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的组织学基础
高等教育系统分化及其多样性维护的研究多而庞杂，并与其他学科频繁交叉。在大量搜集和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述评试图从中“抽”出一条主线，这条主线把基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串联起来，合理概括了这一系列研究的分析路径。尽管很多研究没有强调其组织学依据，但从其对问题的解释路径看，依旧是建立在一定的组织学理论框架之下的。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的解释性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三种组织学理论观点:种群生态学的角度、资源依赖视角和制度同构的观点。汉南(Hannan)与弗里曼(Freeman)基于达尔文进化论观点提出的种群生态理论，着重关注种群动态，尤其是资源有限的组织中的竞争［7］13。资源依赖视角强调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制度同构强调，为了生存，组织必须适应来自环境中的其他组织的压力，这种适应过程往往导致均质［8］。本述评基于上述概念，对高等教育系统分化与多样性维护的内涵、趋势、维持机制等方面的观点进行分析整合，对相关观点进行批判性理解，并以此作为下一步研究的基点。
二、分化现象描述以及多样性维护必要性的阐释
对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现象，中外文献均有详尽描述。二战后，绝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单一性”已经走向终结，其层次、类型的分化愈加明显，高等教育机构有了更多的形式与内涵。类型上除了多科技术学院、技术学院、专门学院等不同于当时的传统大学机构外，又新增了高级教育学院、师范学院、技术和专业学院、地区学院等。分化和多样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被确定为与高等教育体系积极发展有关的因素，这便指出了多样性维护的必要性。首先，增加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是一个满足学生需求、应对学生来源多样化的重要策略。多样化的系统能够更好地为不同教育背景和学术成就的学生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一个性能和机构各不相同的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中，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合的教育环境，与背景相似的同学竞争并获得成功的机会。第二，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促进社会流动。通过向学生提供不同的进入高等教育的模式和多种转换形式，促进学生向上流动或向下流动，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定位。多样的系统允许差错更正，它提供了额外的成功机会，并拓宽了教育视野。第三，多样性应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市场对于毕业生专业化程度的要求不断提高，趋同的高等教育体系不能回应劳动力市场的多样化需求。第四，多元化系统要服务于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多元化的系统满足了不同群体在社会中身份认同的诉求。在未高度分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中，由于无法在同一个体系中顾及不同的利益主体，特定群体的需求被压制，这可能导致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争论不休。第五，多样的高等教育系统融合了精英高等教育和大众高等教育。大众化系统比精英化系统吸纳了更多的异质化生源，满足了劳动力市场更广泛的需求。也有学者通过对趋同现象进行评论，指出了维持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重要性。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几乎所有高校都在向精英院校看齐，追求科研成果和学术荣誉，试图爬向他们所理解的“系统顶端”。这种不理智的自我定位不仅不能承载一所院校发展的理想，更会造成系统的功能缺失以及资源的巨大浪费［9］。如克拉克•克尔所言，“分化是现代大学系统不可逃避的趋势”［10］。邬大光也认为:“分化是高校进步的机制，同时也是现代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必经途径。”［11］然而，如何促进高等教育系统分化进而提高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政府制定实施相关政策也并不总是能得到期望的结果。看来，虽然这些概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社会科学中对于多样性和分化的理解还需要不断加深。
三、分化的趋势
高等教育领域对于分化的趋势作了广泛研究，这里简要地分析有影响力的研究。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系统表现出内在的走向分化的驱动力，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系统。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水平会不断下降，逐步走向趋同。帕森斯(Parsons)和普拉特(Platt)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分化来自于内在的驱动力，多样性水平会不断增加［12］。克拉克(Clark)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与高等教育承担的任务日趋复杂并紧密相关，这种复杂性来源于三种力量:生源的增加与多样化、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和新学科的出现与成长。克拉克认为，“分化是历史的存蓄和积累”，强调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存在分化的内在驱动力［13］。里斯曼(Ｒiesman)将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过程比作一种爬行动物的游行过程，他们的尾巴沿着头部的轨迹运动，学术地位较低的高等教育机构会努力向学术地位高的机构(尤其是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看齐［14］，这种为了提升自身地位而进行的模仿性行为也称作“学术漂移”［15］，会使高等教育系统走向趋同。