中，残饵、粪便、死亡动植物尸体以及药物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在底泥中的富集更为严重。Funge等［27］对精养虾池中物质平衡的研究表明，只有10%的氮和7%的磷在虾类养殖过程中被利用，其余都以各种形式进入沉积物中。徐永健［28］研究了封闭式对虾综合养殖围隔，发现水体中氮、磷的最终去向主要是沉积于底泥中;在半精养的鱼塘中，每产出鱼3～4g/(m·d)就有700～800mgN/(m·d)进入系统中，而生物的利用率仅有11%～36%，其余均沉积于鱼塘底质中［29］。2．4水产养殖自身污染的影响2．4．1对外环境的影响由于集约化养殖下过量的施肥、投饵以及养殖生物排泄物的累积，导致养殖水体内部污染负荷的急剧增加，明显超过了水体的环境容量，水体自净能力明显下降。为了维持水体的生态功能，必须通过更新水源来保证水产养殖正常进行。这就导致水产养殖的自身污染外扩，影响周边的水域生态环境。据2010年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称，全国COD排放总量为3028．96万t，总磷42．32万t，总氮472.89万t;而水产养殖业所排放的COD为55.83万t，总磷1．56万t，总氮8．21万t，分别占1．84%、3．69%和1．74%。虽然我国于2007年颁布了水产行业标准《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和《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3-2007)，对养殖排水进行管理和约束，但由于养殖区域分布广、排放又属于无组织排放，故管理上难度极大，效果不佳。水产养殖排水主要增加了周边水体中氮、磷等营养物的浓度，加剧了水体有机污染和富营养化，对水域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危害水质、底质和水生生物。研究表明，养殖排水所排出的营养物质增加了周边水域的氮、磷输入量，加快了水体富营养化进程，导致浮游植物、底栖动物的种群数量发生变化。韩志泉等［30］研究显示，与浮游植物数量显著相关的水质指标是总氮、总磷，水中总磷浓度每上升0．01mg/L，浮游植物便增加3．53×105个/L;Brown等［31］发现，离养殖区越近，水质DO饱和度(溶解氧实际含量/饱和含量)越低。养殖区附近3m和15m处的水质DO的饱和度分别为35%～70%和50%～85%。2．4．2对自身的影响由于大量残饵、肥料、生物排泄物等的沉降和堆积，造成水体中植物营养性元素含量增加，藻类爆发性生长，水体中藻毒素水平上升，影响生物健康。养殖水体和底质处于缺氧或低氧状态，嫌气性细菌大量繁殖，分解水体及底质中的有机物质而产生大量有毒的中间产物，如NH3、NO－2、H2S、CH4和有机酸等，在水中不断积累，对养殖生物产生毒性影响，导致养殖生物生长受限，饵料系数增大，养殖成本升高。其中NH3、NO－2、H2S都能引起养殖生物病害(如NO－2易诱发草鱼出血病)［32］，提高生物对细菌性疾病的易感性，引起养殖生物中毒死亡或泛塘，造成巨大损失。分解产生的有机酸和无机酸，可使底质酸化，pH明显下降。低pH可影响养殖生物的呼吸，造成新陈代谢下降，生长发育停滞等一系列异常变化。研究表明，虾塘底层残饵分解可引起海水DO饱和度和pH的下降，水中的溶解氧在24h内由8mg/L降至0，pH由8降至6［33］;隗黎丽［34］指出，水体中蓝藻产生的微囊藻毒素会影响鱼类的胚胎发育、生长和生理生化指标，并在组织中累积;李建等［35］研究了氨氮对日本对虾幼体的毒性影响，发现氨氮对日本对虾幼体的毒性作用显著，随着氨氮浓度的增加，各期幼体的死亡率明显升高;叶俊［36］的研究结果表明，亚硝酸盐急性胁迫对草鱼ＲBC形态和功能产生了显著影响，亚硝酸盐暴露可导致ＲBC形态发生改变，ＲBC数量和HCT降低，HB被大量氧化为MET，从而导致鱼体呼吸功能受到影响。
3水产养殖环境污染的净化与修复
当前水产养殖环境污染的净化和修复技术主要分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两类，这两类技术有其各自的优缺点。异位修复技术的水质处理效果较好，能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养殖尾水的零污染排放，但需要将养殖水移出原有水体，在原水体之外的固定处理单元里进行净化修复，需要消耗额外的空间、能源等;原位修复技术在原水体环境中进行，无需占用额外的空间，在土地资源日趋严峻的形势下，体现了其有利的一面。然而水产养殖本身需要适度的肥水，因而决定了原位修复的程度和效果是以维持养殖水质与养殖生物的平衡和谐为准，并不是以实现养殖尾水的零污染排放为最终目标，体现了其净化修复效果的不彻底性。一项实用的水产养殖环境污染净化和修复技术，不仅要达到应有的净化效果，而且应具备经济上的可行性。因此养殖水质净化和修复技术的开发应依据水域环境功能和保护目标以及本地区的资源状况，研发与水域功能和地区资源相适应的养殖水环境调控技术，使养殖尾水的处理更具针对性、实用性和经济性。3．1原位净化与修复原位净化与修复技术包括物理技术、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其中应用最广泛、效果最好的是生物技术。物理技术主要是机械增氧、底泥疏浚;化学技术主要是投入氧化剂提高水体中的氧化还原电位、使用络合剂络合金属离子等，而生物技术主要是利用水生植物和微生物来净化水体环境。因养殖水体环境中的污染物多为氮、磷等植物性营养元素及BOD、COD等有机污染物，其恰好是水生植物和微生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故可通过生物的生长代谢来完成物质循环、污染物的净化及生态的控制。