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位居世界前茅，但有关学风浮躁、学术垃圾、学术腐败的报道亦屡见不鲜。其中，学术期刊的乱象，尤以高校学报为最。简单说，可以归纳为六大乱象。
其一，发文“数量崇拜”堆积学术垃圾。
管理部门对教师科研的评估、检查、验收名目繁多，花样迭出，但都是量化打分、数字挂帅。多年以来，高校从教研辅导员到后勤管理人员，都要写文章参加考评，有如大跃进时期的赛歌会——人人都能写诗歌。
于是，高校学报竞相扩版，季刊改双月、双月改月刊，字体正五改小五，发文成倍增加。可是，高校大量产出的论文在学术界被讥讽为“学术垃圾的生产基地”，败坏了高校的学术声誉。调查得知，除了一些学术机关、图书馆期刊室有限地订阅外，社会上几乎无人光顾高校学报。每一个高校学报编辑部的印数，都不会超过二千册，订户数也都在一两百本之间。
除了只重刊文数量不管学术质量的精神垃圾外，学报还每年定期大量制造印刷垃圾。各学报编辑部所印的一两千册学报，也都大部分只得用于学报之间相互交换，以至于各学报编辑部的全国各高校期刊堆积为患，既无人光顾，又发霉受潮，最后的命运大都直接进了废品收购站。有编辑打油自嘲曰：“我是编辑我可耻，我为国家浪费纸。”
其二，“级别崇拜”推动学术腐败。
在系列考评中，“数量崇拜”只能说明发文工作量，而质量如何，却没有相应的学术评价机制，于是就有所谓的以国家级、省级期刊、“核心期刊”“C刊”的等级打分，形成了一套不讲表现只讲出身的期刊“级别崇拜”。
由于“核心期刊”数量有限，资源短缺，于是版面费就成千上万地暴涨，成为单位部门、编辑个人敛财的工具。有的利用“核心期刊”正刊下蛋生成“一刊两版”，即所谓增发“理论版”，实际是“野鸡版”；更有甚者，编辑部内外勾结，社会上的人假借编辑部之名，冒充“核心期刊”一期揽财几十万后人迹消失。
其三，本末倒置，自娱自乐。
学报期刊被异化为“数量指标”和“揽财工具”后，就成为了高校自己的后花园，科研项目经费有了出口，职称待遇有了平台，学术研究探索真理的本真被完全异化。全国及各省高校学报都成立有学报研究会，相互周游，定期评奖，什么编辑规范，什么名刊名栏，什么优秀主编评选，都是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的“学术卡拉ok”。
他们的名刊，社会不晓；他们的名栏，学界不知。有的，按照高校教师聚会餐桌上的直白话，那就是典型的学术自慰。
其四，相互勾结，学术造假。
由于高校教学科研评估只看重文章是否发表在“核心期刊”或者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因此提高文章转引转载率就成了各个期刊暗中竞争的法门。有学校出大价钱申请新刊号的，有勾兑某某机构升格“核心期刊”的，有编辑部之间、朋友之间打招呼相互转引文章提高转引率数据的，有早就跟某某文摘、某某复印资料等勾兑好刊文转载的。
为了达到互利双赢，什么卑鄙的伎俩都可以施展出来，只是手段比较隐蔽而已。
其五，各显其能，违规违法。
因为主办单位有权按照自己的标准办刊。所以，如你所见，有些高校可以不履行学术期刊主编的行业要求，不按照学术期刊运作规律，随意将从未经过期刊出版规范培训的某某教授做主编，学术编辑委员会主任可以是学校书记亲自挂帅。有的期刊可以不讲起码的学术规范，人情稿关系稿横行。为了拉拢名人提高学报期刊的知名度，纷纷邀请名家担任编委顾问。
还有，要求什么文章都要有英文摘要、参考文献等，将中文学术西语化，严重破坏中文注释传统，一些学术文章搞得东不东、西不西的不伦不类。
不注重版权法，违背着作权法。有的学报不仅大量收取版面费，还公开规定不发稿酬，随意贬低学术思想劳动的价值，违背着作权法对作者正当权益的规定。
其六，自编自演自留地。
自编自演不计成本。高校学报大多一校一刊或者多刊，学校自筹办刊经费，自定期刊编制，双月刊除了每年三四十万经费外，还包括五至六人的人员编制，如果连同人员工薪，每年就印制出版那么几千册期刊，但要耗资近百万。有一高校的哲学编审，拿着十余万的年薪，一年编审不过五六篇文稿。如果按照市场改制，这样定价不过十余元的学报，其实成本当在百元以上。
高校学报的一大功能是自我消化。综合性的学报最能满足高校学科齐全的门类要求，为高校自己教师评定职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窗。高校学报好像自家室内的装修，装帧越来越精美，刊本越来越大方，纸张越来越豪华：一本学报，就是一家大学的面子。
自我消化的胃口在于自我繁殖。许多高校学报的主要功能，就是解决自己教师发表文章的阵地。如某大学学报2010年增刊发表论文122篇，九成多是本校教师的论文。
（作者：张雪山，成都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