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
一、以《宣言》为中心的世界历史理论
《宣言》指出:“在16世纪和17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亚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宣言》不仅阐明了上述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外部条件，而且还考察了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的内部因素———生产方式———的发展。《宣言》展示了分散的世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形成为整体的生动画面:“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死倏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世界历史”理论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逐步系统化。这一理论在马克思后期的思想中又有所发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在1881年写给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要求人们在考虑俄国农村公社的前途时，要认识到它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处于“同时代的东西”。
二、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主义道路
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把整个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以此为前提设想未来社会的。“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革命“同时胜利论”。这个思想，后来恩格斯作了更加明确的说明:“单是大工业建立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因此，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然而，世界历史后来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设想，东方落后国家先于西方发达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客观上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球两制”并存的局面。这是因为东方那些刚刚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或仍处于前资本主义的民族，由于它们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并存，“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因此，这些较为落后的民族或国家跨越完整的或典型的资本主义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本身就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没有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东方一些落后国家就不可能走上缩短资本主义道路的过程。马克思在分析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从历史客观规律出发，从俄国社会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世界历史环境出发。在马克思看来，俄国能否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关键取决于俄国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俄国社会之所以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在于它“恰恰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就在于俄国农村公社是“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接受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么，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就中国而言，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强制性把中国拉入世界体系之中。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成为资本主义整个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变得异常复杂了。一方面，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不仅受本国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而且受生产的国际关系即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制约，帝国主义把中国的生产纳入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中国成为其广阔的商品市场、投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加速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使中国获得了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关系不仅受到本国的现有生产力的作用，而且受到世界先进生产力的冲击。帝国主义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在中国开办工业、商业，在客观上促进了先进生产技术引进，导致新的生产力与原有的生产关系的矛盾激化。由这种复杂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所决定，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母体必然产生出交互作用的各种矛盾，如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同民族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在这些矛盾中，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和中华民族同封建主义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矛盾。在当时，前者更具有主导作用。“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它们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这就是说，把中国强行拖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允许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由西方资本主义自身的利益所决定的。与此同时，当中国进入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资本主义的弊端已经充分暴露，世界历史的走向是社会主义，尤其是“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激化及其对中国的冲击、影响和渗透，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些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处于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中，且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已被堵塞，而走向社会主义却具有了历史的必然性。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在比俄国更落后的基础上，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张千慧 单位：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第二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来源
傅立叶认为未来社会是一种“和谐社会”，实现这一“和谐社会”的动力就是人的情欲，即对物质和精神的各种欲望，正是人们对这一情欲的追求推动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他也认识到社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还对此做了朴素的阐述，他认为，人类社会历史都有上升和下降时期，也猜测到了生产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影响最大的则是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的原则，绝对精神是世界历史的主体，世界历史不过是它的具体体现和形式。黑格尔还认为世界历史始于东方；世界历史的发展是通过世界历史的一些列民族的努力来实现的，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都有生长、繁荣和衰亡这三个时期；只有世界各个民族国家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世界历史才能形成。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进行了“扬弃”，以一种新的哲学精神和实践原则，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1]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基本内容
关于“世界历史”这一概念，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着明确的界定：“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再次阐述了他的世界历史思想，概括起来，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和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他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他充分肯定了大机器工业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认为这是形成普遍的世界性交往关系的条件。马克思也强调了交往形式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他说：“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4]就是说，当交往方式同生产力不相适应时，生产力只能得到片面的发展，或者交往形式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交往形式适应生产力发展时，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马克思还阐述了生产力和分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5]马克思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分工的发展，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私有制就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随着分工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必将是交往关系范围的扩大和交往关系的深入。因为交往关系范围的扩大将商品交换范围扩展到世界各地形成世界市场，世界市场的建立，冲破了民族和国家的地域壁垒，把各民族的生产和生活连接起来，即世界性生产、世界性交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一体化，从而使世界结成一个整体，这时，地域史、民族史和国家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由此可见，世界历史是生产力、分工和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二）世界历史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前提马克思认为，世界性的交往使人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都有无财产的群众，从而使他们能够联合起来，采取革命的行动。