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白华与郭沫若的见面，那已经是1925年在上海的事了。据宗白华回忆：一天，田汉同一个比我大几岁的清瘦青年来找我，那个青年十分有礼貌地连声自我介绍：“我是沫若，我是沫若。”这两位神交已久，相互钦慕的艺术家才算见面了。“我们高兴极了，就一起出去游玩，逛大世界，到饭店一同吃饭。一连几天，我们在一起谈得很畅快，玩得很开心。”
能够见出他们之间友谊的文字，再一次出现在1941年。此时虽在抗战期间，可重庆及多个地方，为郭沫若举办了祝贺其五十生辰的纪念活动。宗白华写出一篇《欢欣的回忆和祝贺》的文章：“二十一年前，上海望平街《时事新报》编辑室的一张小桌子上，每天傍晚总是堆着一大堆的信，编者走近看见时着实充满心的欢喜。这是四面八方活泼天真的青年寄来的稿件，有的讨论社会问题；有的发阐青年问题；有的介绍哲学与文学，大谈文化；有的研究教育；有的是很苦恼地抒发着恋爱和社会问题……这小小的书桌上象征着‘五四’时代的青春、朝气、希望、青年的纯洁，生活力和一个文化史伟大创新的开端——这创新直接着现在的抗战建国，它的历史的最后估价须待一百年后的史家——然而作为这一切象征之象征的却是每天寄来的一封封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沫若的诗！”把郭沫若的诗歌认作当时青年各种思想、问题的“象征之象征”，真正恰切。文学的意义、作用，这段文字表达得再充分不过了。
郭沫若后来多次在文章中说：“但使我的创作欲爆发了的，我应该感谢一位朋友，编辑《学灯》的宗白华先生。……但凡我做的诗，寄去没有不登，竟至《学灯》的半面有整个登我的诗的时候。”认为若不是有这样机缘的话，“或许我的创作欲的发动还要迟些，甚至永不见发动也说不定。”“在一九一九与二○年之交，我的诗兴被煽发到狂潮的地步。”（《凫进文艺的新潮》）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学灯》栏是我最爱读的。我近来几乎要与他相依为命了。”“我要把全身的脂肪组织来做《学灯》里的油。”他甚至由衷地称宗白华为“我的钟子期”。从事实看去，宗白华先生是当得起这样赞誉的。宗白华先生后来虽在美学世界徜徉，以“美学散步”享誉学界，但他发现并大力推举出郭沫若，激发出他的创作高潮，直接催生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歌最重要收获《女神》，对新文学的贡献，同样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