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时代背景上，华盛顿宪法思想与林肯宪法思想有很大不同
华盛顿生于1732年，卒于1799年;林肯生于1809年，卒于1865年。他们生活在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虽然相距很近，但是不能不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前，华盛顿于1774年7月20日说，英国“政府为了剥夺我们的宪法权利与自由，正以牺牲法律与公正为代价，推行一条既定的政策”［1］41。独立战争爆发以后，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的代表于1776年7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告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华盛顿认为，发表《独立宣言》是“一项在性质上最鼓舞人心的措施”，是“必然会促进我们幸福的步骤，是完全应该的”，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努力”，“将为我们赢得英国政府违背上帝的意志与宪法的规定所曾拒绝给予我们的自由”［1］78。独立战争胜利以后，制定和实行了1787年宪法，土地辽阔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一个共同的政府管辖下开始迈出发展的步伐。华盛顿认为，“这是十分值得的一次公正而又全面的试验”，“这次试验是可行的”［1］316。1837年1月27日，林肯在对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发表演说时指出:“……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坚强、勇敢和爱国的，现在已与世长辞，深受哀悼。他们的任务(他们极其出色地履行了这个任务)是为他们自己从而也为他们的子孙占有这块美好的国土，在它的千山万谷之上建立一座自由和权利平等的政治大厦;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美好的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要使美好的国土永远不受侵略者脚步的玷污，要使政治大厦永远不因时光的流逝而坍塌，也永远不因篡权而损毁。”［2］3完成后一个任务，需要实现持久的发展;同华盛顿时代的初步发展相比，林肯时代实现了长足发展，美国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强。林肯在担任总统期间，领导了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争。这场战争与独立战争虽然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但是又分别具有各自的特征。1861年3月4日，林肯第一次就任总统时，国家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就任前夕，他清醒地估计到:“我面临着的任务比华盛顿当年担负的还要艰巨。”［2］149就任以后，他在致国会特别会议的首次咨文中说:“我们的人民政府常常被称为一个实验。其中有两点我们的人民已经解决了，那就是成功地建立政府和成功地治理政府。有一点尚待解决，那就是成功地维护政府，防止它被可怕的内部势力颠覆。
在反对英国压迫的独立战争期间，美国在国际社会上一度很孤立。林肯曾说，《独立宣言》发表时，美国还处于“单独一个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强大压力下”［2］114。然而在林肯领导的这场战争中，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始终得到很大支持。1863年1月19日，林肯在给曼彻斯特工人的信中说:“我充分理解自卫的责任完全落在美国人民身上;但同时我也一直意识到，外国的赞成与否对于扩大或延长我国正在进行的对不忠分子的斗争有很大影响。”“我知道曼彻斯特和全欧洲的工人都不能不在这场危机中受尽苦难，对此我非常痛心。有人常常故意这样声称，推翻这个建立在人类权利基础上的政府，并代之以一个完全奠基于人类奴役的政府的企图很可能获得欧洲的支持。由于我们不忠公民的行为，欧洲的工人们一直受到严峻的考验，目的在强迫他们认可这个企图。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把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坚决态度当作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未曾有过的最崇高的基督教英雄主义的一个例证。这的确是……关于正义、人性和自由必将最后在全世界获胜的有力的和鼓舞人心的确证。……我毫不犹豫地向你们保证，你们的这种思想感情将会在美国人民中间激起赞美、尊敬和最共同的友好感情。因此，我为这种感情的交流欢呼”［2］226－227。同年2月2日，林肯在给伦敦工人的信中说:“美国人民的资源、地利和力量是极其巨大的，他们因而也担负着同样巨大的责任。他们似乎需要考验一下:一个建立在人类自由原则上的政府到底能不能抵挡住那种要建立一个完全以人类奴役为基础的政府的企图而存在下去。他们将和我一同欢庆你们的活动所提供的新的证据，即他们正在表现的高尚行为已经获得国外真正热爱自由和人道的朋友的公正评价。”［2］228完全可以说，华盛顿宪法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同赢得国家独立、建立联邦政府、实现初步发展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而林肯宪法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则同实现长足发展、平息国内叛乱、捍卫共和政体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
(二)在理论结构上，华盛顿宪法思想不如林肯宪法思想明确而系统
