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为探析《新疆图志》在汉语史上独特的语料价值,文章运用文献法、实证法、个案研究法对该地方史志的语言特点和语料价值进行了探析。研究表明,《新疆图志》的语言特点表现为语言客观、语料丰富、语体多样。语料价值具体表现为:《新疆图志》在汉语史上起到承接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桥梁作用;《新疆图志》中有大量能够反映新疆地方语言特征的词汇;对《新疆图志》的语言研究推动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另外,《新疆图志》可分要素、语体、专题对其语言进行研究。
关键词:《新疆图志》;语言特点;语料价值
《新疆图志》作者王树枬(亦作王树楠、王树枏),全书共116卷,全文200余万字,开始纂修于清代后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年)。朱玉麒先生评价:“《新疆图志》堪称一部为古代新疆做了全面总结的集大成的百科全书”[1](P2)。《新疆图志》作为一部记录古代新疆的地方通志,全书内容涵盖与新疆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山川河流、土壤物候、金石古迹、礼节民俗、殿官制度、军制兵事等方面,可见涉猎内容之完备。《新疆图志》作为一部描绘古代新疆全貌的地方通志,语料价值十分丰富。第一,《新疆图志》内容丰富为语言研究提供了语料;第二,因纂修者主要以因事流放者、寄寓新疆者和清朝官员为主,能够反映清代后期的语言特征;第三,在记载新疆文化、民俗时,纂修者运用了大量的音译词,能够反映新疆语言的地域特征。然而,这样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地方特色的重要著作,目前学界对其语料价值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未见任何关于《新疆图志》语言的相关研究。因此,本文试图探析《新疆图志》的语言特点、语料价值和其语言学可研究选题。
一、《新疆图志》的语言特点
《新疆图志》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其语言的客观性上,该书的纂修使用了大量的图表、数据,精确地描绘了旧时代新疆的全貌;其次,表现在语料的丰富性上,200余万字、29个分部,涉及古代新疆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语料的丰富性不言而喻;另外,丰富的史料在被收录到《新疆图志》中时也被赋予了典型的语体特征,若以黎运汉、盛永生所著的《汉语语体修辞》中的分类标准为依据,《新疆图志》一书则存在公文语体、科技语体、政论语体、文学语体等多种语体现象。(一)语言客观。《新疆图志》的语言客观性首先体现在史料的真实性上。全书大量的原始档案被直接引用在各分志当中,只是在必要时对其进行了解释;如《新疆图志•卷五•国界一》中涉及的历史文献就包括《塔约》《改订约》《喀约》《塔尔巴哈台记约》《塔尔巴哈台界约》等若干条约。历史文献的直接引用保证了《新疆图志》的语言客观。《新疆图志》不仅是一部古代新疆的百科全书,而且还是一部古代新疆的宝贵档案。其丰厚的史料使其内容极具客观性,其引用的各类史书名著虽只列出五十部,但经过史明文先生考证,竟多达六百余部。如《新疆图志•卷六十七•水道一》中为了考证“和田”与“于田”两个名称出现的先后问题,涉及的书目竟多达8本,包括《史记》《汉书》《西域传》《水经》《西域图志》《新疆识略》《和田乡土志》《喀什噶尔道分至道里图》。另外,语言客观还能从数据的精确性看出,数据的精确包括时间的精确、地理距离的精确。时间的精确如《新疆图志•卷一百十五•兵事》分志中,有大量具体的时间词用在该分部中用于记录战事发生的时间,这些时间词有的精确到年,有的精确到月,甚至有许多都是精确到日(即战事发生的具体日期),这些时间词包括“康熙二十七年夏”“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丁未”“七月辛卯”“五十九年七月丁卯”“九年五月戊辰”“闰六月辛丑”等等,兵事发生的准确时间能被记录下来,这足以说明这些战事史料是具有客观性的。地理距离的精确在《新疆图志》一书中更是比比皆是,以《新疆图志•卷七十三•沟渠一》为例,其对各沟渠的介绍已形成程式化的表达模式,即:“沟渠名+在城(东、南、西、北)XX里+由XX渠(东、南、西、北)分支/道源XX+长XX里+广X尺X寸+今溉田XX亩(无)+(枝渠X)”,例如“登楼口渠在城南四十里,道源三屯河。长三十里,广一尺二寸。溉田无,枝渠三”;再如“东渠在城南三十里,由登楼口渠之东分枝。长一里,广三尺。今溉田一千一百四十亩。”