近年来，有关此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吴伟等［37～40］先后报导了采用浮床种植空心菜净化池塘养殖环境(图1)、利用人工弹性填料构建固定化微生物膜处理养殖水体(图2)、应用脱氮副球菌实现养殖水体好氧反硝化以及运用侧孢芽孢杆菌控制养殖水体富营养化;杨琳等［41］研究了沉水植物对藻类的化感效应。3．2异位净化与修复异位净化与修复技术主要是人工湿地循环水处理技术。人工湿地(constructedwetland)处理系统是指通过模拟自然湿地，人为设计与建造的由饱和基质、水生植物、动物和水体组成的复合体系。按水流方式的不同可将其分为表面流湿地、潜流湿地和垂直流湿地三大类型。人工湿地具有投资少、效果好、运行维护方便、氮磷去除率高和对负荷变化的适应能力强等优点，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处理生活污水、工业废水、面源污染、恢复和净化受污河流、湖泊等诸多方面。将人工湿地用于水产养殖循环经济模式中净化养殖废水的研究已有报导。吴振斌［42］和谢小龙等［43］研究了复合垂直流人工湿地处理养殖水体的效果，水体中浮游动物和TSS的去除率分别达60%和70%，水质得到显著改善。
4水产养殖环境污染的控制管理措施建议
4．1加强对水产养殖环境外源性污染的控制和管理4．1．1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对江河湖海等天然水体的保护，减少外源性污染对水产养殖的影响良好的水质是水产养殖的根本保证，是生产优质安全水产品的基础。水产养殖业能否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水产养殖的产地环境质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养殖水源的取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养殖业者往往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被动地接受现有的水源，无法验证取用的水源是否受到外源污染物的影响。养殖业者在受污染的天然水源面前表现为弱势群体和受害者。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加大对江河湖海等天然水体的保护，以确保水产养殖良好的水源供应，保证水产养殖产地的环境质量。各级政府及环保、农业等部门，须加大对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的监管力度，有效制止污染水域的行为，遏制水域恶化趋势，减轻污染对水域环境的影响，使水域生态得到恢复和改善。4．1．2科学规划水产养殖区域，确保渔业用水安全各级政府对天然水体要科学地进行功能分区和规划，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需要对管辖区域内的水体进行环境评价，在此基础上规划水产养殖水域，核定养殖区域并核发养殖许可证。核发养殖许可证后相关部门须对水域生态环境质量负责。科学有效的前期评估和监测将事半功倍，可保证渔业水域尽可能远离污染程度较重的水域，保证渔业用水的安全，避免以前只要有水的区域就可养鱼的做法，尽可能减少外源性污染对水产养殖环境的污染。同时要建立风险规避措施，如每个养殖区尽可能开辟第二水源，以防主要水源供应存在危机时备用。有可能的话需在养殖用水的进水口处建立相应的水处理设施，进行初步的水处理，以保证用水的安全，将水体外源性污染对水产养殖环境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4．2加强对水产养殖环境自身污染的控制和管理4．2．1在“生态优先”指导下优化养殖模式，调整养殖结构，实现产业升级因我国地域面积广泛，生态类型复杂，适宜养殖的水产品种众多，故水产养殖的模式比较丰富。但无论哪一种养殖，必须在“生态优先”的理念下开展，传统的高放密养已不适应现代水产养殖业的发展需求。科学的水产养殖应做到:①养殖之前通过对具体养殖区域环境容量的测算和分析，了解该区域水体环境对污染负荷的承载能力，确保养殖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负荷不致于超过水体环境的自净能力。在此基础上决定养殖品种、养殖密度和养殖模式。②合理调整和优化养殖结构，利用不同养殖生物的生理特性，充分考虑其食性及对营养利用的差异进行多品种混养，使得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有效合理。利用不同品种所处的生态位差异来分级利用营养物质，维系养殖水域的生态平衡，且充分发挥养殖水体环境的生产潜力。如中国传统的综合养鱼理论有其积极的一面，是最原始和朴素的生态养殖方法。通过对其方法的升级和更新，充分利用水体空间，分层次养殖滤食性－杂食性－肉食性鱼类;采用鱼菜－鱼农模式，在养殖水面上利用浮床种植蔬菜、花卉，使营养物质在养殖生物－水体－水生植物之间循环;进行养殖动物和藻类的间养，利用大型海藻吸收多余营养盐，并随着藻类的收获降低水体的有机物和营养负荷，提高养殖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这些方法使得水体中的物质流和能量流最大限度地发挥效应，减少外源性营养物质的投入，降低污染累积，保证生态优良。4．2．2加强对水产养殖的全过程管理，开发无污染的渔用肥料、饲料、渔药及使用技术传统的水产养殖水体控制强调的是末端治理，反映了养殖者被动地对待水体环境的理念。虽然诸多的生态修复体现出一定的效果，但这毕竟是事倍功半的工作。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养殖全过程管理日益受到重视。①养殖要从过程控制入手，在深入研究投入品生态行为及其利用，养殖生物与环境关系以及全面分析掌握水产养殖不同模式不同品种的适宜生境构成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变动的基础上，构建出养殖生物和目标饵料生物适宜的良性水体生态环境，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水产养殖良好生境的构建与维护技术，实现养殖生境的全过程精细管理。