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启工农智识，注重政治教化，发动工农运动
陈独秀认为教育应与政治相结合，教育要过问政治，不能把教育界搬到空中去独立或是大洋中去独立。陈独秀主张在开启工农智识的基础上与工农进行政治互动，对工农进行政治教化，在传播和灌输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政治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工农阶级的政治态度、政治观点、政治人格，并外化于行，开展反抗地主和资本家剥削压迫的工农运动。陈独秀认为，工人知识匮乏，知识对工人极端重要，是工人的必需品，因此应该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教育工人，而且工人教育问题，首先在于经济上的要求，非工作时间减少才可为之，必须依靠政治教化与工人运动。农民教育以通识教育和阶级教育为主，“农暇时授以文字（应注意字母的传布）及世界大势。宣传‘排斥外力’，‘打到军阀’、‘限田’、‘限租’、‘推翻贪官劣绅’口号（最好是携带影灯的巡回讲演）”，引导农民加入国民革命运动，通过政治斗争和革命的方式实现对自身的解放。
二、李大钊的社会教育思想
（一）提倡补习教育，推行“工读互助团”
早在1918年，李大钊就提倡以补习教育弥补教育之不足，在《大学公余法文夜校发起人启事》中他写到：“有鉴于寻常教育之不足以，而济之以补习教育、工余教育。”[5]1919年，李大钊又组织“工读互助团”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以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他深刻认识到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反问“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
（二）发起平民教育运动，实现平民主义政治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下，他的社会教育思想也随之发生改变，转向与政治和革命斗争相联系，在他的《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在北京中国大学的演讲》和《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两篇文章中可发现端倪。之后，他又阐释了“平民主义”的内涵和目的，指出：“没有‘平民主义’化的社会，断没有‘平民主义’的政治”，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并掌控对国家机关事务执行的管理。李大钊主张发起平民教育运动，演剧、筹款、办平民教育学校。
（三）建立工农教育机关，重视教育内容和方法
李大钊对工农教育的重视侧重于建立工农教育机关，注意教育内容与方法。李大钊在他的《全国劳动运动状况的报告》中很明白的指出了广东工人教育宣传的四种刊物的不同性质以及工人教育的机关，指出工人的教育机关“有兵工厂之青年工人学校与工人子弟学校。油业公会之三俱乐部，每周召集工人讲演一次，亦可视为教育机关”。李大钊听闻铁路上青年工人极多，提出在经济充足条件下，为振作全国劳动运动之命脉起见，“实有派人久驻该地以执行青年工人教育及组织工作”。在农民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方法上，李大钊指示“随着乡间的组织工作，当注意到乡间的文化提高的问题。到乡间去的同志们，应利用农闲的时间，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时间，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为使此项工作多生效果，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均须预备，并须要联合乡村中的蒙学教师，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
三、毛泽东的社会教育思想
（一）教育受政治制约并为政治服务，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相联系
毛泽东不相信教育改良主义下的社会改造或者说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他主张教育要与政治相结合，通过革命改造社会和教育制度。毛泽东在回蔡和森的信中说：“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6]毛泽东一针见血的道明了当时教育的性质，分析得出“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因为他们有议会、政府、法律、军队和警察”，他们是不会自动放弃自己的权力的。“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毛泽东指出了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教育受政治制约并为之服务的思想，指明教育的改造必须和社会改造联系起来。
（二）开办农民学校，注重政治教育
党的一大后，毛泽东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兼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集中力量领导湖南的工人运动并积极举办工人教育，同时也注意开展农民运动和提倡农民教育。“1925年3月，毛泽东由上海回到韶山，派杨开慧、李耿侯等同志在韶山办起二十余所农民夜校。夜校不念《三字经》、《百家姓》，专学农民用得着的知识，紧密结合当时的斗争实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觉梧，促进了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7]毛泽东注重政治教育内容，重视对农民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在政治宣传的普及乡村中，农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运用“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湖南地区经过毛泽东的领导，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在成立了农民协会的同时，大办农民夜校。据毛泽东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农民“大办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平均每乡有一所”，“他们非常热心开办这种学校，认为这样的学校才是他们自己的”。[8]就当时全省乡农会数量来计算共有六千八百六十七个，如果按毛泽东所说，农民夜校就有六、七千所之多，真可谓是是农民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
