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西方哲学的导入———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混在
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拉开了日本近代史的帷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明治新政府在建构资产阶级国家体制的同时，在文化战略上提出了文明开化政策。作为文明开化的重要一环，明治初期由一批具有近代思想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此时，西方思想与文化全面涌入日本，哲学作为西方近代人文社科的核心，也被正式导入日本。于是，启蒙思想家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传统思想（儒学首当其冲）展开批判，以扫清社会前进的思想障碍；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们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自己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其中，被誉为“近代日本哲学之父”的西周在１８５６年入“蕃书调所”任教时，从阅读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著作中得知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这一学科，但由于对该学科理解尚不透彻，他只能以片假名或汉字———“希哲学”（转自卞崇道，２００８：９８）标记其发音。借用宋儒关于“性理之说”的提法，将其理解为“西洋之性理学”亦即“ヒロソヒ之学”。１８６２年６月西周在留学之前曾写下《西洋哲学史讲案断片》，他根据希腊语原意解释说：“以ヒロソフル之名述说，其语意是指爱贤德的人，应与所谓希贤之意相同；正是此ヒロソフル才成为希哲学之开基。”（同上）其实，此处“希哲学”的译语源自中国周敦颐的“士希贤”，表示希求贤哲之意，基本接近于“爱智慧”的原意。１８７０年，西周发表了《开题门》一文，指出：“东土谓之儒，西洲谓之斐卤苏比，皆明天道而立人极，其实一也。”（同上）这里西周仍以汉字音译“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同时把它等同于东方的儒学。此后，在《生性发蕴》（执笔于１８７１～１８７３）一文中，西周逐渐使用“哲学”“哲学史”“哲学家”等用语。至《百一新论》１８７４年出版时，经过反复推敲与比较，西周最后择定“哲学”这一译语，正是公布于世。他说：“把论明天道、人道，兼教方法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译名为哲学。”（同上）综上所述，西周关于“哲学”译语的翻译过程凸显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融通。可以看出他对东西方思想均有深厚的根基。而且他是在反思自身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渐加深对西方思想的理解，最终以其扎实的汉学功底译定“哲学”用语的。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作为明治初期思想启蒙运动的首领，西周在接触、理解、移植西方哲学时，既想超越日本乃至东亚思想，但又不能完全摆脱其束缚。其实，不仅西周这样，明治时期的启蒙思想家无不如此，这一特点几乎就是日本近代哲学形成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２传统思想的重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共存
明治初期的思想启蒙运动大力导入西方近代文化，冲击并批判日本的传统思想，从而成为日本近代化起步的驱动力量。然而，全盘欧化与日本社会现实并不契合，因为作为启蒙思想核心的自由、民主、平等不仅启发了民智，同时也激发了国民要求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热情，提出政治要求，掀起自由民权运动，把思想运动引向社会实践，对明治政府构成了威胁，于是，遭到政府的打压。思想界也从此前学习英、法哲学转向吸纳德国哲学，复兴传统思想的潮流之中。其中，更多的是国粹主义者所推崇的传统观念，但仍旧不乏对传统思想加以改造的试行者，例如井上哲次郎（１８５５～１９４４）。作为东京大学首位哲学教授，他曾留学德国六年，专门学习哲学。同时，他也熟知东方思想，在东京大学首开“东方哲学史”课程。他从“现象即实在论”的哲学立场出发，把对传统思想的重构提至融合东西思想的阶段。井上对传统思想的重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作为《教育敕语》的解说而写成的《敕语衍义》确立了国家主义教育的立场。其二，对国民道德论的建构。在《国民道德概论》和《武士道的本质》中，井上借用近代西方的哲学、伦理学的一些概念与方法，对日本的固有精神加以解释，建立了国民道德理论。其三，对日本儒学思想史的重释。日本儒学史研究的三部曲《日本阳明学派之哲学》《日本古学派之哲学》《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与此前同类研究著作比较，最显著的特点是他的研究是一种哲学研究，并且通过与西方哲学的比较，揭示了日本儒学所包含的现代性。总之，此时伴随着日本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大多数日本思想家已经开始了将东方思想与西方哲学融合共生的尝试。然而他们的尝试几乎都是建立在欲将西方哲学的逻辑与东方思想的精神融为一体的观念之中。因此，可以说，较之此前的思想启蒙时期，他们虽然已经熟悉并掌握了西方哲学中的某些理论及方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摆脱自幼开始的东方思想的陶冶。也就是说在反思、批判之基础上展开对日本传统思想的重新认知并加以改造仍旧是这一时期的中心主题。