伯恩鲍姆不仅介绍了关于分化和多样性的细致分类，还试图对1960年到1980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进行评估。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类型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因此系统没有发生分化。伯恩鲍姆认为，政府在审批新的机构和方案时的硬性标准阻碍了分化的进程，政府政策是导致高等教育系统趋同的一个主要因素［16］121－130。罗兹(Ｒhoades)认为，趋同是学术专业人士和外部利益群体政治利益竞争的结果。其中，学术专业人士对高等教育的政策和行政体系的影响往往较大。学术专业人士和外部利益群体的权力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分化的发生。在比较了英国、法国、瑞典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后，罗兹的结论是，学者已经成功地捍卫自己的规范和价值观，防止分化过程发生［2］327。可见，对于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的自然趋势众说纷纭，学者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系统在最初的统一状态下一定会发生分化，但对于接下来是会一直存在促进分化的内驱力还是会自然而然地走向趋同存在较大分歧。需要注意的是，系统内部分化的自然过程有时很难和外部干预因素完全剥离开来，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分化与多样性维持的复杂机制。
四、分化与多样性维持机制
分化与多样性维护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机构的特定组织特征、价值观念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等。基于组织学理论引入“机制”概念，分析影响分化和多样性维持的因素，探究调节系统与环境关系的内在协调方式及协调原理，可以更清晰地说明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的产生过程与系统多样性维护的作用机理。
(一)分化与多样性维持机制的组织学框架
在种群生态学模型中，环境是关键因素。该环境决定了哪些组织会成功，哪些会失败。为了生存，高等教育机构需要一个能够持续供应充足资源的环境。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高等教育机构间会相互竞争，以确保资源的供应充足，结构性趋同由此产生。根据汉南与弗里曼的观点，组织形式的多样性与竞争环境中资源的供应有很大相关［7］62，竞争稀缺资源导致组织变得相似，其结果是系统同质化增加(结构性趋同)［17］。资源依赖视角与种群生态学密切相关，但更强调组织与环境条件的交互影响。环境的确对组织行为有重要影响，但与此同时，组织也作用于环境。因此，高等教育机构既受环境影响又能影响环境。当环境中资源稀缺时组织如何获取资源，这便要借助于制度同构理论。这种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组织的生存和成功取决于环境中的其他组织，组织外环境中相同的“制度压力”会导致组织形式和组织活动的同构，系统的多样性减少。因此，一定的环境条件(如政府政策)和特定的组织特征(如组织对不确定环境的认知和组织的专业化程度)都会影响系统走向分化或趋同。这为多样性维持机制的形成提供了思考路径。
(二)分化与多样性维持机制的影响因素分析
1．环境因素(1)政府行为温斯顿(Winston)通过分析被OECD称为“高等教育蓝图大胆的尝试”的《加利福尼亚高等教育总体规划》，认为法律规范下形成的加州大学、加州州立大学及社区学院三级高等教育系统提供了政府干预的可借鉴模式，即政府在协调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制定规则来引导高校之间的分类发展［18］。在对政府行动效果的认识上，学者们持不同的态度。墨菲、赫斯曼等人认为，政府规范高校定位有利于系统分化，但持相反观点的学者也不少。伯恩鲍姆认为是政府在审批新的机构和方案时的硬性标准阻碍了分化的进程，政府政策是导致高等教育系统趋同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分化有赖于机构自治权的提升［16］145。(2)高等教育市场高等教育市场与学校声望、科研项目的投入与产出、教师人力资本、学生来源的多样性水平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水平等因素息息相关。例如，优质生源倾向于选择声望高、科研成果突出、就业状况良好的学校，形成了某种固定模式，这影响了绝大多数高校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也有学者认为，政府政策与竞争的合力非常重要，只有通过深入现实的系统层次并追踪二者在该层次所起的作用，才能了解分化过程的真相［19］。我国学者王建华指出，政府在维持系统多样性时制定的一系列规划不应排斥竞争的作用，不同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能分化有赖于竞争基础上制度的形成［20］。但必须指出，高等教育产出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其理想在于为公众提供福祉，它受市场的影响是有限的。具有特指意义的市场并不存在于高等教育系统，所谓校方市场、学生市场、科研项目市场等都只是一种近似的类比。2．组织内部因素这一因素包括学术专业人士定义和维护学术规范的能力，学术规范引导地位较低机构对地位较高机构的模仿行为(学术漂移)。学者普遍认为，学术参与者奉行的标准性规范和价值观在高等教育机构内的影响力越大，系统的多样性水平越低。詹克斯(ChristopherJencks)和瑞斯曼认为，学术圈内若将某种价值标准视为真谛，所有学术人员坚守统一的规范，不同高等教育机构便容易忘记自己最初的定位，一致向着精英办学模式迈进。因此，他们认为固守统一的学术标准和价值会阻碍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学术规范和价值观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性水平有较大影响。这一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组织在资源稀缺环境中会产生竞争，同时也承认组织有决定自己行为的能力，强调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