精细化管理涉及水产养殖良好生境的构建与维护，主要包括:养殖水体中浮游生物群落的定向培植和优化调控、基于固着基质的浮游生物群落构建、基于人工功能载体的底质生物群落自建、基于养殖生物营养生态位差异的生物操纵;利用水上经济作物轮作控制养殖生态环境、基于高效净水菌筛选和基因工程菌开发的生物维护、利用新型材料去除养殖环境中的悬浮性物质、基于底质反馈养殖生境的调控和维护等。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集成，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开展生境构建与维护，时间上跨越整个养殖周期，使各个养殖季节都有适宜的生境，空间上达到各种技术优势互补，合理搭配。②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科技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开发水产专用的无污染生物复合渔肥，配比合理且利用率高、适口性好的饲料以及无毒无害无残留的渔用药物、添加剂和环境改良剂。加强科技服务，更新养殖观念，重视养殖过程管理，提倡使用优质苗种、科学合理地使用肥料、饲料等投入品，尽可能采用生态防治，减少化学药物的使用。4．2．3大力发展区域或局部的循环水养殖，节约水资源，实现污染物的零排放解决水产养殖的自身污染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按国外通行的做法是:一要严格限制自然水体的养殖开发，避免污染水环境;二是大力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节水减排。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池塘、网箱、滩涂等养殖作为水产养殖的主要方式，不仅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是水产商品养殖生产的主要基地，也是我国渔业经济的支柱之一，因此要全面限制对水面的养殖开发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是一种先进的现代化养殖方式，但由于其水处理设备的投入和运行成本较高，对我国农村千家万户式的养殖经营管理体制来说实际意义不大。而水产养殖的自身污染属于农业面源的污染之一，必须得到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养殖业者创新思维，建立适宜我国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水产养殖业。这就促生了区域或局部的循环水养殖，即利用区域或局部内的一组养殖水面，经适当改造后将其功能细化，分别成为水源池、养殖池、净化池和沉淀池等，使其相互沟通，形成循环体系，不对外环境排水，只需适当补充水源以弥补蒸发所带来的损失即可。或可借助人工湿地的原理，促使养殖水流经人工湿地得以净化，然后再回到养殖池塘并循环使用，不但节约了水资源，而且可实现污染物的零排放。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的标准化生态渔池即采用此项技术，不从外界取水，也不外排水。水源依靠天然降水蓄积于蓄水池中，经过适当处理后进入池塘。池塘排水进入排水沟，排水沟中铺垫碎石，种植水生植物，成为人工湿地。控制排水在人工湿地中的停留时间，最后再回流入蓄水池，实现了零排放。4．2．4建立健全相应的标准体系和法律体系，利用信息技术加大行业监管力度加强管理必须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各种标准和法律法规，加大监管力度。①目前涉及渔业环境质量最主要的标准是GB11607-89渔业水质标准，这是一个不分级的、共计33项指标的单一值标准，颁布至今已有25年的时间，显然已不适应当今复杂的环境形势。因此急需修订、完善。同时相应的法律法规主要涉及《水污染防治法》、《渔业法》等，但具体执法中存在一些难度，包括执法权、执法主体等，需要进一步明确。②加快执行养殖污水排放许可制度、达标排放制度和排水收费制度，以限制养殖污染的外扩。目前我国有《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1-2007)和《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SC/T9103-2007)两项农业行业标准，但如何执行等具体操作没有相关文件可参考，主要是在执行中对是否排水、排水多少等无法判定。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物联网的广泛应用，这项工作完全可通过物联网实现监控和实施。通过在养殖水体中加装实时水体监控传感器，智能化采集数据并传输，管理部门可及时了解排水动态和排水质量，从而对排水实施监管。③加强各种鱼药及环境改良剂生产的市场准入制度，强化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避免目前在“非药品”类产品的生产销售中只需企标备案的现状，杜绝违禁药物的出现和使用。④以水产品质量安全来推动环境质量的提高，使养殖业者被动增加污染防控的投入和力度;加大破坏养殖环境的违法成本，将养殖生态环境的污染降至最低。
作者：吴伟 范立民 单位：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 南京农业大学无锡渔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