３东西方哲学思想的融合———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
那么，在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集大成者的西田几多郎（１８７０～１９４５）的哲学思辨中是否同样存在上述所谓的东西方思想同在的双重性格特征呢？试以西田为自己的著述作序时的论说为依据，分析如下：西田在给《善的研究》中译本作的序中，明确地指出他的哲学是东洋人的哲学，“哲学是学问，学问必须作为是根基于理性的东西，而为谁都不能不承认的真理。于这样的意味，在哲学的真理上是不应该有古、今、东、西之别的。可是哲学是学问，而同时又与艺术、宗教相同必须为根基于我们的性情的我们生命的表现。于这样的意味，可以说是在西洋有西洋的哲学，而东洋有东洋的哲学了。我们东洋人的哲学，必须为我们的生命的表现，必须为几千年来孕育我们祖先而来的东洋文化的发扬光大。哲学的学问形式，我以为不可不学于西洋，而其内容则必须为我们自身的东西”。（西田几多郎，１９４６：６）可见，西田哲学虽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移植以后日本唯心主义哲学中独树一帜的具代表性的哲学，不过这种哲学所具有的基本性格并没有摆脱旧传统思想的范围。正如永田广志在《西田哲学批判》中指出的，“西田哲学仍是帝国主义化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哲学；西田哲学尤其是宗教，特别与作为日本封建制意识形态的佛教密切地结合”。（永田广志，１９４９：３８９－４０５）也就是说，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共存同样也是西田哲学的基本性格之一。只不过，西田哲学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仅在表面上简单地将二者混合于一体，而是在对传统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刻的体验之后，模仿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形式，对传统思想展开分解、剖析和再组合的论理再构的过程。
４总结
可以说，１９世纪后半期日本所选择的东西融合的道路，成为了近代日本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个规律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近代日本哲学思想成分十分复杂，但从大体来看，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是日本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另一类是以移植西方哲学为主的近代思想，此二者的关系由启蒙时期的同在向中期的混在过渡，最后达到融合共生。其实，这个“同在”→“混在”→“融合”的过程就是近代日本哲学思想的形成轨迹。而在这一轨迹中处处彰显出近代日本哲学思想的双重性格特点。因为，决定此性格的根源就在于近代日本社会本身的性格，即明治维新后建立的日本国家体制既保留了具有浓厚封建主义色彩的天皇制政治体制，又借鉴了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制定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明治宪法。换言之，近代日本政治体制本身就是充满了封建性与近代性的矛盾体。总之，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由“同在”向“混在”过渡，最后达到“融合共生”的过程就是近代日本哲学思想的形成轨迹。古代日本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传统思想和以移植西方哲学为主的近代思想的共存，即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共存是这一轨迹中始终呈现的基本特征。
参考文献：
［１］卞崇道．论井上哲次郎儒学观［Ｊ］．东疆学刊，２００４（３）．
［２］卞崇道．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哲学－Ｐ．６７［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刘岳兵．明治儒学与近代日本第二章［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西田几多郎．善之研究［Ｍ］．東京：开明书店，１９２９．
［５］西田几多郎全集卷四［Ｍ］．東京：岩波书店，１９４６．
［６］永田广志选集第七卷唯物主义讲话［Ｍ］．東京：白杨社，１９４９．
作者：张婷婷 单位：辽宁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