(三)分化及多样性维持机制的运行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有分化的内驱力，在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这种内驱力就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各国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之初，其高等教育系统一定会由最初的统一状态发生分化。但当分化进行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内驱力的作用会明显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时分化与趋同的过程应从(外部)环境条件和(内部)组织特性两方面进行考虑，不仅包括系统内部利益、学术规范和价值标准，也包括系统所处的政策背景、经济市场环境和文化价值氛围。从横向看，根据资源依赖视角其内外部因素也存在交叉互动，当资源稀缺时组织内部容易产生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从纵向看，任何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其随历史发展形成的一定外部环境，即使没有专门针对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干预，也会有潜在作用。同时，系统内部的利益、学术规范和价值标准也是在特定的学术土壤中培植而成的。这些都加剧了分化与趋同过程的复杂性。高等教育系统分化与多样性维持机制是包含系统机构内部作用、外部环境作用、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反馈作用的有机过程，不同因素间的紧张关系或紧密结合可以为分化或趋同的过程提供综合的解释，从而为提高或降低高等教育体系多样性水平提供依据。若要针对一国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现状进行维持多样性的干预，不能简单地考虑其中一种因素，应建立在对其横纵向运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找出趋同的症结所在，并对干预可能影响到的因素变化进行预判，以防对复杂系统的盲目干预。
五、批判性理解
以往的研究在经典的分化学说与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对高等教育系统分化与多样性维护的内涵、趋势、维持机制等进行了探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基础，但在梳理以往研究时也发现了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分化”这一概念并没有被明确测量，也没有指标可以衡量一个高等教育系统内的分化程度到底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笼统认为分化现象的发生是高等教育系统的积极表现只是经验的结果，而仅凭经验容易导致判断标准仅停留在表层现象，这也说明分化现象的复杂性和在具体政治文化背景下判断分化水平的难度。这里有一个设想，今后的研究可以以伯恩鲍姆的分类研究为基础，探究高等教育系统变化的深层原因，区分具体情境下的“表面分化现象”和“实质性分化现象”，将分化的指标不断在具体情境下细化。这样即使不可能仅凭现象描述的方式为分化程度定出标准的条条框框，但在未来的判断中也会积累越来越多的“判例”，对分化程度的判定也会越来越接近实质。第二，外部分化与内部分化的关系有所提及但没有得到明确关注。这个问题之所以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是因为人们很容易忽略内部分化可以为外部分化提供观测指标，更重要的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探究二者的联系可能有助于为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维持提供策略。有学者以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高度的内部分化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认为高等教育机构内在分化程度越高，机构之间分化程度越低，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程度也就越低。但是这种结论下得有些草率，仅仅是基于现象下的定论，暂且不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是否实质上很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需要进一步考量。第三，分化和趋同是否对立，即趋同是否等于反分化，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维持高等教育系统多样性时对于趋同现象的态度。中英文中都没有将“趋同(uniformity)”直接等同于“反分化(dedifferentiation)”。在绝大多数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单一性”已经走向终结之时，英国“回归了一元制”，但有学者指出升格的新大学与1965年双元制下的大学完全不同。这说明趋同有时仅仅是表象，而实质却是朝分化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值得关注。第四，研究多将政府行为、高等教育市场等作为高等教育多样性影响因素来分析，但是由于高等教育市场的特殊性和高校的非营利性，高校内部学术机构的自我问责和规范也必须发挥作用，这是一种内在的逻辑约束。而且，从大学—政府—市场角色维度进行分析，应注意角色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基于公共性责任可能做出的行为调整。
六、结语
高等教育系统分化与多样性维持机制是包含系统机构内部作用、外部环境作用、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反馈作用的有机过程，若要针对一国高等教育系统分化现状进行维持多样性的干预，不能简单地考虑其中一种因素，应建立在对其横纵向运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找出趋同的症结所在，并对干预可能影响到的因素变化进行预判，以防对复杂系统的盲目干预。另外，在梳理过程中的批判性理解也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空间。
作者：武玉洁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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