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漠北决战”。此役，汉武帝原本不想让李广出征。在这之前，汉武帝已经给过李广至少四次机会（马邑之谋、雁门之战、漠南之战、右北平之战），但李广两次无功，两次战败。汉武帝由此认定李广是个“霉将”，故漠北决战的出征将领名单中没有李广的名字。李广不服，“数自请行”（《史记·李将军列传》），并要求担任“前将军”。汉武帝犹豫好久才答应，但他仍不放心，明里给了老将李广面子让他做前锋，暗里则交代卫青不要让李广与匈奴接战。临战前，李广所部被卫青借故支开，由“前军”变“右军”，最后因失道误期自杀。卫青率领汉军主力击败匈奴军主力，但未能活捉伊稚斜单于，杀敌数也远不如霍去病（1.9万比7万余），留下莫大遗憾。保守估计，如果李广的前军与赵其食的右军不被支开，不敢说一定能活捉伊稚斜，至少战果会更大，而李广本人很可能战死（他两次陷入敌军包围，一次被活捉，一次只身逃回，这一次很可能选择战死沙场）。卫青战后反省自己的错误，非常后悔，曾暗示李广将迷路失期的责任推给其部下。李广自杀后，卫青十分愧疚。及后，李广之子李敢为父报仇击伤卫青，卫青没有报复，而是隐瞒了此事。从卫青的行为不难看出，他也认为不该支开李广。
二、为何难封侯？
关于这个问题，问得最多的大概是李广自己。他将自己不能封侯的原因归结为命：“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史记·李将军列传》）看来，李广是个不善于总结的人，一直没搞懂自己为什么建不了功封不了侯。
能否封侯，先得对照西汉的封侯标准。当时，封侯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1.军功封侯、2.王子封侯、3.外戚宦官封侯、4.子承父爵、5.降者封侯。就李广的条件而言，只能走第一条路。
文帝时期，西汉奉行休养生息政策，力避战争，李广难有立军功封侯的机会。故文帝才会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但有一事令人费解：文帝去世前一年（公元前158年）冬，6万匈奴军分两路进犯上郡和云中郡。文帝派人御敌，统兵将领六人（中大夫令勉、故楚相苏意、前郎中令张武、河内守周亚夫、宗正刘礼、祝兹侯徐厉），李广不在其中。文帝为何不给李广机会？难道文帝深知李广并非帅才，他上面那句话只是慰语？景帝时期，李广本在昌邑之战中立下战功，却因犯下政治错误，未得封赏。其后，李广长期驻守边关，杀敌机会很多。然而，由于景帝继续对匈奴取战略守势，汉军只守不出，不可能获得大的战果。李广不能大量杀敌，遂不得因功封侯。汉武帝上台后，对匈奴改取战略攻势，屡屡出动大规模骑兵集团寻歼匈奴军。在汉武帝当政的四十余年，军人立功封侯的机会很多。据统计，汉武帝时期受封侯爵者共计89人，其中将军为侯者53人，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降汉受封者29人，占全部侯爵的92%，其他因非军功而为侯者不过7人。（军事科学院：《中国军事通史》第5卷《西汉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然而，李广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在封侯名单里。为什么？很简单，军功（杀敌相对数量）不够。
欲封侯，看军功。西汉军功爵制完全量化，按照军人所获敌军首级数量计算，标准十分明晰。笔者很想知道李广征战一生究竟杀敌多少，读了好几遍《李将军列传》，发现仅有一处具体记载——杀匈奴“射雕者”三人，“白马将”一人。相反，卫青与霍去病的杀敌数量则记载得十分详细（卫青5次出击，杀敌5万余；霍去病4次出击，杀敌11万余）。司马迁十分欣赏李广，如果李广战功卓著，司马迁当会载入《史记》。司马迁没有写，大概只有一种可能：李广杀敌不多，上不了台面。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大致推算出李广一生的杀敌数量。西汉的侯有两级，高者为列侯（承秦之“彻侯”，因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列侯”），低者为关内侯。两者最主要的区别是关内侯无封国，只有食邑。卫青首次出战，直捣匈奴龙城（单于祭天和聚会首领的场所，在今蒙古正镶白旗附近），杀敌700（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96页。《史记》与《汉书》均记为“数百”，此从《资治通鉴》），受封关内侯。换言之，李广打了一辈子仗，战绩尚不及卫青首次出击。
