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刚开年，著名作家冯骥才就迎来了“大丰收”。在刚结束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冯骥才推出了一系列新书，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俗世奇人》(足本)；作家出版社的《俗世奇人(贰)》；文化艺术出版社和青岛出版社出版，被称为保护非遗“三大工程”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中国传统村落立档调查》和《中国唐卡文化档案：昌都卷》；青岛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六卷本《冯骥才》文集以及《画史上的名作》。
今年74岁的冯骥才，精神矍铄，笔耕不辍，自我感觉创作力还处在特别旺盛的状态，所以只出“文集”不出“全集”。近些年，他一直奔走于田间地头，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费尽心力，留给文学和绘画的时间并不多。他呼吁知识分子要走在普通大众之前，带头保护传统文化；同时又呼吁民间人士为口头文学遗产的出版出资献力，“让世界知道中国的文化有多大”。
最新创作的《神医王十二》、《燕子李三》、《黄金指》、《冷脸》等18篇“俗世奇人系列”短篇小说，是冯骥才在2013年国庆期间一口气写的，他感觉当时这些故事就像从脑子里“涌”出来。在《俗世奇人》(足本)中，还独家配有他手绘的39幅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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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俗世奇人》：不想好结尾我不动笔
羊城晚报：《俗世奇人》这名字很有意思，您为什么认定天津是俗世？
冯骥才：法国有一个文化历史学派，叫年鉴学派，认为某个地域在某个时期，它的地域性会表现得特别充分。比如广州有广州人的性格，也叫文化性格，这种集体性格也叫集体无意识。再比如北京是精英城市，上海是商业城市，天津是市井城市，就是俗世。北京的城市性格在清末表现得最充分，你看老舍的《茶馆》，他有意识地写北京的味道，表现八旗子弟的那些东西写得最充分，北京也出了梅兰芳、茅盾、徐悲鸿这样的人物。上海最有色彩的时期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女人穿旗袍，那时候上海的味道是最足的，有周璇、张爱玲。《俗世奇人》写的就是天津人的集体性格。天津这座城市，性格反映最充分的是在清末民初，天津出了骆玉笙、马三立。
羊城晚报：那应该如何理解“奇”呢？怎样的人才能称为“奇人”？
冯骥才：小说出现之前是故事，我们中国过去不叫故事，叫传奇，所谓无奇而不传，传必有奇。奇就是非同一般，说白了就是让人想不到，不同于一般的人，或者不同于一般的事。现在网上流传的各种新闻也都是新鲜事，都有传奇性。但你要写得很单纯，因为单纯的东西才能口口相传，不能口口相传就不叫传奇。故事不能继续跟人讲下去，也就不叫传奇了。
《俗世奇人》写的都是极短篇小说，几乎不超过两千字，有的就一千字。写一个人物，极短篇和长篇是不一样的。长篇往往需要读者花几天时间阅读，和人物长期相处；有的极短篇甚至几分钟就看完了，所以短篇要在瞬间给人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这就必须传奇，要把故事写绝了，让人忘不了。
最近我在网上看有人说，“冯骥才写的这是非虚构小说”。小说家虚构的东西让你感觉不是虚构的，这是最理想的评价。读者看完小说把书页合上，人物是站立在书上面的，那小说就写成功了。再者，作家写的人物是创作出来的，是无中生有的。你每写一个人物，世界上就多了一个人，那也是成功的小说。比如《红楼梦》读完，你会觉得身边真有贾宝玉、林黛玉。
羊城晚报：您塑造人物有什么诀窍？
冯骥才：写这类人物，我的经验就是用三个细节、或者三个情节把人物撑起来。人物的个性很重要，与其说写出好的人物，不如说是写出好的个性。还得有个好的结尾，这个结尾可能在某个细节里，可能在某个情节里，也可能在某个动作里。如果一篇小说不想好结尾，我是不会动笔的。
羊城晚报：您的这些故事从不点破主题，都是让读者自己领会。
冯骥才：我觉得小说的主题就是一个桃核，桃肉好吃，有的人把桃肉吃完就走了，把桃核扔了，但有心的人就把它留下来。有心人在桃核上面仔细琢磨，是不是还做点雕刻？更有心的人把桃核砸开，发现里边还有一个桃仁。好的小说家得是杂学家，比如《红楼梦》里不只有诗词歌赋，还有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都是桃肉，而桃仁是读者自己去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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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保护传统文化：
知识界要走在大众前面
羊城晚报：这些年您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做这项工作的困难在哪？
冯骥才：我的岁数越来越大，如果再年轻一点更好，因为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比如说村落，现在全国二百多万个村落，我们正在全面调查，把好的村落选出来，现在选了2555个，还有大量村落等待我们给它们做档案。这不是我个人，是这一代知识分子要帮助村落去找一个好的出路。在中国的传统村落里，有我们的民族记忆和精神传统，有我们民族的终极价值观、DNA和特有的审美，有我们丰富的、多地域的、多样的文化创造，这些东西必须保留，必须传承，不能失去。
羊城晚报：为什么花这么大力气来做非遗保护？
冯骥才：在物欲崇拜的社会里，容易轻视精神事物的价值，对我们的传统容易放松。知识分子要关切社会，关切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也要关切先民的命运。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把我们生活里的文化，比如说春节，都当做文化遗产来传承。在这样一个时代，当普通的人们还没有这个自觉的时候，知识界就需要有先觉的思想，走到大众的前面，有思考，有行动，有方法。
