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大多以“诗”来概括北京的人文风情和文化底蕴。有人说“北平世多诗人墨客”[5]，也有人欣赏北京美景时“心里触动了诗意”[14]，不免感慨：“假如你是诗人的话，你定要忍不住的吟哦起来。”[15]贺昌群在《旧京速写》中点明北京劳动人民的吆喝声“藏着爽直的真情，饱含着诗的美”[16](p66)；陈心纯的《故都杂写》指出北平“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显现于每一个故都观光者的眼中”，“是一首格律谨严音调铿锵浑雄而又清新的古典派的史诗”，北平人“懂得生活的艺术”，“到处表示出宽衣博带从容不迫的风度来”[17]。雄奇绚丽的景象、纡徐庄重的姿态、宁静幽美的氛围，北京确实是令人诗情澎湃、吟哦咏叹的最佳之境。林庚在诗集的“自跋”中表白“与北平有了更深的默契”，能够写出“不算太少的一些短诗”应当“感谢这古城的赐与”，[18]诚挚之语也。在游记档案中，民国文人赞美北京的同时也反思历史、感时伤怀。李崇金联想颐和园宫殿“是吾人血汗所构成也”，面对圆明园遗址感到“不可久留矣”，唏嘘“极精美”的白塔“经庚子之乱，有为外兵击缺处，甚可惜也。”[19]游览故宫的杨坤山痛感“八国联军之役，古物已抢劫殆尽，嗣后民国肇建，政变纷纭，古物之精华，又时为私人窃失，现时仅存之古物大都系粗重平凡者”[4]；黄金波亦有类似的感触：“惜自近年以来，故宫古物，或迁移，或残毁，……先代珍品，诸多残缺，此所陈列，不过往日之绪余而已”[20](p20)。我一目睹八达岭之京张铁路而赞叹詹天佑“诚吾国路工开幕伟人”，又想起“时代变迁，攻守殊势”，“长城万里安所用之，耗无限资财，无数民命，其结果乃仅仅供历史上之谈助，此可为之长太息者也”。[21]萧群发现屡遭灾难的北京依然“顽强地、坚朗地”矗立着，北京人永远“洒脱”，经济重压“影响不了古城人们生活的格式”，而时事沧桑终究遮掩不住，令人“感着一种少有的酸凉”。[22]阔别北京九年之久的沈从文重返古城，他看到北京大街依旧是“宽阔而清洁，车辆上的人都似乎不必担心相互碰撞”，却也感喟乱世中的北京市民“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神情”。[23](p283)含蕴幽情之赞美，积蓄厚爱而嗟叹，这样的诗性话语在民国北京的游记档案中比比皆是。
异国游客的历史陈述能为北京形象的塑造提供“他者”目光的参照。下文从至民国时期的英国文人游记以及美国文人阿灵顿的《寻找老北京》、日本文人芥川龙之介的《北京日记抄》等历史资料中，考察民国时期的外国文人关于北京的陈述。民国初年，来到北京的英国人既褒奖古老的中国艺术和辉煌的历史遗迹，又贬斥旧北京脏乱不堪的街市、贫穷落后的社会、腐败无能的官场以及排外保守的陋习，相反，这些英国人赞赏了北京的城郊景观和乡村人民。“一战”之后，英国人更了解中国，虽然他们在游记中塑造的北京形象没有本质变化，但若干来到中国的英国作家、思想家却开始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中国和中国人。英国游客对于北京形象的评价有所波动，他们基于自身的文化立场对北京这个东方古都进行了多方面的形象价值判断，其结论往往与中国文人的北京印象大相径庭，由这种现象可以发掘东西方文化的鲜明差异。不过，中外文人对于北京城内和城郊的评价方式也有共同之处，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一般特征，例如民国时期的不少中国文人也坚信北京的郊外大地胜过城内空间，孙福熙说“在乡村究竟比在城市有活气”，奉劝北京市民到乡间去“游春”；[25](p184-186)许兴凯惊喜地发觉“出得城来好一片清凉广漠的风景也”；[26](p1)还有文人疾呼北京“城外的景象和城内的完全两样”，在城郊“风景又好，空气又新鲜，地方又清静”。[27]久居喧嚣拥挤的大都市而渴望返璞归真、接近乡村世界，此乃人类共性。1933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写成《寻找老北京》一书，1935年以英文版在上海发行，1999年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以《古都旧景——65年前外国人眼中的老北京》为名出版中文译本。
