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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中国译学构建的激进主义思想中国译学一一直保持着对西方泽学的追赶态势。学者们感到“我们的研究工作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许多方面落后于国外的译学研究”， “要改变落后状况，加快翻译理论的发展步伐”。要迎头赶上西方，中国译学走上了胡适早年提出的“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代化”之路嘲。
中国泽学正“抄近路”追赶西方译学。中西译学比较的基点是科学性、系统性，拥有科学性、系统性就成为中国译学构建的迫切任务。中国译学的这种缺点可以由西方泽论来弥补，快点和早点“拿来”就行；可以通过转变传统译论得到，快点和早点现代转换就行；可以通过整合中西译论而来，快点和早点“求同存异”便行。不过，西方译学还远未达到科学性和系统性，刘宓庆教授批评说：西方“到现在都拿不出一本哪怕是大体上有系统的翻译学概论或导论来”同。因此，中国译学构建是否有近路可抄还有待商榷。
避多元研究范式和多种学派更迭后，西方译学未曾宣布译论体系的建成，并且体现出对翻译学学科性质的犹豫，该门学科究竟该命名为翻译学、翻译理论还是翻译研究，至今都还悬而未决。中国翻译学在单一研究范式，即语文学范式研究之后，在继承传统译论、移植西方译论的基础上即宣称“中国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在科学性、系统性方面，中国译学虽不比西方译学先进，但也并不落后，因为中国译学拥有占今中外的译论。不过，有学者感到： “与国际译学研究的同步性增强，但与国际的交流有限” 。翻译实践者不仅感受不到译论进步的好处，而且受到彼此冲突的多元译论的干扰。所以，中国译学构建不以探索汉外互译规律而以拥有宏大译论体系为要务。译论是现存的，速度便是成功的关键。激进主义思想让译论的数量和翻新的速度成为中国译学构建质量的标准。
二、中国译学构建激进主义思想的表现王秉钦教授将中国译学构建划分为：传统派” (或称“特色派”)，主张以研究我国传统译论为主构建中国译学； “西学派” (或称“共性派”)，主张以研究西方译论为主构建中国译学罔。不过，这两派对立的译学构建主张还未能囊括近年来越来越成为主流的多元吸纳、中西融通的译学构建主张。为了讨论方便，笔者依据中国学者对待西方文化的三种态度，即文化保守主义、全盘西化和文化折衷主义，将该派译论家姑且统称为“折衷派”。改革开放后，西方译论源源不断地涌人中国，中国译学界深感中西译论研究在科学性和系统性方面的差距，尽快拥有科学的、系统的译论体系成为各派译学构建的共同追求。各派所采用的译论资源不同，但尽快求变的心理是相同的，所以激进主义思想就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西学派”的显性激进主义思想； “传统派”的隐性激进主义思想和“折衷派”的隐形激进主义思想。
“西学派”主张以研究西方译论为中心，偏向于引进西方翻译理论构建中国现代翻译(学)理论。由于期望某种西方译论能够拯救中国译学， “西学派”学者们不断引进最新最流行的西方译论。因为有新译论而出现欣欣向荣的场面，又因为没有新译论的引入而陷入“沉寂期”，再次紧随西方的跨学科综合研究而进入译学新境界。显性激进主义用西方译学构建替代中国译学构建。
“传统派”致力于对传统译论进行现代阐释，主张保留泽论的中国性(Chineseness)或中国元素来构建中国现代翻译(学)理论。该派主张用西方泽论框架和术语对传统译论进行现代改造，同时保留一些中国元素，以加速中国译学构建进程。
“折衷派”悦纳古今中外译论，使译学构建走出传统或西方译论孰优孰劣的争论，形成目前多元译论并存的繁荣景象。众多学者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显示了这种主张。另一些学者则更明确地提出了这种观点。
“折衷派”让激进主义思想隐形于自由主义精神的追求，让古今中外译论的荟萃替代中国译学构建。
虽然激进主义思想随“西学派”、 “传统派”和“折衷派”的译学构建路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三派在时间紧迫感上却是高度一致的，都尝试使用现有译论来构建中国译学，都以各自的方式走上中国译学构建的捷径，期望它能迅速发生质的飞跃，拥有话语权。
三、中国译学构建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秉持进步主义历史观和普遍历史观，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者认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今天必然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明天，因此，借鉴、移植西方翻译理论就是一种必须，一种“与国际接轨”。为了早日实现这种划时代的巨变，实现中国译论的现代化，构建世界大同的译论体系，中国译论构建者普遍有“超英赶美”式发展观带来的时间紧迫感。这种时间紧迫感让人们失去了等待的耐心，于是通过“东张西望”的方式构建起翻译学，因“搬借有余消化不足而出现新的失控” 。
在多元译论语境中，中国翻译学究竟会走向保存差异与异质的世界泽论的不可忽视的一元，还是会走向消灭差异与异质的世界大同的西方译论，是中国译学构建不得不深思的一个问题。尽管中国传统译论不注重理论构建，但(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也不能忽视为世界译学做出了独特贡献的中国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他们以不可重复的翻译实践活动而得出的“感悟和随想”启示着后来人。当代中国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不能凭借祖先的功绩和西方人的成就而放弃源于这个特殊时代的翻译规律的探索，这种做法有可能导致中国当代译论在世界译学大舞台的缺位。
激进主义思想功不可没，它为中国译学注人多元译论，使我们的译学构建有丰富的理论资源；激进主义思想又应适可而止，从理论到理论的译学难以推动中国译论创新和汉外翻译实践的发展，难以治愈中国译学的“失语证”。
本文是节选自《中国翻译》的教育论文，感谢你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