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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长期快速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重要和最有力的途径。许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能有效促进贫困减少(Deininger& Squire 1996，Ravallion2001)；大量证据表明，农业发展有助于经济增长(Schultz，1 964；Gollin，Parente&Rogerson，2002；Dowriek ＆ Gemmell， 1991； Thirtle， Lin ＆ Piesse，2003)。这样，农业发展加速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多数情况也促进了贫困的减少。
一、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许多人曾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少贫困。比如：Chenet，Ahluwalia，Bell，Duloy& Jolly，Joll(1974)出版一部有影响的书，其中提到： “发展中国家十几年的快速增长使1／3人口没有从中受益。” Adelman& MolTis(1973)指出，发展伴随着贫困人口平均收入绝对和相对的下降。这些早期关于增长与贫困关系的论点受Kuznets(1955，1963)影响较大。他们认为，增长与收人分配成“倒u”型曲线关系，主要含义是经济发展初期收入分配情况恶化，但随着工业化的实现逐步改善。在发展中国家早期阶段，经济增长会导致不平等，需要很多年贫困才能下降。但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库兹涅茨假说开始提出质疑，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拒绝库兹涅茨假说(Raval—lion 1995；Deininger& Squire， 1996； Deininger &Squire，1998；Bruno，1998)。通过大量研究，对经济增长如何影响收人分配问题目前已基本上形成统一看法：经济增长对收人分配不产生系统性的影响。由于收入分配随着时间变化，人们认为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贫困。而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减少贫困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资产不平等程度。
1．经济增长速度快速的经济增长为战胜贫困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Bruno (1998)使用国际上日人均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对2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贫困的增长弹性为一2．12，也就是，经济增长10％会引起贫困减少21．2％。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们估算贫困的增长弹性是在一2．0～3．0之间，也就是，经济增长10％引起贫困减少20％ 3O％(Adams，2003；Bruno，1998；Ravallion＆ Chen，1997)。Bhalla (2002)。把人均GDP的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估计贫困的增长弹性为一5。Adams(2004)以样本的收入均值的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衡量标准，运用6O个发展中国家的126个样本，估计贫困的增长弹性是一2．79。部分学者以中国为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数据考察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少的关系，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战胜贫困的可靠保证。汪三贵(2008)、胡兵(2007)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农村贫困减少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大范围的贫困人口的减少作出了巨大贡献。汪三贵进一步指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按照官方贫困线和收入指标来估计，农村贫困人口已有大幅度下降，从1978的2．5亿减少到2007年的1 478万，减少了2．35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1．6％ ，年均下降9．3％ 。李石新(2006) 提出，1985—1996年中国农村贫困减少7O％得益于经济快速增长。
2．资产不平等程度资产不平等程度也是造成不同部门增长减贫效应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土地分配，当差距缩小时， 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减少的效应更大。
Ravallion＆Chen(2007)提出，在中国，其土地分配相对公平，农业增长的减贫效应是工业和服务业的4倍。Dorosh，Niaza&Nazli(2003)提出，20世纪90年代，巴基斯坦尽管农业 GDP有了显着增长，但农村贫困率仍没有下降，原因在于土地分配不均。
目前，经济学界越来越一致地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减少贫困，但减贫效果受到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如果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则会使贫困人口从增长中获益少于非贫困人口。
二、农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农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两个方面， 即直接增长贡献和间接增长贡献。
1．直接增长贡献现代发展经济学家大多数都认为农业的角色和农业发展绝对是国家建设和健康发展的主要部分(John＆mellor 1961)。Irz＆Roe (2000)的部门增长模型表明：第一，在较大的农业经济体中需要农业增长来平衡人口增长和避免马尔萨斯陷阱； 第二，农业生产力相对较小的变化就会对工业化和整个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尽管农业的份额相对下降了，但它的绝对数仍在增加， 同非农部门有更加复杂的联系(Kuznets，1968； Kalecki，1971； Mellor，1976； Singer，1979；Adelman， 1984；de Janvry， 1984；Ranis， 1984)。Bhagwati，S~nivasan (1975)指出，没有率先发展农业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不高、收入分配也很不平衡。郭熙保教授指出，要使农业部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只有保持农业持续、顺利、健康的发展才有可能。如果在农业基础还很薄弱，草率的削弱农业，盲目追求工业化，那不仅会损害农业部门，而且会严重的制约非农业部门和国民经济的发展。
2．间接增长贡献首先，农业直接影响非农业的增长。保罗·贝罗赫(1974)对40个发展中国家195 1970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率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农业每次衰退发生之后，紧接着便是制造业下降；同样，每次农业增长加快，也能导致工业增长加快。Timmer(2002)使用65个发展中国家1960--198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业部1％的增长率可以产生同时期非农业部门增长率增长0．2％。Tiffin& lzr(2006)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了农业增加值是构成原因的变量。我国学者对我国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的观察也表明：我国每一次经济形势恶化都始于农业产出下降，每次经济调整成功也都以农业发展形势好转为条件，农业波动成为工业波动和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根源(牛若峰，2000)。其次，农业与非农业部门的市场联系。库兹涅茨教授1961年发表了《经济增长与农业的贡献》一书，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和发展所具有的几种“贡献”，即产品贡献(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收入的贡献。这四个方面的贡献是农业部门对其他经济部门的贡献(Johnston＆ Mellor，1961；Ranis，1990；Delgado，1994；Timmer，2002)。许多早期的分析学家强调农业有向更重要的工业部门转移剩余的能力(Rosenstein-Rodan，1943；Lewis，1954；Scitovsky，1954； Hirschman， 1958； Jorgenson， 1961； Fei&Ranis，1961)。吕耀(2009)测算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国民收入的积累有1／3来自农业，在工业化初期甚至达到40％以上。
第三，农业部门的乘数效应。运用现代计量和模拟技术计算一个部门增长率对另一个部门增长率或部门对整体增长贡献的乘数效应的实证分析，既有跨国研究也有针对一个特定国家。农业有重要的乘数效应，能够渗透到经济的其他部门运用SAM方法，分析华盛顿农业及加工食品出口对华盛顿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对非农相关服务行业，比如批发零售贸易、商业服务、公共医疗卫生服务、银行及保险等有重要的间接及引致效应。对农业乘数效应的传输渠道取决于投入与产出的可交易性，农业雇佣份额，消费方式，收入和财产的分配效应。
第四，农业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既是城市化的原始动力，又是城市化的基础，良好的农业基础在城市化初期起关键作用(闫观渭、赵欢，20o8)。我国农业的进步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条件(陈莞桢，2006)。我国农业在推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吕耀，2009)。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由农村迁向城市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张聪群，2006)。
三、农业增长与收入分配Mellor(2001)指出，如果土地和收入分配高度不平等，那么土地拥有者会消费进口或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不是小规模的劳动密集型国内制造品和服务。Janvry&Sadoulet(2000)提出过去30年中拉美农村贫困减少了，但由于土地拥有水平的不平等性，农村贫困减少是由于农村贫困人口迁移到了城市，城市贫困增长而农村贫困下降了。大量证据表明，穷人与整体经济增长的联系弹性在许多方面取决与增长的部门，以及经济的最初情况，特别是资产和收人的分配(Timmer 1997，Ravallion andDart 1996，2002)，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农业技术对于提高这种联系弹性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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