可见《新疆图志》不仅描述出沟渠的具体方位、渠道水源,而且对其长度、宽度、溉田亩数也作了详尽的记录。(二)语料丰富。《新疆图志》的语料丰富,首先表现在文字的数量和分志的庞杂方面。《新疆图志》一书有116卷,因《新疆图志》是按照29种分志分别纂修,每种分志按内容多少又分不同卷,可将其按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文艺分为六类。笔者对其内容进行研读后,按以上方法将《新疆图志》二十九部分志分类如下:政治:藩部、职官、民政、军制、奏议、兵事、国界、交涉经济:实业、赋税、食货文化:祀典、学校、礼俗历史:金石、名臣、武功、忠节、人物地理:建置、物候、山脉、土壤、水道、沟渠、道路、古迹文艺:天章、艺文若从以上的几种分类来展开语言学的相关研究,也能够展现出古代新疆立体的语言面貌。如结合语义场的相关理论,分析古代新疆各个领域的整体框架及细节差异,为古代新疆构建一个可视的三维历史模型。另外,从语言学本体视角来看《新疆图志》内容的丰富性,需从词汇、语法两方面内容谈起。具体来讲就是从共时、历时两个视角对《新疆图志》的语言进行研究。从共时角度来看,《新疆图志》有其共时平面的语言规律,而这种规律则蕴藏在《新疆图志》丰富的语言资料中,如词汇从音节角度来看,单音词、双音词、多音词谁更占优势的问题;再如新词多是音译词、意译词还是半音半译词的成因等问题,这些语言学问题都是《新疆图志》在共时平面上值得讨论的话题。从历时角度来看,对《新疆图志》的语言研究能为汉语的动态演变过程提供新语料。《新疆图志》中存在大量的历时语言现象,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新疆图志》的语言与早期的文献相较,存在发生变化的内容和承袭前人的内容。对《新疆图志》语言的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摸清汉语发展的脉络,找到汉语发展的规律。(三)语体多样。黎运汉(2009)《汉语语体修辞》中曾对语体形成的因素进行了描述“汉语语体是一种客观现象,它具体存在于人们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处理事务、规范行为、统一意志、鼓动情绪、品味美质、实现社会交际的言语活动之中。”[2](P13)。《新疆图志》语体纷杂的成因主要是由于编纂者力图从文献角度将新疆建省的史实载入史册,其语体特征的功用表现在“传递信息”和“统一意志”上,其传递的信息则是《新疆图志》所记载的新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统一的意志则关系到国家认同等意识形态问题。同一分志中存在多种语体。以《新疆图志•卷二十二•职官一》为例,该卷开篇三段解题式的议论,分别从先代职官制度的改变、当朝职官制度的确定、当朝面临的形式三方面论述了官制应顺时变革的重要意义,该段属于政论语体,从其修辞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其论证的鲜明性、逻辑性、生动性和丰富性。记叙者从引用《易经》中关于“变”的理念开始论证,悉数列举了汉代、唐代、元代、当朝的职官制度,分析了当朝面临的职官制度缺陷,指出职官制度应顺应时代潮流的观念。而该分志的职官建置以表格形式记叙,属于科技语体中的报告体,黎运汉《汉语语体修辞》中明确指出:“表格、图表的使用是报告体最显著的篇章组织形式特征,也是报告体与其他科技语体相区别的特征之一。”[2](P138)职官建置表格中详细记录了自汉代以来朝廷在新疆设置的各种职官名称、品位,必要时也对职官进行解释。如元代的辉和尔断事官,正三品,至元十一年置,十七年改领北庭都护府。词汇的选择为语体研究提供证据。《新疆图志•兵事》分志中存在大量表象敌我双方鲜明立场的词汇,其具体表现在名词和动词方面。名词如称呼我军为“军”“兵”;而称呼敌军为“贼”“逆”“悍党”;可见,在记述我方时多用无感情色彩的“军”“兵”等中性名词,而在记录敌军时多用“贼”“逆”“党”等具有鲜明贬义色彩的名词。《新疆图志•兵事》分志中在描述我军死时多用“阵亡”“殉”二词;而在描述敌军死时“歼”“戕”“杀”等动词。从描述二者死法的动词就可看出:多用作描写我军的“阵亡”是一种客观描写,“殉”多是指因正义而亡的“为国捐躯”;而“歼”“戕”“杀”等动词能够体现我军的英勇抗敌和敌军的不堪一击,其中“歼”指“消灭敌军”之意,“戕”指“严重损害”,从“歼”和“戕”作为记叙敌军死法的炼字方式来看,编者“敌我”分明的立场是十分明确的。
二、《新疆图志》的语料价值