（三）参加政治斗争，重视劳动教育
毛泽东注重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教育中的体脑结合，即脑力劳动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在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创办目的在于改造社会。该校课程分为科学、哲学和文学三类，每一类下设几个科目供学生选修，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必修课程。该校在教学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把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经常参加社会政治斗争．成为当时湖南学生运动的中心”，同时，“注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接近工农，重视劳动教育，学校设有园艺、铁工、印刷等设备供学生实习”，“还附设补习学校，培养革命的青年学生”。
四、恽代英的社会教育思想
（一）提倡工读互助，成立平民教育组织，发起社会教育运动
恽代英较早投入社会教育事业，提倡工读互助主义，成立利群社，以“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为目的，推行社会教育。[9]恽代英指出“实施平民教育的方法，要以平民学校为最关重要”，其好处为“平民学校可以使无力量读书的人都受教育”，“平民学校可以使失了教育的人补受教育”，“平民学校较之政府开办的教育，收效大而成功速”，他发起湖北平民教育社，以“补救失教育平民并研究督促平民教育之进行为宗旨”，该社社务规定为办平民学校、平民日刊、平民图书馆、平民阅报处、平民工艺、组织学术演讲、开设定期的教育讲习所等。[10]对于社会教育运动，他提出了两种预想———办自修会和工读介绍社，并分别拟定了办理方法与注意事项，解释所办事业的好处。自修会“这种事业的好处，一可以使无力升学的得着他需要的学业，二可以使他们得着自修的益处同好习惯，三易于成功，无办事的困难，四可以帮同志的人读书，亦可以帮来读书的人变成同志”；工读介绍社“帮助贫生用劳力换与学费”，“有养成勤劳、俭朴风气，沟通学业、职业的功效”，“于一般青年青年学生，乃至生活前途有益，间接亦便于他们的品格同志气有益。”
（二）联系社会实际，结合实业，改造环境
他在《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信中，对编辑社会教育丛书提出诸项建议，强调编译的丛书要符合社会需要，讲究实用，介绍正确的知识与意见，要为一般社会所能读懂，指出所应避免的七个事项和编辑的七个方针，以供参考。他告诫少年中国会的全体同志，“我们不应忘记我们迟早是做事的人，不是永远读书的人”，读书的人，“若非自身投入实际社会生活，那便讲学与文字鼓吹，亦每易不能合于实际社会生活”，“我们不应该敷衍的做社会事业，做我们不愿做的。我们不应该虚伪的做社会事业，做我们不能做的”，[11]体现了恽代英的社会教育联系社会实际为社会服务的思想。在他的社教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原则里，体现一个重要的措施———社教与实业相结合，尤其是乡村教育与乡村实业，他主张走一条“在乡村中借教育运动，得一个站脚的地方，渐次再图实业的运动”的发展之路，理由是靠乡村教育经营乡村实业，“为同志谋一个生活系累的减免，生活恐慌的避除，以便大家专心为社会主义奋斗”。[12]改造教育，重在改造环境，“没有好环境，不能有好教育”，“主张教育家同时是社会改造家。我的共同生活运动，主旨便在解决经济问题，改造环境”。他对教育家即为社会改造家的解释为“教育家必须把改造教育与改造社会打成一片，用自己所养的人，去做自己所创的事，以容自己所养的人”，再说明显些，“教育家必同时兼营各种社会事业，办学校”，作为完成他社会运动的一个手段。对于上述恽代英的社会教育思想还具有一定的空想和改良主义，“工读互助”和乡村实业必会走向失败，犹如昙花一现，因为他还有认识到“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时不中用的”。[13]
（三）唤起民治运动，提倡民治教育，实现自主自治
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恽代英将社会教育运动与政治相联系，认为只有民治政治的实现才能救治中国，而“要民治政治的实现，须盼望很快的唤起全国各界，一致的为民治政治发生个有效力的运动”，“唤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建设，拥护，而监督一种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那如何唤起民治运动呢？恽代英主张要做七件事，概括起来说，就是用“哲学、文学、各种讲演、演剧的法子”，用各种方法，用阶级的联合，政治上的战斗，唤起人民利益的奋斗、作战的联合、纪律的训练、领袖的监督、作战的练习，最终实现真正的民治政治。在运动中，社会教育的作用表现在“公民知识的普及”，“群众能受合理的指导”“，反抗强权品性的训练”。因此，他提倡民治教育———自主自治的教育，即“独立思想”，“独立行动”，“使其自尊”，“使其自信”，“使其练习团体生活”，目的为“养成为民众服务的人”，“使其尊敬民众”，“使其了解民众”，“使其愿为民众利益努力”，打破教育置国家政治于不闻不问的愚昧思想与行为，讲求教育过问政治，开启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实现自主自治。
（四）研究问题，注意引导，掌握方法
