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一场名为“70后文本与现代性写作”的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举行，此议题缘起花城出版社不久前推出的“现代性五面孔”丛书第一辑。丛书包括了徐则臣的《古代的黄昏》、李浩的《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张楚的《梵高的火柴》、田耳的《独证菩提》以及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等五部短篇小说集。“五面孔”激发了一场关于“70后”作家与“现代性”的热烈讨论。
意在拒绝平庸写作
何为文学意义上的现代性？为何重提现代性？这些作品在何种意义上体现出了现代性？如何看待中国文学百年来的现代性诉求？研讨会上，徐则臣、李浩、东君、张楚四位作者与施战军、邱华栋、杨庆祥、郭艳、李云雷、李建周等评论家展开对话，从历史成因到现实所指，从概念辨析到文本分析，从世界文学到中国文学，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种向度的阐释。
“现代性本身是一个中性词，我们现在提到现代性多是用作褒义词，尤其是在人文学科很多领域开始反思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在文学中重提现代性，这是需要反思的。”施战军提醒说。他细致分析了五位作家的作品，认为他们虽然都是具有代表性的“70后”作家，但是他们的小说趣味、他们在写作实践中对于现代性的理解和表现各不相同。
与会者认为，“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在当下的提出，和重提“先锋文学”一样，更真切的意义在于拒绝平庸写作，倡导探索性和创新性，呼吁有难度的写作，期待文学新的美学面貌。
文学本身就具备天然的“先锋性”，因为它需要创造、需要创新、需要冒险，在时代中具有先觉性和引领性。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在矫正“形式主义”的同时，也轻慢了对艺术性的探索，使得文学创作有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这不仅仅是方法上单一和重复，而是内源于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单一、文学趣味的单调、对生活的理解浅表化以及想象力的匮乏。
“我们这代作家散漫沉闷无声无息，除了外部环境，更应该寻找自己的原因。”张楚在反思自己写作时，有意识地在国际视野中对比“70后”写作，他认为很多国外的“70后”作家已经具有世界性影响力，和他们的作品相比，我们有些保守和自足。“以故事为核心的写作，不自觉地遵循某种套路，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的想象和拓展，对生活缺少更深层次的挖掘和打捞，缺乏文本创新意识……这些问题导致了作品的同质性和模糊性日益明显，使我们在讲述中国故事显得呆板、木讷、拘谨，缺乏自信，”张楚认为，自觉的探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创新，是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事。
“这部小说集和我之前所有的小说集都不同，里面有很多实验性作品，有些从未示人，有些不被认可，但它们是我整个写作的强健机体的润滑剂。”徐则臣说，这些小说是他写作中的一股“暗流”，与他那些“正面强攻”的作品拉开了距离，但是写这些小说让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旁逸斜出的东西，发现了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它能补济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虚构”是贴近现实的方式
无论现代性的表征有多么难以描述，但是文本的“虚构”、“想象”、“变形”等都是它不可或缺的关键词，正因此，它也常常被批判为“脱离现实”、“形式大于内容”、“故弄玄虚”。东君对探索性写作尤为热衷，在刚刚开始文学创作时便热衷于“跨文体”写作，“总觉得当代小说太像小说”，“总想写出一点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冒着被批评的风险，在“实验田”里种出了《人·狗·猫》《鼻子考》《昆虫记》等短篇小说，并在长篇小说《树巢》中将文本实验推向极致。直到近作《夜宴杂谈》《某年某月某先生》，东君仍保持着拓展小说文本可能性的热情。
然而，正如同样热衷于文本实验的李浩来所说，刻意强调虚构和创造，并不意味着对“真实”的轻视、忽略。
“恰恰相反，我极其看重文字之‘真’，写作者使用天赋魔法，‘弄虚作假’，对现实、日常的发生进行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动，其本质目的恰是努力‘求真’，努力探究被掩藏着的存在之谜、人性之谜”，“写作者使用魔法，是试图让我们从另外的、非表层化的角度逼近‘真实’，更为深刻、繁复和内在的真实。”李浩在谈及这部小说集的创作时如此写到。
在郭艳看来，“70后”的写作是先锋文学精神的内化和丰富，也是自现代文学以来对人、对人性探讨的深化，他们杂糅不同的写作技术，试图打破近年来以线性故事为主的单一叙事路径，在审美风格和文体意识上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虽然有剑走偏锋的时候，但他们是真正具有现代意味的写作，他们的写作映现了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体验。(刘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