本文所涉及的语料价值,特别指其语言学研究价值,首先包括对《新疆图志》语言学价值、包括其在汉语史上的价值、语言的地域性价值和对其他学科研究的参考价值。(一)《新疆图志》的语言在汉语史上的价值。《新疆图志》的语言研究将为汉语史研究提供新语料。刁晏斌(2015)提出“汉语史研究未能对汉语整个历史进行全覆盖,具体来讲就是缺了现代汉语这一段”[3](P145)。《新疆图志》的纂修和成书时间是1907年至1911年,恰逢中国封建王朝大兴改革之风的年代、也正是辛亥革命爆发之前,而这一时期距离“白话文运动”也只有短短几年。因此这一时期是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语言上有具体的表现,而这些在语言方面的历史痕迹正是汉语史应该关注的问题。以词汇意义为例,《新疆图志》中有大量的词汇在意义方面与现代汉语相较存在相同之处、不同之处和变异之处。《新疆图志》中有许多词语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依然活跃,其意义并未发生变化。以《新疆图志•卷三十八•学校一》为例,名词如“学生”“学校”“大街”“风气”“巨款”等,动词如“启迪”“逃逸”“强迫”“吸烟”“毕业”等,形容词如“模范”“高等”“整齐”等,副词如“茫然”“一律”等。《新疆图志》中的许多词语由于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等原因,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也逐渐消失。名词如:“学宫”“学官”“学额”“巡抚”等,动词如“奏准”“解履”等。此外,另有一些词语意义发生了改变,如“文物”和“颁发”。“文物”一词在《新疆图志•卷三十八•学校一》中用作“文化物质”之意,出自“大抵回、释两教参错斯土,中国文物不能远及”,而现代汉语中“文物”一词多指“历代一六下来的在文化发展史上有价值的东西,如建筑、碑刻、工具等”[4](P1364);“颁发”一词在《新疆图志•卷三十八•学校一》有用作“发放”之意,出自“新疆地僻土远,简字课本未及颁发,乃购《绘图字方》数千部,散之儿童,读之有喜色”,而该词语在现代汉语中多表示“发布命令、指示、政策;授予勋章、奖状、证书”之意。总之,对《新疆图志》的语言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把握汉语史发展的历程,即汉语如何由古代走向近代、又由近代走向现代。语言变异的各种现象需要《新疆图志》一类的语料支撑。(二)《新疆图志》反映新疆独特的语言现象。《新疆图志》中蒙古语、维吾尔语、汉语等多种语言并存且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各种各样的地理名词、文化名词上。随着历次战争、人口迁徙、文化交融、宗教传播等历史进程的脚步,这些名词也逐渐显现出新疆独特的语言现象。多语言的并存和语言接触为今后有关新疆的语言研究,如词汇学、语义学、词源学等都提供了丰厚语料。以《新疆图志•卷六十七•水道一》为例,其涉及的地名非常之多,笔者选取了几个具有一定特征的河道名、地名为对象,试图讨论其语料价值。《新疆图志•卷六十七•水道一》中“和田河”“于田河”“玉龙哈什河”“哈喇哈什河”“阿不多栏杆”“阿吉栏杆”“卡押坤海子”“伊西里库尔海子”“沙衣巴克水”“阿祥水”“蓝玉水”“勒沁托海”“伊尔里克淖尔”“叶什勒库勒淖尔”14个名词,就具有探讨价值。现将以下几个问题留给精通其历史、语言的学者探讨:1.词汇方面。“河”“水”“海”“海子”“淖尔”分别在《新疆图志》指代什么样的水域?其语义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2.语义方面。“阿祥”“蓝玉”一类是从汉语言角度命名的词语,这类词是否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其对应的含义?3.词源方面。《新疆图志》的地理名词,多以音译词为主,那么哪些词属于蒙古语词汇,哪些词汇属于维吾尔语词汇,哪些属于词汇与佛教有关,哪些词汇与伊斯兰教有关?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因笔者对这类音译名词了解甚少,因此这类问题的解决必须与了解当地语言、文化、历史的学者共同合作,在此只是提出一些笔者的疑问。(三)《新疆图志》的语言研究推动其他学科研究。《新疆图志》的语言研究推动其他学科的研究。新疆图志的内容涉及地理、社会、民俗、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学科领域。语言作为承担以上学科价值的物质载体,语言研究必然能够推动相关学科的建设。如《新疆图志•民政》中有极其完备的清代警察的职权范围章程、规则,如《省城各区巡长、警赏罚条例》《巡警条规》《省城消防章程》《省城骑巡章程》《各区巡警职务章程》《备补巡警职务章程》《巡警管理戏场及游戏场规则》《省城管理车辆规则》《巡警佩剑规则》《结社集会律》等30个章程规则制度。真实记录了当时新疆社会警察制度的历史原貌,对警衔、警容、警察的职权、警察的责任、警察的教育等方面内容。对该部分的语言研究能够推动警察史的研究。另外,该部分存在大量的白话词,而这些白话词大部分都完好地保留在现代汉语中,如《巡警条例》中出现的“赌博”“酗酒”“调戏妇女”“强奸”“赌场”等。这些白话词汇在今天的警察条例中仍然留存着,说明该类词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语言的研究能够搞清各类名词的历史提供语义支撑,从这个角度讲,《新疆图志》的语言研究对古代新疆的警制研究,乃至警察史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新疆图志》的语言研究内容