史书明确记载的汉匈大战只有八次，李广自称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大多数应系小规模的遭遇战，故杀敌数量十分有限。李广在文景时期杀敌不多，与当时西汉对匈奴的战略和战法有密切联系。文景两帝对匈奴取战略守势，汉军在边境依托关塞亭障抵御敌军。李广于北境七地担任过太守，在居高临下的阵地战中充分发挥箭术高超的优点，射杀了一些靠近亭障的匈奴骑兵，故匈奴送其“飞将军”之誉。不过，李广在实战中一般将弓箭有效射程控制在“数十步之内”（《史记·李将军列传》），以50步计，折合为今天的标准约为69米（西汉１步为6尺，１尺合23.1厘米）。文景两帝时期，汉军拘泥于阵地之内，而匈奴骑兵的阵脚往往保持在汉军弓箭有效射程之外，故李广只能射杀个别冒进的敌人。及至武帝时期，西汉改取战略攻势，“运动战”取代“阵地战”。李广终于摆脱阵地限制，得以运动接敌，不料又屡屡陷入敌军包围。在与匈奴的多次交战中，很难从李广身上看到谋略战法。司马迁说李广“皆以力战为名”，本为赞词，却恰恰暴露出李广短于“智战”。
也许有人会问：元朔六年的“右北平之战”，李广率军杀敌4000，远远超过卫青龙城之战的700，为何不能封侯？这就涉及计算军功的另一个参照标准：除计算杀敌数量外，还需除去自方损失。换言之，计功标准是“净杀敌数”，“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打法是不能建功封侯的。右北平之战，李广所部杀敌数与己方损失相当，功过相抵，故“无赏”（《史记·李将军列传》）。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标准并非针对李广。作为汉武帝的小舅子，卫青也有两次杀敌虽多，但己方损失亦大，故未得封赏。一次是漠南之战，卫青率部杀敌1.9万，但前军与右军全部覆没，前将军赵信投降匈奴。结果，卫青“不益封”（《史记·李将军列传》）。一次是漠北决战，卫青所部杀敌1.9万，但己方损失相当，亦未得封赏。经此两役，“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卫青手下不少人都改投了霍去病门下（唯司马迁的朋友任安不肯）。
三、全民皆喜之？
李广是深受敬佩、喜欢、同情的悲剧性英雄人物，尽管也有“否李者”，但与“挺李者”在数量上简直不成比例。
“挺李者”主要是三种人。
一是司马迁。班固曾指司马迁私修《史记》乃为泄私愤，这其实恰恰是《史记》比官修史书耐看和好看的原因。司马迁文笔极佳，写《史记》又倾注了强烈的主观感情，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往往骨立肉满，让人印象深刻。在写《李将军列传》时，司马迁毫不掩饰自己的欣赏态度。为此，他巧手妙笔，一面突出李广的优点，一面淡化李广的缺点。司马迁绝对是一流的宣传家，所用技巧十分现代，就像平面广告在突出商品优点时，一般用大号字体；至于缺点，基本不落一字，就算有，字体也小得像蚂蚁，趴在广告版面上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司马迁对李广形象的塑造和宣传十分成功：在大多数人眼里，李广是射箭入石的高手、被俘后巧妙逃脱的智者、遇大敌时镇定自若的将军、生活上清廉无私的好官员、工作中爱兵如子的好上司，以至忽略或忘记了李广几次神勇表现的背后竟是败仗。对此，宋代理学家、朱熹再传弟子黄震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黄氏日钞》卷四七，转引自钱仲联等：《中国文学大辞典》（上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为增加李广形象的真实感和立体感，司马迁并非一味只说李广好话，也写到了李广的缺点。元光五年（公元前129年），李广在雁门之战中损兵1万，仅以身免，之后受到军法处置，当了两年的平民。期间，李广带着一个随从夜经霸陵亭（文帝陵墓），不料被值守的霸陵尉（专司缉拿盗贼）喝止。随从上前应话，报上飞将军名号。不料，这个霸陵尉不知是喝醉了还是真不知飞将军的名头，居然不买账。他声称现任将军都不许在文帝陵夜行，何况是卸任将军，故强行让李广在亭子下留宿了一夜。不到两年，李广就找到了报仇雪耻的机会。韩安国死后，李广东山再起，出任右北平太守，遂召霸陵尉前往，找个借口把人家咔嚓了。不少人拿这事大做文章，说李广心胸狭隘，睚眦必报，没有大将风度。殊不知，这其实上了司马迁的当。李广杀霸陵尉后是否遭到惩处，司马迁没有写，班固在《汉书》里补上了。事后，李广主动向汉武帝汇报了情况，汉武帝不但未降罪，相反倒有鼓励之意：“夫报忿除害，捐残去杀，朕之所图于将军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颡请罪，岂朕之指哉！”（《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汉武帝何出此言？原来，报仇在西汉是受鼓励的，有仇不报反而被人看不起。因此，司马迁写这事其实是在表扬李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