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眼光更重要的是品格——专访资深出版人李昕

在李昕看来，做书如做人，要有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海沙尔 摄

　　李昕的大半辈子只从事了一种职业，那就是编辑。
　　33年的时光里，他经手编辑了两三千本书，他也因此被称为编辑行业的一本“活字典”。许多文人、大家，从李昕的作者成了他的挚友。
　　李昕说，做编辑靠的是眼光，而比眼光更重要的是品格。做文化的坚守者，做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是他和他的前辈们所追求的理想，也是他眼中那些“大家”们的共同坚守。
　　不为“成功”著述，只为“品格”立传
　　解放周末：编辑是个有故事的职业，您做了33年的图书编辑，与您合作过的许多作者都成了您的朋友，您与他们的故事应该特别多吧？
　　李昕：对，这些年我所接触的人、所经历的事，回想起来经常令我生出感慨。去年我从三联书店退休之后，终于有时间把这些故事写下来，加上过去陆续写过的一些文章，就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解放周末：那么多作家书里书外的故事，一本书肯定是写不完的，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李昕：当了一辈子编辑，也做了不少回忆录和人物传记的选题。我一直有一个比较固执的观点，就是传记要为人格而立，而不是为所谓的“成功”而立。
　　所以当我自己下笔写一些名流作家、学者的相关文章时，所关注的重点不是他们的学术或成就，也不是他们的经历和遭遇，更不是他们的逸闻趣事，而是他们的品格。我认为，只有选择这样的角度，我的写作才是有意义的，我想把他们的品格呈献给我的读者。
　　解放周末：您所熟识的名家学者中，哪些人曾经深深打动、影响过您？
　　李昕：先讲一讲杨绛先生的故事吧。我先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和北京三联书店工作，恰巧杨绛先生是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在香港工作时与她相识。她过去曾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由于这一层关系，她老人家对我也便多了几分亲切。
　　这些年来，每逢春节或杨先生过生日，我总要代表出版社问候老人家，有时也会登门拜访请教。2011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百岁诞辰。提前两三个月，我们就在编辑部里商量，应该怎样表达对老人家的祝福。这其实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因为老人家既不喜请客送礼，又不讲繁文缛节。往年过生日时，我们要给她送礼，她总是说她什么都不需要。送花，家里没有地方摆；送蛋糕，家里没有人吃；若是送别的东西，她当时收下，心里记得是你送的，等你下一次再去，她便说你上次送来的东西已经在我这里放了很久，我也用不上，你还是带回去吧。
　　后来，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栏目找到我，说要做一期为杨先生祝寿的专题节目，就在7月17日播出，希望我能参与。我觉得这节目正是给杨先生的最好的百岁生日贺礼，便欣然答应了。节目播出后，杨先生请学生吴学昭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这期节目做得不错，她看了很高兴。但是，她发现我有个地方讲错了。我听了心里一惊。原来钱、杨二老在清华大学设立的是“好读书奖学金”，但是被我说成了“好读书基金会”了。杨先生说，设立奖学金比较简单，但是建立基金会就不同了。她叮嘱我，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说法改过来，不能一错再错，免得以讹传讹。
　　虽然这件事所涉及的事情不大，但是杨先生严谨和认真的做人态度，令我受教。
　　她希望我们都是一些不后悔的人，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
　　解放周末：一位作者选择哪家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书籍，是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和出版社的编辑气息相投？
　　李昕：是的。做书33年来，我觉得严谨和认真，是能否吸引好的作者、做出好书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品格。这种品格既来自身为从业者的自律和责任感，也来自于像杨绛那样许许多多大家身上一种相通的精神。
　　记得我在工作之初，编辑了王蒙先生的文学评论集《创作是一种燃烧》。当我把改好的稿子送到王蒙家时，没想到他当场挑出了书稿中一处关于“的、地、得”的使用错误，这让原本对书稿编辑质量很有信心的我很脸红。此后，我对书稿的细节格外重视。
　　我刚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那会儿，不仅面对的作者大多是文坛耆宿、名家大师，编辑部里也是名流云集，严文井、韦君宜、屠岸、牛汉、绿原、楼适夷等“一代名编”都还没有退休。作为一个年轻晚辈，见到这么多自己仰望和崇拜的人物，着实令我欣喜。
　　解放周末：老一辈的名编辑们对您有哪些影响？
