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华裔女作家张翎连推两部新作,被问及与张爱玲的不同,她回答道
“我与她仰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
前天,华裔女作家张翎和读者一起度过了一个纯文学的下午,此次相聚缘于其长篇小说《流年物语》、中短篇小说集《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出版首发。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张翎很认真地鞠了一躬,她的诚恳和庄重,也由此透露了出来。
谈新作
写带疼痛影子行走的人
《流年物语》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讲述了大时代的流年中,两个家族三代人之间的中国式家庭生活。该作更是关于贫穷和恐惧、假象和真相、欲望和道义、坚持和妥协、追求和幻灭的故事。
这部作品的创作,源自张翎故乡女友的故事和多年前的一桩风闻,“我想写一个被母亲不情愿地拽进成人世界里的小女孩,和一个能以钢铁般意志管辖自己上半身却永远败给了下半身的男人。”她总结说,《流年物语》更是关于贫穷的记忆,“我把贫穷想象成疼痛,贫穷早已消失,但疼痛永远存在,我写的是带着疼痛影子行走的人。”
另一部作品《每个人站起来的方式,千姿百态》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入了张翎最新力作《死着》,以及其重要代表作《余震》《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雁过藻溪》。
《死着》讲述了由一场车祸引起的茶叶公司、交通大队、医院等多方力量的博弈,在亲情、爱情、社会责任、利益的纠葛下,在生与死的危急关头,人性被层层剥开。张翎提及,她和朋友商量了半天书名,最后没有想到和余华长篇小说《活着》是个蛮有意思的对应,就像是对他的致敬。
对于张翎来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她新近创作的《流年物语》和《死着》都有对固有想象力边界的突破。尤其是《死着》,意味着久居海外的她首次尝试写中国当下生活,“希望我这个局外人的看法,有时也让你们吃一惊。”
说写作
关注点更多放在故事上
张翎坦言,她对当下中国并不十分了解,很多时候更像是个过客。朋友们安慰她说,她具有国际视野,但她知道,实情是她处境尴尬。
张翎久居加拿大多伦多,她说对那个地方很难有贴心贴肺的感觉。至于国内呢,她也与当下中国、与读者、与出版市场有阻隔,“我无论回来多少次,都难混得脸熟。”
但另一方面,这种状态也让她获得了写作上的优势。张翎谈起她在巴黎卢浮宫观看名画《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凑近了看,满是斑斑驳驳的颜料,看不出有什么好。导游提醒她一定站远了看。当她退后几步的时候,才在内心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就像我的写作,回望家乡故土,尽管失去了局部感觉,但更有了整体感觉。”张翎说,因为有这样的距离,她获得了理性的审美空间。
作家莫言曾评价张翎的写作“大有张爱玲之风”,现场读者也问及她与张爱玲的不同,张翎谦虚地回答:“她的语言天赋比我不知高多少。”她爆料说,从来没仔细锤炼过语言,老天爷知道她一点儿也不卖力,其关注点更多放在故事上,“我写《流年物语》其实是用减法,大量删掉形容词和比喻,我要和它们打架、宣战。”
事实上,张翎认为自己和张爱玲仰看世界的角度也不一样,“我们都描述了漫长隧道的黑暗,但我们两个人描述的方法不同。即使我们在描述同一条隧道,我隐隐约约觉得这条隧道有缺口。和张爱玲不同,我疼到一定程度,还会给自己止痛药,因为我有时承受不了疼痛,想狠又狠不下来。”对谈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也提到,读张爱玲和张翎的作品,读者都能感受到作品中人物对生命的阴冷态度,所不同的是,张翎会让读者看到人性中的脆弱,有更温暖、更真情的一面。
聊改编
《死着》还将由冯小刚拍电影
在对谈环节,作家笛安谈及观看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感受。她说,剧中母女相见的大团圆结尾,让她觉得不舒服,“我有一种直觉,张翎老师的原著《余震》应该不是这样写的。”当然,《余震》果真也不是这样结局的。
而张翎也回忆起,她曾经看过《唐山大地震》还没剪辑好的片子,并针对电影大团圆的结局,对导演冯小刚表示过不解,“小刚看了我一眼说:姐姐,你非得不让她们团聚吗?十三亿人不干的。”时过境迁,对这部曾经热映的电影,张翎如今袒露了真实的内心,“善良的我说,她们见了。真实的我说,她们没见。”
关于《唐山大地震》电影和小说,张翎做了一番充满艺术情调的对比,“两者尽管核心的东西一样,但又是那么不同。小说色调是时青时蓝的调子,电影是偏红偏暖的,相互之间没法比较,就像无法比较橘子和苹果一样。”
张翎的小说《死着》又被冯小刚相中了,他将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张翎相信他是能给人带来惊喜的人,并强调说:“我写完小说最后一个字,就已经完全切割了。这是我养大的女儿嫁了,接下来就是婆家的事。她大了,要自己独立成长,就由不得我了。”她告诉大家,写小说是她唯一有自信做下去的事情,“我不懂电影,要交给懂的人去做。”(路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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