“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它的共产主义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首先，狭隘的、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无产阶级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联合起来，成为世界性的阶级，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次，“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得共产主义将不再是一种只具有可能性的理论，而是一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资产阶级自从登上历史舞台后，造成的世界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一体化得出可这一结论。民族史、国家史和地域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过程就是通过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只有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成，才能把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所生产出的丰富多彩的物质产品提供给全世界的人们，使人们的需要真正成为世界性的，使各个民族带着自己发展的全部优秀成果融入世界，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提供可能；只有世界政治一体化的形成，出现世界规模的革命运动，才能使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实现全面的对抗；只有世界思想文化一体化的形成，各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产品相互融合，形成世界的公共财产，这也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因此，只有“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伟大的无产阶级才能采取共同的行动，才能使共产主义最终得以实现。（三）世界历史与个人解放是一致的马克思不仅将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而且还把世界历史与单个人的解放连接起来。他指出，历史朝着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最终促进每个人的解放。“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过程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6]因为历史向世界的转变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初期，个人和民族也会获得一定的发展和解放，但是此时，个人还未获得真正的解放，“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到为世界历史性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7]只有世界历史进一步的深化发展，世界历史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了高度发达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只有共产主义的实现，个人才能摆脱商品经济条件下“物的依赖性”，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人类就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所以，人解放的程度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程度是一致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史就是人解放的历史。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全球化的现象，为科学认识全球化提供了认识工具和方法指导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环节和阶段，是马克思指出的世界历史时代合乎逻辑的产物，它的产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国家都不能摆脱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就应该积极融入这一进程中。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建立在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上的。因此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我们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的消极作用。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进行有效合理的配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使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得到了发展，总的来说，全球化加快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同时，我们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中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我国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离不开世界历史所创造的条件。没有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我们建设有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离不开世界创造的一切先进成果，因此，我国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共产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使我们坚定了我们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但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一个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和曲折性。（二）为当今人的发展和解放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启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强调世界历史的进程和人的解放程度是一致的，即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就是人的解放的过程。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即“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和“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社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实际就是实现人两大解放的过程。第一次人的解放就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把人在自然经济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状态下解放出来。人已经从这种状态下解放出来了，但是，这种解放还不彻底。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又处于商品和货币对人统治的社会中，人虽然不再依赖别人或者某种共同体，但是依赖与物、商品和货币，这种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反过来统治、奴役人，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必须把人从这种“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即人的第二次解放，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形成过程。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的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人才真正实现了彻底的解放。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给我们探索当代人全面发展很大的启发：第一，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只有在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之后，才能向人的更高层次需要迈进。第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是马克思毕生关注的问题，共产主义的实现都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手段，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的手段。所以，我们在世界历史形成的进程就要以人为本。
作者：贾孝敏 单位：贵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三篇：民族问题的世界历史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问题的“世界历史”透视
立足“世界历史”，阐述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民族主义问题越来越凸显。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讨论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是认为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主义已经过时了；另一种是认为不管全球化怎样发展，也不可能取代民族主义。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究竟如何看待民族主义的存在？如何看待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思维路径。民族主义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在当代语境下，民族主义既有表达、反映本民族强烈民族意识、社会心理的民族主义；也有表达、反映维护本民族利益的强烈的政治诉求和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是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它一向被看成是维系民族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精神黏合剂和社会力量。”[3]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当时特定环境中来理解民族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世界历史”的观点出发来观察和思考各种社会问题，主张世界主义。他们认为：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任何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出现与解决，都是与世界历史有着直接和间接联系的，都是受世界历史影响的，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因此，单纯从民族主义的视野来思考和处理问题，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主义不同于“全球主义”。