恽代英认为，亲近工农，重在开办平民教育、研究工农的现实问题，训练他们成为真正的“战士”，引导工农为自身的利益斗争，同时关注妇女教育、青年教育，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如何亲近工农呢？恽代英认为，“须靠教育与娱乐事业，使他们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做教育与娱乐的功夫，要研究农人、工人各种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在有事的时候，要引导农人、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办理平民教育的好处是“一来可以使一般农民多识几个字，具备看浅近书报的能力；而来可以使我们接近农民，调查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14]因此，他主张用开办平民教育的办法开展农村运动，接近农民，教育农民，团结和训练农民。妇女教育问题上，恽代英要求“为女工办平民学校，使女工认清他们经济上与资本家的冲突，使他们知道女工与男工是同一阶级的战斗伴侣。”[15]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指出了对青年教育的宣传方法，即“要利用演说、辩论、口号、标语、图画、刊物、纪念集会、平民学校的教材之类，扩大他们宣传煽动的功效”，“利用各种具体的材料宣传到各方面青年群众中去”，给予他们为经济争斗所必要的各种教育与训练，争取他们自身的利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对社会教育的极大重视与热忱，经过革命斗争的实践与反思，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产生了自身内容丰富而博大的社会教育思想，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伟大历史篇章，为当我国的社会教工作提供了可资鉴的历史材料与视角。
五、当代启示
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依靠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强大优势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广泛利用网络等新型传播工具加强对我国西方意识形态的输出和渗透，企图颠覆我国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地位。加之，我国正处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广大人民的任务更加艰巨，这些都对我国的社会教育事业带来严峻的挑战。通过回顾和探析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教育思想，给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发挥社会教育政治社会化的政治教化功能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教育思想主张以思想性、政治性较强的阶级教育为主要内容，实质是政治社会化，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培养革命干部，向工农阶级灌输和传授党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行为准则，培养工农阶级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人格和政治生活的能力，提高工农的阶级觉悟与革命意识，将工农阶级培养成政治人，这启示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应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党的政治文化教化，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1.坚定理想信念，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加强国民思想道德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加强社会教育理论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人民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不断激发广大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热情，凝心聚力共筑中国梦。2.巩固思想道德基础，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弘扬中国精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加强道德教育和实践，提升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全体人民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动。
（二）运用新型传播手段创新社会教育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教育注意利用演说、辩论、口号、标语、图画、刊物、演剧等多种方式方法提高社会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这启示我们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应充分运用新型传播手段创新社会教育工作，加强网络舆论引导，掌握网络舆论主动权，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升网络等新媒体运用能力，规范管理学校、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站）、少年宫、广播电视等社教阵地。借助新型传播手段传播与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切实加强对社会思想的引导管理，做大做强正面宣传，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加强国家观和民族团结教育，坚决抵御敌对势力渗透，牢牢掌握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作者：韩伟 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