现在定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这些人，再过十年，一半以上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而新一代的传人怎么命名还不知道，所以中国的非遗虽是万余项，还有得而复失的危险，这些事情都压在我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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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民间文学：比非遗消失得更快、更残酷
羊城晚报：刚刚您谈到了口头文学，您也花了很大力气做口头文学的遗产保护。
冯骥才：我们在做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据库总目》数字化工程系统，包含116.5万篇(条)故事、谚语、神话、歌谣、史诗，叙事诗、歇后语、笑话、小记，我和我的团队对这些类别做了全面的梳理和调查。这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为各民族民间口头文学专门编纂的、按民间文学规律分类分层级编目、收录内容最齐全的作品目录，其中很多文学篇目没有公开出版过。我们去田间地头调查，调查结果经过专家整理，近十年来，我们到手的资料是20亿字，目前已编纂完成了8亿8870万字，我们要是把20亿字整理完了，可能会出20万字的一部书，将近一万册。
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特别的价值和内涵，抢救非遗，必须得走到田野里去，跟当地的老百姓融合，以他们的视角记下每一种民间文化。民间文学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得更快、更残酷。比如剪纸，可能没人学剪纸了，但剪纸还存在；但民间文学只要不流传了，它就没了，在什么地方终止都不知道。每个人都是民间文学的携带者。每两个人之间，就可以产生民间文学的传播。民间文学是民间文化中最深刻的那部分，很多优秀的作家都特别注重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里吸取营养。
羊城晚报：所以您也呼吁民间资本能为口头文学遗产的出版贡献力量。
冯骥才：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作品《诗经》就是口头文学集，我希望有眼光、有品位的中国富豪支持我们的文化。如果我们把这些口头文学的数据库整理出版，出版之后送给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法国国立图书馆、大英博物馆，让世界知道中国的文化有多大。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大的文化创作。
这项工作需要很大的资金支持，我呼吁过多次，更希望靠民间力量来完成。如果民间有这样文化自觉的人，那对重视民间文化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尽管我们现在喊，要重视传统文化，但我仍然认为传统文化是弱势的。每个人问问自己的内心，到底对中华文明有多热爱？一个民族是对钱崇拜还是对文明崇拜，这是大事。中国不缺拜金的人，但缺少对我们的文明有敬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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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跨界：穿梭，有时刻意有时随性
羊城晚报：您对文人画有不少研究，您是怎么为自己写的人物配插画的？
冯骥才：写小说和画画，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是形象思维。我写一段风景，或者一个光线，哪怕一阵风，它都有给我形象的感觉。高尔基用了很多形容词写一个人很疲惫地坐在草地上，契诃夫说你没有必要用那么多形容词，你就说一个人疲惫地坐在草地上，他说文学就是要立刻生出形象。如果你没有形象，用多少语言都无益。我在写人物的时候，心中已经有了形象，但是不具体，他可能是变化的，我一旦把他写出来，形象就具体了，这时候画他很容易。
羊城晚报：这些年您写小说好像写得少了。
冯骥才：近二十年忙于遗产抢救，无暇写作，大部分小说都殁于腹稿中。每年只有国庆与春节的假日是空闲的，可以让位于绘画或写作。写小说和写文章，完全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你必须用虚构人物的个性思维来臆造一个世界。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最大的苦恼就是无法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我很艳羡作家贾平凹，常常一两年见不到人，再见面时就能拿出一个长篇。我则无法进入我虚构的世界，因为每天都有大量的民间艺术传人向我呼救。
羊城晚报：保护传统文化工作占据了您大量的时间，会不会让您离文学和绘画越来越远呢？
冯骥才：几十年里，我一直在几个领域齐头并进。虽然某一时期，数月或数年，我生命的重心看似驻足于某个领域内，然而我却从来没有淡漠对其他领域的关注与情怀。当一个人具备某一种艺术的素质，就会对于事物的这方面多一份敏感。比如绘画的人对色彩、光线和形象的敏感；比如写作的人对于个性细节、思想与心灵的敏感。他身上好像有这方面信息的接受系统，有意和无意之间都在工作，与写与不写、画或不画无关；笔不在写心在写，笔不在画心在画。只要写作和绘画不是职业，就不会中断。为此，我一直在这几个领域来回穿梭，有时是刻意的，有时是随性的。然而，只有这样才是我自己——充分和真实的自己。（何晶）
冯骥才
男，1942年出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早年在天津从事绘画工作，后专职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化研究。创作了大量优秀散文、小说和绘画作品，近年来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化保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