西方的“全球主义……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掩盖着全球化进程中的权利关系、等级差别以及矛盾冲突。”[5]西方的“全球主义”是一种新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一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话语体系。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对虚假“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深刻揭露和批判中阐述其世界主义主张的。他们指出狭隘的民族世界观是德国人的“普遍主义”的基础，其“普遍主义”是虚假的。[6]同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德国民族狭隘性的更进一步地批判，揭示了德国人的世界主义的虚假性。他们认为，这种虚假性在于德国人不承认自己的民族狭隘性，不承认自己是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民族，同时又反对那些敢于承认自己民族狭隘性的民族。在这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人所宣扬的“世界主义”就是一种狭隘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判就是对其“虚假”的批判，就是对“狭隘的民族世界观”的批判，而不是一般地批判世界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批判也是对其“民族狭隘性”的批判，而不是对一般民族主义的批判。虚假的世界主义就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真正的世界主义是什么呢？真正的世界主义就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两者是辩证地统一的。所以，我们在考察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有非此即彼的思维，这就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基本立足点。
二、超越民族狭隘性，提升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历史”的启迪
（一）立足于世界交往，实现民族联合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来理解和把握我们今天全球化时代所凸显的民族主义，认识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尽管全球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但民族国家的时代没有过时。从表面上看，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国家间地域界限，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距离，各国经济的发展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并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民族国家就不存在了，民族国家的时代就结束了。当今世界，在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经济贸易的交往中，任何国家都是把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摆在首位的。对于国际组织来说，也并不存在国家消亡前后“新的全球机构”，国际行为的主体还是民族国家，国际间的交往主要还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家间的交往，联合国还是以“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为原则的世界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既然民族国家界限、观念还存在，民族国家意识也就还存在，并有可能激化。如当“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就会激发出强烈的国家意识。可以这样说，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是在不断加强的，而不是在削弱，任何民族国家都是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放在第一位的。总之，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界限没有消失，而在加强，国家的主体作用也没有减弱，而在加强。国家的消亡、民族的融合，只有在全世界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消灭之后，才能逐渐实现。第二，民族国家的时代虽未过时，但这并不意味着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全球化固然不能抹煞和否定各个国家的利益，但是，面对全球化，任何国家不能以保护本民族、本国家利益而回避这个当代世界发展的大势，不能有那种与全球化潮流不相适应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相反，各民族国家必须依靠不断扩大的世界交往，依靠和平、合作、共赢来顺应全球化发展的时代潮流，以开放的心态和行动，以一种新的开放式的民族主义观念来对待全球化，对待本国的发展，让民族国家意识超越民族的界限，拓展到世界范围。只有这样，民族国家才能快速健康地发展。立足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视野，我们必须以经济的、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观点来观察和对待全球化时代的民族问题。同样，马克思、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治立场出发，也阐述了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革命和本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还指出革命应首先从本民族、本国范围内开始，然后扩大到国际范围。正是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划清了国际主义同民族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之间的界限。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等同起来，结合起来，与他们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是相契合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是辩证统一的，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也是辩证统一的。当然，两者也是有区别的，民族主义是体现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是体现国家意识的。因此，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的观点来观察和思考全球化时代的民族问题，必然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立足于世界交往，超越民族狭隘性，实现民族联合。（二）依托全球化，提升中华民族精神而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也得到了不断增强。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受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与入侵，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几千年传承的民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侵蚀，特别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刺激下，民族地区各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还经常抬头。因此，中华民族要在全球化进程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坚持“弘扬”与“培育”，在时代中孕育新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时代精神文明的象征，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所特有的时代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神支柱与精神动力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必然反映新的时代特征，体现新的时代精神，必须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大力“弘扬”和精心“培育”。“弘扬”就是继承、发扬，保持中华民族精神厚实的文化滋养；“培育”就是孕育新的民族精神，提升中华民族精神，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因此，在弘扬和培育的辩证统一中，我们必须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时代精神，实现其与民族精神的结合，主动地、积极地、适时地推进中华民族精神的扬弃、更新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在继承与弘扬、吸收与借鉴中，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精神的时代性，在不断发展的时代中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第二，坚持广阔而深邃的全球视野，在批判和借鉴西方先进文化中丰富民族精神。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民族面临着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要想继续处于封闭的状态，则是不可能的了。传统文化存在的封闭性、排他性，不利于吸收和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狭隘的爱国主义意识，不仅阻碍着中国主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提升也产生一定程度上的误导。因此，要提升中华民族精神，首要的是要克服保守思想，建立开放意识。时代孕育民族精神，时代提升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华民族精神需要以一种更大的胸怀，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把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发扬同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学习结合起来；需要以一种更加积极宽容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促进祖国更好更快地发展；需要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意识，给中华民族精神注入科学、民主和理性的现代内涵，在培育社会成员爱国主义意识的同时，也培育全球意识和开放的精神品格。第三，坚持强化历史教育和国情教育，提升国家意识，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精髓，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因此，提升民族精神，首先必须加强历史教育，强化祖国意识。“以史为鉴”，“读史明智”，只有加强历史教育，全面了解祖国的历史，社会成员才能开阔视野，增强历史意识，汲取历史智慧，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只有加强历史教育，才能抵制、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才能够坚定“道路自信”，只有充分重视历史的纽带作用，才能树立起中华民族的自豪感。[6]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国情教育，使社会成员正确了解和理性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建设、改革发展的脉络，认识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当今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更要清醒地看到我们人均经济水平的滞后，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中国梦的实现还需我们加倍努力。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激发社会成员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才能鞭策自己向前发展。