　　李昕：老前辈们告诉我，做书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编什么，你就要关注什么，要钻进去；二是做什么书，就得像什么书，既要符合规范，又要符合读者期待。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编辑了唐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为了和唐先生探讨书稿中的遗留问题，我找来了国内出版的四五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和司马长风的著作，进行对比阅读，试图发现问题，这种做法很快得到了屠岸先生的肯定。
　　解放周末：您在《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中写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知名编辑韦君宜的故事，她那句“当编辑不要想当官”，让人印象深刻，她是否也影响了您的从业之路？
　　李昕：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听的第一堂编辑课就是韦君宜亲自讲授的。她开宗明义就讲：当编辑不要想当官。这句话是她当小编辑时，胡乔木总编辑对她讲的：如果你想当官，可以先当编辑部主任，然后当总编辑，这就算到头了，再想当官就不是编辑了。韦君宜说，她这辈子，就是听了胡乔木这句话，她如果早早选择当官，也许今天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她不后悔。她希望我们都是一些不后悔的人，把编辑当成一生的事业。
　　我这几十年中有过多次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机会，但是每到关口，只要想起这句话，就会排除杂念。无论是留学的机会，还是“下海”的机会，我都婉拒了。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位副社长退休，当时我是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社长把我视为接班人，想让我做副社长主管发行。我回答他说，我不想脱离编辑岗位，还是希望以编辑为主业，我就这样放弃了一个提拔的机会。
　　我就想一辈子做编辑，一辈子做书。为了做编辑，无论是当官的角度，还是发财的角度，我都放弃了一些机会，但是我并不后悔。这样坚持下来，也颇有收获，自觉并未虚度此生。
　　做书如做人，要有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
　　解放周末：您的话让我想到日语中的一个词，翻译过来叫“一生悬命”，日本一些街镇上的小杂货店里会挂着这样的招牌，意思是说家里世代认真经营着的就是这家小店。您说的“一辈子做编辑”，耐住一种寂寞，坚守一种情怀，诠释了“一生悬命”四个字。
　　李昕：这份匠人之心是相通的。要做好编辑还有一件特别难的事，在于他不仅要用一生去坚守，还要一生葆有激情。
　　激情是由爱而生的。爱编辑这个职业，就要爱书，爱读书。好编辑百分之百都是爱书之人。因为爱书，所以一心要编好书，发现好书就会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有时候甚至会进入痴迷状态，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书编好。激情也在引导和鼓励编辑发现好书，一个好的编辑会把激情都投入于怎么去发现作者，怎么去发现好作品，怎么把书做好。
　　解放周末：说到发现好作品的激情，让我想到《邓小平时代》 一书，听说您为了争取这本书的出版权，打了好几“仗”，最终使三联从30多家出版社中脱颖而出。
　　李昕：之所以要争取这本书的出版权，是因为傅高义先生的这本书深深打动了我，点燃了我心里发现好书的那种激情。你可能不知道，傅高义先生为了写这本书花了整整11年。这11年来，他每天工作不少于10个小时，我一算，他为了这本书竟用了4万个小时。除了搜集浩瀚的史料，他还进行了大量的独家采访，他在前言中列出的受访者总数超过300人。
　　傅高义能写出像《邓小平时代》那样的著作，除了有赖于他深厚的学养、严谨的治学、独有的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之外，还得益于他的品格。你刚才问我，认识的学者中，有哪些品格会打动我，我要说，傅高义的笃实、敬业和善良，就深深打动了我。
　　我和他在一起时，发现他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和他所接触的人交流。多年来，他认识很多中国学者，有些与他同辈，有些比他年轻，但他一律称之为“老师”。即使有人批评他的《邓小平时代》，他也不生气，还把文章找来研究，这种大度令人敬佩。他善意的态度也塑造着他的作品。他对自己所研究的那些重要历史人物，都报以一种善意的心态，“以善意预设他人”让他的书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客观和公允。
　　解放周末：《邓小平时代》在中国的出版非常成功，获得了包括“中国文化特殊贡献奖”在内的十余项大奖。您觉得当初最终打动傅高义，让他愿意把这本书交给三联出版的原因是什么？
　　李昕：我告诉傅高义先生，这本书在中国大陆出版对中国读者有着特殊的价值。我作为出版人心目中一直坚持一个理想，就是希望用书来参与、推动历史的进步。傅高义说，如果这本书真的能达到我所期望的效果，正是他所期盼的。