阿灵顿详尽地记述了民国北京的使馆、皇城、内城、外城、郊区、太庙、天坛、北海、南海、中海、颐和园、先农坛、玉泉山、中央公园等空间信息，在“附录”中列举了老北京的地理位置、赶集日、寺庙祭奠日、旅游点营业时间和具体价格等细节内容，并且综合运用了画地图、讲传说、标符号、列数字之类的说明方式，其细致、科学、确切之处实属罕见。根据此书讲解，几乎可以重构当年老北京的城市模型。阿灵顿关于老北京的叙述诚然客观“逼真”，但偶尔也会显示出一位西方人对于北京城市景观及社会文化的主观看法，他时而赞誉北京“城墙修建得多么壮观”，[28](p124)时而又以北京市民生活方式为凭据，含蓄批评“中国人是杰出的享乐主义者，这点导致了他们的好脾气和总是看见事物光明一面的性格”，“结果中国人发展了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一种最能容忍的社会方式”。[28](p166)这表明阿灵顿这样的美国汉学家可能非常谙熟北京的地理空间，但在阐释雍容大度、明达包容的中国“京派”文化精神方面，其目光仍然难以摆脱西方学者惯有的隔膜。日本文人芥川龙之介对于民国北京的评述可谓贬多褒少。1925年6月，芥川龙之介在《北京日记抄》中叙述了他对北京的印象。他同样对雍和宫喇嘛寺及其佛像表示反感；什刹海游园会也不令他满意，北京的老爷子、老婆婆、卖药人、警察、绅士和旗人之妻使他产生“一种身处中国‘浮世绘’之中的心境”，他鄙薄“中国人的形式主义”，对中国戏曲也颇有微词；万寿山、玉泉山、白云观、天宁寺、松筠庵、窑台、天坛等北京名胜在他看来都有瑕疵，唯有陶然亭使他觉得“颇有特色，简朴可爱”，至于紫禁城，他竟然感到“完全是一场噩梦，一场比北京的夜空还要巨大得多的噩梦”。[29](p745-756)日本是中国近邻，与西洋文化相比，中日文化较为接近，可是，芥川龙之介对于民国北京形象的评价比欧美文人更加消极，其原因值得深究。
游记档案之于北京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为了克服“区域”与“整体”二元对立的当代史学研究模式之弊端，杨念群强调“从动态的角度”理解历史要素的关联性。[30]北京史的研究也要充分重视“动态视角”的采用，北京城不应当被视为仅对外围进行辐射和扩散的凝固实体、权力中心，古都皇城的显赫地位并不意味着北京文化形象是凝固单调的。将北京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板块中进行多维解读，考察北京形象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空间中的散点映射，方能深刻地揭示北京的历史内蕴和文化地位。在这方面，游记档案也便成为研究北京的重要史料。分析无数“游”动的历史主体基于不同的权力场域、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而刻画北京形象的话语记录，恰好体现了北京史研究的动态视角。“当前思想史和文化史都向社会生活靠拢”，“以人为本”的史学研究“实际上是以生活为本”，刘志琴提出“社会文化史就是从另一个中国发掘形形色色的民众生活，还愿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以它的特色走向人文学科的前沿”。各时代的文人在游记档案中都以纪行文字描摹了“自然与人文交织成的观览不尽的图画”，它们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更有历史上永恒的价值”。游记档案再现了北京的环境面貌、社会风尚、大众生活、城市文化等多方面历史影像，文人话语方式又隐射了各种历史语境中的主体心态，以游记档案作为北京史的勘探路径，能够充分彰显北京史研究的人文意蕴。
作者：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