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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99年素隐书屋将《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华生包探案》合刊，就为中国文学引入了另一种文学类型——侦探小说。此后侦探小说的译介工作方兴未艾，《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亚森罗宾案全集》、《桑狄克侦探案》、《桑格卡脱侦探案》和《第一百十三案》等被陆续翻译引进，使得中国通俗文学市场兴起侦探小说热潮。在此基础上，由梁启超等人推动的“新小说”理论花大力气介绍侦探小说，从而催生出一批本土的侦探小说。许多作家开始模仿西方侦探小说，但又不完全脱离中国的社会背景，创作出许多风格迥异的作品。虽然现代侦探小说的艺术质量普遍不高，没能在世界侦探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但是他们将东西方因素相结合，通过借鉴模仿和创新，开启了中国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的大门。
1 西学因素中国现代侦探小说主要是受欧美古典派侦探小说的影响，以爱伦·坡、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为首的古典派侦探小说家的创作，以高超的叙事技巧，严谨的逻辑推理，神秘紧张的氛围着称，促成了侦探小说的大繁荣，从而迎来了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他们的作品传人中国后，也深得普通受众和文学理论者的喜爱，从叙事模式到人物塑造，乃至具体的侦破过程，作家们纷纷加以模仿和借鉴。
1．1 叙事模式的借鉴爱伦·坡开创了西方侦探小说的写作范式，其小说结构为“案件一侦查一推理一破案”，人物设置为“侦探～ 案犯一第三人”，之后被柯南道尔发扬光大，成为了西方古典时期的创作模式。如此的结构设置，放弃了对事件的自然表述，往往小说一开头就是案发现场，这样做是试图将故事悬疑神秘至最大化，从而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使人产生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在程小青的小说创作中，就是沿用了这一模式，在他的《霍桑探案》里，绝大部分故事的开始都是受害人前来寻求帮助，然后文本开始对整个侦破过程进行详尽的描写。
在叙述手法上，普遍采用倒装叙述，讲故事时不是由生到死，而是由死讲到生，从一具尸体写到案件的勘验、侦探、被害经过和原因，这样做是结构模式的需要与补充，加重读者心理上的紧张和期待。
在叙述视角方面，侦探小说大多采取单向视角，由作品中的一个角色担当故事的叙述者。借此严格限制叙述者的视角，将多数悬念保留到小说的结尾，与中国传统的全知叙述差异巨大。如模仿柯南道尔的程小青，用包朗为第一人称进行限知叙述，这样既写出了事情的大致经过又留有众多悬念，使得情节引人人胜。
此外，在小说中开始重视对环境的描写，尤其是静态的人文环境。如《一只鞋》中对死者居室的描写：我们到了楼上，看见靠街的前一间是个宽大的卧房，房中一切家具都是西式的红木质。地板上还铺着软绵绵的地毯，看上去十分富丽。前面有两扇长窗，左右另有短窗，因为窗上都是蓝色玻璃，光线不很明亮。长窗外就是靠街的阳台，也安放着藤椅茶几之类。这一段环境描写具体、详细且都埋伏着破案的线索：房间富丽合乎死者丈夫的身份；蓝色玻璃导致光线不明亮，女主人势必到阳台做活，而阳台的临街又为死者的被害暗置了线索等等。这样的环境描写与下文的案情进展相呼应，使得小说结构切合得更加缜密。
1．2 人物形象的模仿自从1841年的《莫格街谋杀案》至1887年的《血字的研究》，柯南道尔集西方侦探小说之大成，借华生的日记，塑造了家喻户晓的大侦探福尔摩斯。他智勇双全，具有非凡的智慧和才干，他以丰富的科学知识、严密的逻辑推理、细致的调查研究及勇往直前的胆识，与狡猾的罪犯、凶顽的敌人作斗争，为社会伸张正义，扞卫了法律的尊严。而勒勃朗笔下的亚森罗平则是一个劫富济贫、行侠仗义的大盗，他神出鬼没，为百姓伸张正义，最后当上了侦探，这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侦探赢得了法国民众的喜爱。
对西方侦探小说全面借鉴的中国作家自然不会忽视对人物形象的设置和塑造。在现代作家的笔下，一批出身平民阶层的私家侦探代替了清官贵人，他们聪明过人、智慧超群、知识渊博、有勇有谋、机智敏捷、富于正义感，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程小青《霍桑探案》中的霍桑与包朗，《中国侦探谈》中的金蝶飞与阿拜端明显仿照了“福尔摩斯一华生”组合，孙了红的《侠盗鲁平探案》的主人公鲁平可以说是亚森罗平的翻版。父母双亡的霍桑在大学期间便具有科学头脑，对实验心理变态等尤为独到，他有着明察秋毫的观察力，踏实的调研作风，积极的搜集材料，在侦探本领上可与福尔摩斯一较高下。同时霍桑也爱拉琴，对文学也颇有研究，和福尔摩斯一样的多才多艺，爱好广泛。孙了红的鲁平和亚森罗平一样，是个侠盗，他行踪诡秘，面目多变，出入富室大户，偷金窃银，绑架勒索，和亚森罗平一样令警方头疼，同时也拥有精明的头脑和卓越的推理能力，从而成功破解一系列案件。
对人物形象的具体描述过程中，本土作家大胆突破中国古典小说重神似的窠臼，着力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外貌特征，借此透露人物的身份教养和处事特征。如对不同案件中霍桑衣着服饰的描写，可以得知霍桑在暗中调查过程中谨慎的个性，对细节的把握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真实丰满。