　　这件事也让我深刻意识到，作为一名出版人，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只有理念对了，才能坚持做好书、出精品；反之，仅仅靠雕虫小技出书，虽然也能挣一阵子钱，但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简而言之，做书如做人，要有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
　　好书难觅的背后，是“滞涨”带来的恶性循环
　　解放周末：作为编辑和出版人，您所坚持的文化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会不会遇到与市场、经营相矛盾的时候？
　　李昕：我的这个出版理念，恰恰是我在香港三联书店担任总编辑时期，也就是经营压力最大的时候形成的。
　　我曾经把我在香港的那段日子比喻为“深井里游泳”，井很深，水又冷。香港的图书市场很小，竞争很激烈，出版社都是自负盈亏，书卖得不好，出版社就过不下去了。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是1996年，正处在香港回归前夕。许多香港人对“一国两制”还不太了解，我感到我们三联书店作为一家中资出版社，有责任告诉大家什么是“一国两制”，于是就策划出版了《“一国两制”知多少》《基本法知多少》等一批书。这是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时根本想不到要出版的书。可那时候，到了香港就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要帮助香港人了解新政策，顺利完成过渡。
　　解放周末：那些书的销量怎么样？
　　李昕：销量非常好，几乎都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这就给了我一种触动，承担社会责任和满足市场需要，其实并不矛盾。
　　到香港之后，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香港三联书店的蓝真先生，他代表了三联人的品格和风骨，是他让我懂得了一个出版人要“以图书参与现实”。蓝真先生对于“做书就要做好书”的要求很高，好书的标准，就是当年邹韬奋先生在开办三联之初所设定的宗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可以说，虽然我过去在北京已经做了十几年出版工作，自认为是个训练有素的编辑，也懂得要出好书、出精品，但我的出版理念以及对图书市场的观察思考，很多都是在香港的时候形成的，让我一生受益。
　　解放周末：在33年的编辑生涯，您经手过几千本书，在您眼中，什么样的书才算好书？
　　李昕：好书肯定是有品位、有品质、有质量的书。对于这个“好”字，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但这其中肯定有这么一条，就是必须与庸俗和粗制滥造划清界限。
　　解放周末：这些年我国的图书出版总量每年都在不断增长，但让爱书人感到无奈的是，精品书并不多，有时候甚至觉得无书可读。作为一位资深出版人，您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李昕：我也有同感，现在的书虽然多了，但是好书不多，有的选题重复，内容粗制滥造，有的甚至是彼此模仿拼凑而成的，还有一些书则为了赚钱而哗众取宠。此外，出版社也趋于同质化，越来越难保持原有的品牌风格和传统特点。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中国图书出版的“滞涨”问题，就是图书出版的总量虽然在增长，但靠的是提高定价和增加品种，表面上看起来是“繁荣”了，其实并不能在实质上帮助人们提高文化生活水准，加大全民阅读的总量。2011年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这几年来，这个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
　　解放周末：“滞胀”的后果是什么？
　　李昕：它容易把出版社逼上一条不归路。由于单品种效益降低，出版社便要靠多出书来补足效益；但因为书多了，品种泛滥，质量不免降低，重复出版和粗制滥造的现象严重。这样的书更难保证单品种效益，于是造成恶性循环：书越出越多，但每一本的效益越来越低，结果更要多出书。
　　解放周末：除了“滞胀”的危害，纸质书还面临着电子书的冲击，您认为纸质书将来会被取代吗？
　　李昕：我依然看好纸质书的将来，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电子书发展得比我国早，所占市场份额也比在我国大，但2015年的最新数据表明，电子书和纸质书的销量增长相当。依我看来，纸质书仍然拥有长期的价值，它不会被电子书取代。
　　解放周末：纸质书虽然不会消亡，但读者对纸质书的诉求和过去不太一样了，可以说是要求更高了。
　　李昕：在这个电子阅读冲击纸质书的时代，怎样把一本书做出“书感”很重要。“书感”就是要给书找到更符合读者期待的形式。什么内容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最能让读者满意，要用一种最佳的方式结合好内容与形式。目前来看，纸质书的“书感”恐怕是电子书一时无法取代的，这也是纸质书会继续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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