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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是经济社会的载体，是人与自然共存互动的空间形式。区域经济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国家重大的经济乃至政治问题。由于我国东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缩小地区发展间差距、实现生产力和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布局，增强经济实力，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始终是几代领导人所追求的目标。建国以后我党几代领导集体按照均衡一非均衡—新的均衡(协调)一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路，历经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非均衡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统筹发展战略等几个时期，反映了我党对社会主义内在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也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与创新。
一、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国后几代领导集体出于对国情的考量，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工业70％以上集中在占国土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区，而占国土面积45％的西北和内蒙广大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另外，国际形势上东南沿海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半月形包围圈”的封锁，工业基地偏集中于此对国家安全十分不利；同时，6O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使加快战略后方的建设成为必然。
基于以上三点原因，毛泽东同志提出生产力布局应以均衡为原则。这一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形成了一大批工业和农产品基地，建设了数十条铁路、几十万公里公路，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的大中城市和工矿区，较大地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分布的状态。在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我们也必须看到单纯以国防原则取代经济原则，严重违背了经济发展和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规律，后期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社会和经济代价。所以，到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科学判断国际和国内形势的背景下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经过2O多年的发展，由于国家经济发展重心的“东移”，又使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绝对和相对差距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GDP的绝对差距分别为153．6元和212．9元，1998年扩大到4270元和5490．9元(当年价)，形势不容忽视。所以针对当时的国情，需要一种新的均衡战略来平抑、弥合东西部之间过大的差距，从而保持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因此，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协调发展战略和统筹发展战略。
因此从区域发展战略的嬗变可以看到，历代领导集体实施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与时代特征的结合，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走自己的路，辩证地处理内地与沿海、东部与中西部的关系，从而使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人民生活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0年的三条基本经验之一，也是我党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宝贵经验，即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二、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效率和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对基本矛盾，效率和公平孰重孰轻，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于因生产力的发展而引发的人们对两者关系看法的变化。如果一味强调公平、忽视效率，只能是低水平的均衡，是贫穷基础上的公平；反之，片面强调效率，忽视公平和协调发展，则会出现地区发展水平和贫穷差距拉大，破坏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公平与效率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追求的两大目标，也是处理地区发展关系的逻辑基点和基本原则。1980年我国的人均GDP只有29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旧体制时期的平均主义普遍存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尽快打破平均主义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与这一发展环境相适应，效率不仅被突出地强调，而且被置于公平之前。所以实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东部经济的发展，也进而带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已从1978年的1．8％ 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中国人均GDP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5432美元，进人中等偏上国家行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党和国家可以有更多的财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的扩大业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与El俱增。“十二五”规划更是提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所以无论是协调发展战略还是统筹发展战略追求的是公平和效率的有效统一， 当然这种统一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历史过程，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其侧重点必然是不一样的。
三、加强党的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历史经验表明，国内地区差距的缩小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国土空间功能分工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市场，市场是基本力量；但也离不开政府，政府是不可或缺的主体。几代领导集体的区域发展政策都遵循了这一规律，都认识到增长与协调是中央政府区域政策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目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增长目标应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取得，单纯的市场力量一般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差距，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区域政策更应注重区域统筹发展。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经济发展中市场调节的成分不断增加，市场机制的作用日益加强，这些因素不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因此，继续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措施，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促进地区经济统筹发展，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也是今后应该坚持的一个长期发展战略方针。
这就需要我们建立政府和市场双向互动的引导机制、政府和市场合理分工的动力机制和协调各方利益的统筹机制。“十二五”规划更是要求国家区域政策要逐步实现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各地区大体一致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稳压器”，创建相对公平的区域竞争平台；以问题地区为重点目标，制定区域投资优惠政策等三方面任务，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综上所述，从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推演过程来看，是有承继性和创新性的。
从共性的角度分析，比如在战略目标上，四个阶段的发展战略的提法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以实现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为基本目标；在战略原则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都强调通过政策倾斜和要素投入来推动特定区域的超前发展；在战略部署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战略都遵从了由点到线再到面、从局部到总体、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因此，可以说特定阶段新的发展战略的实施，并不绝对拒绝和排斥上一阶段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继续发挥作用；但在不同的阶段，依据当时的特殊国情，发展战略又有所改变。这就从区域发展战略的角度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尽沧桑而不衰，其生命力就来自于善于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
时代变了，客观条件变了，理论也要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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