《新疆图志》篇幅巨大,因此可以探讨的语言学问题有很多,以下从分要素、分语体、分专题三个角度进行论述。(一)分要素研究。《新疆图志》中的语料和其他方志一样,可以从语言的不同要素对其进行研究。其作为一部中国封建王朝末期,民主革命爆发前期的史志,大量的新词新语被引入其中,该书中还出现了许多文白间杂的语法句式,各分卷中的词汇、语法现象在汉语史上起着承接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关键作用。对《新疆图志》一书中的词汇、语法研究有利于摸清现代汉语形成的脉络。如词汇方面,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对《新疆图志》进行研究:一是一般词汇的继承与发展。一般词汇往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许多词语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产生,另有一部分词语随着社会变迁词义发生变化,还有一些词语彻底退出人们语言的实际运用中。新词语、旧词新义、词义的变化消亡等问题都可作为《新疆图志》研究的课题。二是词汇的结构特点描写。可通过静态描写合成词的构词特点,找出这一时期合成词的动态造词规律。三是研究具有新疆地域特征的词汇。用汉语记录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志,其中大量的音译词、意译词和半音半译词皆可作为研究语料。(二)分专题研究。《新疆图志》一书内容丰富,我们在对其语言研究时可针对一些典型的分卷、典型的篇目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在汉语史上已较为常见,无论是单篇论文还是硕博论文都十分常见。笔者就构拟了几个《新疆图志》可进行专题研究的选题(三)分语体研究。《新疆图志》的语体类型丰富,同一分志中往往多种语体相互交错,因此其语体特征也应受到关注。《新疆布政使司就纂修通省志事札吐鲁番厅文》对《新疆图志》一书纂修的意义概括为:“照得新疆本西陲重镇,汉唐以来,虽通中国,不过互市往来而已。我朝平定准回,始入版图,判服靡常,屡烦兵力。……一切规模粗具,惟有志乘阙如。”[5](P394)可见,《新疆图志》的纂修理念就具有一定的政治倾斜,力图通过这样一部地方志,加强对新疆的管辖力度。这样的纂修理念结合丰富的史料内容,造就了《新疆图志》语体多样的特点。按照黎运汉的分类,《新疆图志》中的语篇则涉及公文、科技、政论、文学等多种语体。若将《新疆图志》分语体研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可从句式、词汇的选择入手。不同的语体,对词语、句式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新疆图志》的语体多样性特征可从这两方面探讨。二是可从修辞风格角度入手。《新疆图志》中不同语体的运用,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气氛格调,这种综合呈现出的格调就形成了一定的修辞风格。三是可从语体的功用角度入手。《新疆图志》的纂修者选择不同的语体来撰写这部地方志,能够展现纂修者的意图。
参考文献:
[1]朱玉麒等.新疆图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黎运汉,盛永生.汉语语体修辞[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3]刁晏斌.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2).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医学期刊分类012.
[5]新疆档案局.清代新疆档案选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张世渊 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