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历史唯物主义被误解的原因不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与实质，而在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在資本还没有推动现代性充分展开之前，在由資本的文明所支撑起来的现代世界没有完全展现自身之前，形而上学的力量是巨大的，它也因此作为肯定的和理所当然的东西被我们接受。但是，在现代性已经充分展开自身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够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无效的、甚至是已经过时的而且敌视人的理论。当然，马克思在分析資本原则的基础上实行的现代性批判之理路，无疑给我们带来了重新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机会。对这种机会的把捉，其实质性表达就在于我们要把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意识当作人的感性的对象化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感性意识（实践意识）来理解。进一步而言，对这种理解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把資本统治下的生产方式看作是现实生产力所包含的“人的对象化活动之异化及其扬弃的可能性”的自觉意识的表达。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才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也即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的理解。
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论域，持守“中国道路”成功实践的方向
一直以来，中国社会的未来被概括为正在朝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概括无论就其现实指向还是价值诉求来说，都与中国建立市场经济以及参与到世界市场的脚步基本吻合。持这种吻合的态度说明，中国已经部分地从属于西方資本主义文明当中，或者说，中国在它自身所特有的历史性实践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现代資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然而，有待于我们思考的是，中国对西方資本主义文明的从属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受，以至于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性实践的道路的。
毋庸置疑，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并不断发展。但市场经济就它首先被诉说为西方資本主义的产物而言，資本才是推动它形成并壮大的唯一力量。理性形而上学作为資本的观念领域以及它的理论纲领，也随着資本一同被认为是西方資本主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理论轴心。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与其说应该而且必须完全依附于西方資本主义的文明道路来发展，不如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实践已经具有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并展现出世界历史性的现实意义和积极影响。这种意义和影响，在我们看来，它首先是在哲学中被道说从而被理论化，这可以从中国学界对历史唯物主义之教条中超拔出来得到确证。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进而，“理论需要是否会直接成为实践需要呢？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不可能完全依附于西方資本主义文明，中国社会现实自身固有的优秀传统思想与文化，凝聚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践经验，从而在当代与西方資本主义文明的部分结合中形成了“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返本开新，也意味着中国学者已经意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历史与当代之间以及西方与中国之间那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必须在既有的、现实的和能够以经验观察到的社会现实中注入新鲜的血液。在这里，我们不能把社会现实仅仅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来理解，相反，它指认的正是人类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具体的社会形态。与此对照，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实践以及在理论（指历史唯物主义）上实现的“向现实本身寻求思想”的态度，已经体现出中国开始或者已经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展露风采。
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化历史性实践的成功以及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以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看待，并有所深思：
首先，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之切中社会现实的理论品质。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独立于人的现实生活的抽象理论与教条，相反，马克思最反对的就是抽象，理论的抽象。历史唯物主义恰恰是马克思在深入社会现实中所建立的反映人的现实生活的思想总结。对此，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如此一来，就像对马克思有所误解的海德格尔也惊叹地说道，“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这里“历史的本质性”指认的就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即社会现实本身。
其次，把握好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性实践指导理论的深刻内涵。不可否认，我们正在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个定位就决定了它是以人类解放为最终目的的。在这样的国情下，中国现代化实践就不可能在封闭锁国的条件下进行并最终获得成功。缘由在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是要与以資本为支撑的西方資本主义文明相融合，尽管是部分的融合，才可以达到世界历史性的目的，即实现人类的解放。对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資本所带来的世界性文明，以及没有中国对西方資本主义文明的部分从属进而实现的从农业民族转向为现代化发展，人类解放的事业，至少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将倒退到浪漫主义情怀之中。
最后，克服由于中国部分地依附于西方資本主义文明而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文指出，資本的文明的胜利是以现代性的完全展开而映入眼帘的，但在现代性这个具有矛盾的主题上，它在否定性的方面体现出了人的异化的生活状态。然而，中国已经形成的市场经济以及在被西方資本主义文明所影响下的今天，我们的现代化道路也出现了类似于西方世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缺失，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价值问题和道德问题。但是，我们不可能以西方文化那样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毋宁说，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就其好的一面来讲它是通过宗教救赎的方式解决人的异化，但就其消极的一面而言，它无不在观念上甚或“理论”上论证資本原则的合法性。与此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对資本原则的批判性与革命性，完全是在现实的人的对象化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感性意识中作到自律。这样的自律性就表现在，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在这里，我们成功获得“现实的运动”的途径就在于，我们“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着眼于未来，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方向的理论保证体现为持守历史唯物主义之把握社会现实以及批判社会现实的辩证本质。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就它是部分地从属于西方資本主义世界文明而言，其发生是必然的。但我们更应该看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为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困境开出了药方。而关键性的焦点在于，我们是否或者已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内涵有所认识并领悟其实质，像以往我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经济决定论”那样的看法，已经无法指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之困境的方向。
与此同时，我们特别要提出并持守“面向现实本身”，即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实践过程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以及价值诉求的这种态度，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以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因此，在“面向现实本身”的这条道路上，历史唯物主义必将成为我们揭示以及改变中国社会现实之困境的思想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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