三、结语
总之，全球化时代砥砺出来的中华民族精神，应该是自觉的民族精神，自信的民族精神，发展的民族精神。当前，我们必须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把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历史精髓还原到现实中，不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摆脱民族主义思想的束缚。唯有如此，传统的中华民族精神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彰显世界主义的光辉，才能日久弥深，发扬光大；唯有如此，中华民族精神才能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提升。
作者：张胥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民族研究院
第四篇：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
一、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周期性繁荣
以1873年经济危机为例，这次经济危机结束的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由此走向了垄断阶段。垄断是以私人占有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形式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一次质变，它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1929年至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空前的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在“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引导下，不但逐步得以恢复，而且还在二战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仅如此，这次大危机中的资本主义通过自我调整，还形成了足以承载新繁荣的体制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以“滞胀”为特征的危机中，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优势，及时以新自由主义替换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本扩张和市场占领，抢夺资源，榨取高额垄断利润，使资本主义显得更加强大。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繁荣这两个规律是交替存在的。马克思晚年通过对1873年经济危机的考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运行中的这种双重周期。他在1879年4月10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讨论1873年经济危机的后果时指出：“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2]634马克思晚年在对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的原因进行思考时，特别强调交通的发达、交往的普遍和贸易扩张所导致的世界市场的深化和扩展在危机转移中的作用，并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设想。首先，他充分肯定了工业革命推动下交通的发达所导致的世界市场的扩大对资本主义摆脱危机、重新走向繁荣的巨大作用。正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认识到了铁路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将铁路称为“实业之冠”，认为它和远洋轮船、电报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运行的“交通联络工具”。铁路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规模出现，不但为大的股份银行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同时也为其他各种股份公司开辟了一个新的起点，“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2]635交通的极大便利在促使世界贸易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其次，马克思注意到了世界市场的扩张、海外市场的开拓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自我调整导致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主导下所形成的西方所特有的市民特征，使发达国家工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改变，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出现衰退迹象。恩格斯早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对英国工人的“资产阶级化”有所警觉，他说：“英国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2]552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进一步强调：“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3]马克思同意恩格斯的观点，他在1878年2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尾巴。”[4]297不仅在英国，这种情况在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也存在着。在这种阶级状况下，以后的多次危机，不仅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反而不断地推动着资本生产的无限扩张和发展。马克思在晚年研究了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认为由于世界市场条件下世界历史的作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世界市场和世界交往，将自身积累的矛盾转嫁到东方落后国家，他由此推测，社会主义“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4]275。据此我们看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设想所作的调整，焦点都集中在一个重要的中介物———世界市场———之上，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以“世界市场”为前提的。
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
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的本性就在于它是以追求赚钱为生产的第一目的”[5]。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就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在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过程中，市场无限扩张，由此形成了世界市场。马克思说：“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6]“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7]资本作为一种没有国界的社会力量和天生的国际派，只有通过不断积累和扩张，才能生存下去。为了实现增殖的目标，它就不断地迫使自己突破自身的狭隘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不停顿地进行贸易和投资。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世界市场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阶段性发展基本同步，它形成了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赖以运行的现实载体。纵观历史，世界市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前后。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纷纷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以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形成了以“宗主国—殖民地”两极对立为特征的世界市场体系。列宁指出：“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著，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8]684-685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总体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在全球流动，世界市场的发展处于极度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但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反对殖民掠夺的民族斗争，而且引发了两次破坏巨大、影响深远的世界大战。世界市场发展的危机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及其与产业革命的结合，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获得30年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危机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原来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市场转变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两大平行市场”。在资本主义世界，借助于新科技革命的成果，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使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支持跨国公司达到在世界的扩张。在世界市场的制度调整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使得世界市场的整合程度大为提高。但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仅错失了新科技革命的成果，还导致了在很多方面的相对落后。总的来说，由于冷战和“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了，世界市场在曲折中徘徊。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由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的作用明显强化，这一时期也被有的学者称为“后帝国主义”时期，持此看法的学者认为，“这要归功于伴随多国企业的成长和扩张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把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组织起来的依据，越来越是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已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9]加上苏东解体后“两个平行市场”的瓦解，更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边缘”结构的影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很多地区在世界市场中仍处于被边缘化和受排挤的位置，世界市场的发展前景仍然曲折。