1．3 破案过程的继承在“案件一侦查一推理一破案”的固定模式里，侦探小说突出了“侦”和“探”，在坚持客观理性的科学态度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调查和取证，依靠对数学、物理、化学、法律及犯罪心理等学科的研究，运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将作案者的动机分析出来并判定凶手。程小青说：“我以为侦探小说的本身是科学的，对于情节的叙述，往往使用演绎和归纳的方法，那就逃不出逻辑的范围。”程小青的几十部侦探小说，都能够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作者借侦探小说向国人传播科学思想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开启国人心智的作用。
2 传统因素中国古典文学中与侦探小说类型相似的是公案小说这一文体。由宋话本公安类演变而来，多以官司的平反冤案为题材，又含有侠义锄奸的内容，重在塑造封建社会清官形象。
最为脍炙人口的有包公案，施公案和彭公案等。19世纪末引入的西方侦探小说在现代小说技巧、私人侦探形象和科学的断案方式等方面对本土侦探小说影响巨大，作家们立足于中国现实，在创作中融人了浓郁的本土色彩和民族特色，创作出中国式的侦探小说。
2．1 文以载道的文学宗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梁启超等人倡导“文学救国”论，提倡翻译介绍西方的现代小说以开启民智，对侦探小说这一文学体式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表示肯定，在理论家的竭力倡导下，众多作家亦开始了侦探小说的创作。
程小青敏而好学，幼年熟读中国古典文学，这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雄厚的文学基础。他对于侦探小说的研究具有相当的理论高度。在《论侦探小说》一文中，程小青提出侦探小说的成因和存在是受人类的好奇心驱使的。“但在素来不注重科学的中国? 往往把好奇心压迫得无有发展。
长此以往，如果把我们的后～代的人好奇心也休养到了零度以后，在这个科学先生控制整个世界的时代，我们民族的前途，未免太危险了!同时提倡侦探小说的通俗科学教科书功用。面对社会上科学和好奇心的缺失和压制情状，中国儒家文化传统中的文以载道理念促使程小青运用创作侦探小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救国。在他的《霍桑探案》里，利用霍桑和包朗的对话，传达作者本人对现代社会现象的种种评论。
2．2 法可容情的道德传统在受传统古典小说影响的本土质探小说中，当人情道德与法律产生冲突时，中国作家们会更多地倾向于人情道德。
在小说中可以让私家侦探与官方保持距离，不助官方破案，故意制造出让真相成为永久悬案的结局；当受害人是作恶多端者时，作家们就会让道德审判高于法律审判，只查明原因，不追究责任，总之会让“替天行道”的真凶避免处罚。如程小青的《白衣怪》写了裘日升与妻弟吴紫珊不堪金钱诱惑，害死了哥哥裘日辉，裘日辉的儿子裘海峰为父报仇扮作白衣怪吓死了叔叔裘日升，吴紫珊也因做贼心虚诱发心脏病暴卒。从法律的角度讲，裘海峰是蓄谋已久，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故事的讲述过程中作者的情感明显倾向于裘海峰：因为蓄意谋杀是“事出有因的”，是裘日升和吴紫珊“不仁”在前，故而裘海峰可“为父报仇”的“孝义”在后。小说采用了“中国式”的评判方式—— 霍桑出庭作证，裘海峰被判缓刑，并且不久就取得了去法国留学的资格。
2．3 因果报应的文化心理具有较大娱乐价值的通俗小说在普通民众中大受欢迎，而由于国人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故事的结局都期望有一个“报应分明，昭彰不爽”的喜剧结局，从而获得愉悦的阅读体验，逐渐形成了中国作者和读者独特的是非裁判方式— —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乐感文化不仅制约着平民百姓的审美选择，而且还积淀于知识分子的深层意识之中。侦探小说从审美体验的层面是符合这种乐感文化的，当凶手侥幸逃脱法律的惩罚时，中国作家民族文化心理根植的因果报应说便会得到彰显，使得读者最终拍手称快。例如孙了红创作的名篇《血纸人》，鲁平接手了一桩杀人案，当他得知被害人死有余辜的罪恶发家史后，不动声色地把作案者掩护起来，恶人遭到了惩罚，触犯法律的复仇者得到了赦免，因果报应的特征明显却毫不突兀。
2．4 语言风俗的古典气息从近代开始风行的侦探小说，在翻译和创作时，在语言的运用上都带有古典文言文的倾向，用语含蓄、简洁、凝练。
这种语言风格在俞天愤的侦探小说中体现得尤为鲜明。他的小说中所写的生活风俗、人物特点、语言风格等，都是充分中国化的。如《白巾祸》中一个犯罪团伙成员的名字是：扬州老八、橡皮汪六、吴二小鸡、王七拐子、陆麻皮等，就很像评话小说中的人名。作案手段也是明争暗斗、诈骗，破案时还经历了一场激战，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显而易见。
3 结 语总之，尽管我国的现代侦探题材类型的小说是舶来品，但是却受到了传统与西方小说创作因素的双重影响，因此，这类小说的特征和审美价值是独特的，充分体现了现代文学中西合璧的特质。
本文是节选自《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学论文，感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