其次，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的发展都是极端不平衡的，这种极端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极端不合理性的指示器。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8]554。马克思恩格斯也很早就发现了这种不平衡性。马克思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世界日益走向整体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对民族或者国家之间的发展造成了极度的不平衡，“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10]。资本主义所推动的世界市场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两极性的世界分工形成的过程，“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77。在两极性世界分工体系中，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市场，剥削掠夺落后民族国家来保证自己的进步。资本的扩张在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性的竞争的过程中，为落后国家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资本主义列强不会允许落后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超过自身发展的程度。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国内基础和历史条件不大相同，加上在资本国际循环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发展程度也不一样：“一个是先进的、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后进的、不发达的、成长中的资本主义；一个是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外围’的或‘边缘’的资本主义”[11]。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肯定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获益，但效率较高和技术上较先进的国家却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多”，市场经济倾向于“把财富集中到更先进的经济中”[12]。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在造成经济危机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南北差距的扩大。可以预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市场的发展，将进一步拉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发展水平的差距。“那些已经享有特权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13]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中，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就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掠夺的对象。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市场的不平衡性会越来越剧烈，直至再一次以大危机收场。世界市场这种极端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极端不合理性的集中体现。
三、社会主义要在世界市场中确证自己的合理性
尽管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具有种种不合理性，但现实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要以世界市场为历史前提，因为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它需要在世界市场中确证自己的合理性。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深刻描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开拓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历史的过程。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物，都同样是世界历史的产物：“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8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使民族历史开始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这种矛盾使整个世界都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由于“各国的资产者虽然在世界市场上相互冲突和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各国的无产者”[1]308。所以，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主义，获得自身解放，获得真正意义上人的解放，就应该把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资产阶级的联盟。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1]241。自1850年代起，随着铁路、航运、电报、海底电缆等的大规模运用，资本推动下的世界市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50年代的繁荣代表着全球工业经济和单一世界历史的基础已告奠定”[14]。世界市场的各个体系在发展过程中越是深化，原来处于封闭状态的民族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交往形式以及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被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交往和生产互为前提，不但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会制约生产发展的水平，生产的发展也会影响交往的范围和程度。同时，交往的扩展使得人类文明成果不断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特别是对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极大地扩展了世界市场。特别重要的是，世界市场的这种扩大导致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也是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重要历史前提。只有当历史成为世界历史时，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才能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以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只有在联合起来的自由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占有的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的实现才是可能的。马克思认为，如果没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同体存在，要消除社会分工对人的各种异化就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19而以往的各种虚假的共同体形式，如国家，对于被统治阶级来说，都只能是新的桎梏。由于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运行中具有的国际性质，使它有可能超越以往一切狭隘分工和交往的局限性，为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同体的实现准备条件。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推动，各民族相互影响，打破了“民族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依次更替的顺序，使历史的发展出现不同以往的趋势，出现了共生性和跳跃性发展的新趋势。各民族间的文明相互借鉴，加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避免了“每天重复发明”的重复现象，通过直接借鉴已有的文明成果，可以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方式。这是马克思提出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在借鉴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跨越“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不论做出什么样的调整，都不能消除其自身矛盾运动的规律以及由这种内在矛盾所导致的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危机。人类面临的两大主题是如何解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社会最终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两大问题的解决。虽然资产阶级也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但由其本质决定，他们不仅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还会使之越来越恶化。“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停地把自然资源生产为商品，不停地创造新的需求。资本主义在不停地损害着人类。资本主义把人塑造为工人来榨取其他的生命力，又仅仅用消费者这一角色来塑造他的意识。资本主义有很多所谓的‘运行定律’，就对环境影响而言，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是最具破坏力的定律之一。资本主义是一台需求创造机器，把活的自然变成死的商品，把宝贵的自然财富变成死的资本。”[15]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看，世界社会主义的最终实现，不仅是化解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也是解决南北问题、实现世界共同富裕的根本出路。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市场的扩张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相反地，它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高涨的新契机。由于今天世界遭遇的危机不再可能以一国或一个民族的力量，通过其独自努力和行动来解决，因而要消除这种危机，全人类就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因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才能借鉴和改造以往各类垄断组织和计划调节手段，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从而克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性，在全世界范围真正实现社会主义。
作者：娄银梅 毛德儒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