华盛顿宪法思想与林肯宪法思想分别得以产生和成熟的不同时代背景，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在理论结构上有所不同。虽然它们都以人的本性、人的权利、国家利益、宪法至上等四个基本方面分别作为理论基点、核心内容、目标指向、根本保证，从而形成完整的结构，但是，同华盛顿宪法思想相比，林肯宪法思想在基本方面范围内对若干层次的划分更明确一些。例如，在人的本性方面，林肯宪法思想从自私与爱好正义相互区别和冲突、相互联系和交织、相互转化和更替等三个层次进行系统阐述，但是华盛顿宪法思想的有关论述则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而是显得比较集中和概括。又如，在人的权利上，林肯宪法思想从权利的科学内涵、主体力量、实现途径、诸多类型等四个层次进行系统阐述，华盛顿宪法思想的有关论述则没有这样明确和全面。也就是说，华盛顿宪法思想在理论结构上不像林肯宪法思想那样明确而系统。
(三)在具体内容上，华盛顿宪法思想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同林肯宪法思想有一定差距
华盛顿宪法思想与林肯宪法思想分别得以产生和成熟的不同时代背景，还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同。首先，在人的权利上，华盛顿宪法思想存在很多局限性，而林肯宪法思想则使其得到相当程度的弱化和克服。人的权利，是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之核心内容。华盛顿注重公民权利，具有公民意识，曾使用过“伟大美国的公民”［1］50、“善良和爱国的公民”［1］51等提法，但是，华盛顿宪法思想在事实上剥夺了妇女的选举权，承认了奴隶制度在美国独立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占有一席之地，维护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这些情况相比，林肯宪法思想有很大的不同。1836年6月13日，林肯在谈到白人的选举权时，认为妇女也应该包括在内。尽管这里只涉及白人妇女，还是很了不起的。在黑人权利上，林肯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虽然他对黑人曾抱有比较严重的偏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偏见毕竟有了明显的变化。1858年9月18日，林肯说:“各州在合众国宪法规定下，有权使黑人成为公民，只要他们愿意。”［2］98－99南北战争期间，林肯于1864年3月13日在给迈克尔•哈恩的信中说:“我祝贺你作为路易斯安那第一任自由州州长而名垂青史。现在你们即将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要做许多事情，其中之一恐怕就是确定选举权。我提一个建议请你个人考虑:可不可以让一些黑人参加选举———例如那些才智出众的黑人，特别是那些在我们军队里英勇作战过的黑人。在今后的考验时刻，他们也许会有助于在自由的大家庭中保住自由之宝。但这仅仅是一个建议，不是对公众，而只是对你一个人提出的。”
在南北战争结束的背景下，林肯于1865年4月11日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说中进一步强调:“路易斯安那州的新政府所依赖的选民数，目前仅为一万二千人左右，如能增加到五万或三万，哪怕两万，可以说大家就会更满意些。有些人对于没有把选举权给予黑人这一点也感到不满。我个人宁愿现在就把选举权给予那些很有才智的以及曾在军队中为我们的事业效命的黑人。”［2］269－270最重要的是，在林肯的推动下，美国于1865年1月31日提出的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规定:“在合众国境内或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都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之人所犯罪行的惩罚除外。”“国会有权以适当立法实施本条。”［4］230－231当然，应该承认，在林肯时代，妇女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黑人权利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不能遗忘与否定林肯为此而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此外，林肯还提出关于资本是劳动的成果，劳动应该受到更多尊重的观点;关于资本拥有者中少数人完全不劳动，多数人既亲自劳动又雇用别人的观点;关于资本有它的权利，劳动和资本之间存在着互利关系的观点。这些观点，涉及资产阶级、劳动人民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肯宪法思想在论述人的权利的过程中，将人的权利与革命联系起来，提出了关于革命的相对的伟大意义要由它减轻大量人类的痛苦而只造成少量痛苦来估计的论断;在论述人的权利的基础上，又将人的权利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使用了“人民主权”［2］123和“自由国家”［2］4这两个概念，阐述了自由国家的真谛根源和存在于人民主权的原则;在论述人的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的权利与宪法至上结合起来，表达了关于一个受到宪法的检查和限制的约束、总是随着公众舆论和思想感情的慎重转变而顺利转变的多数派，是自由人民的唯一的真正统治者的思想，以及多数派不能仅仅依靠人数就剥夺少数派的任何一种明文规定的宪法权利的思想。这些论断、原则和思想，使林肯宪法思想关于人的权利的论述更加科学和深刻。所有这一切，在相当程度上弱化和克服了华盛顿宪法思想在人的权利问题上的局限性。其次，在外交政策上，华盛顿宪法思想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而林肯宪法思想则对美国的侵略和霸权行径提出非常严厉的谴责。华盛顿宪法思想在外交政策上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在华盛顿时代，由于美国尚处于实现民族独立和初步发展的过程中，外交政策上的实用主义倾向还没有演化为现实的霸权行径，但是确实为后来美国的侵略行为提供了便利、埋下了伏笔。随着国力的增强，美国终于开始了对外扩张。华盛顿逝世以后到林肯执政以前，美国的霸权行径主要有:建立利比亚殖民地，入侵墨西哥，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和《天津条约》。对于这种行为，林肯曾提出尖锐的批评。1848年5月21日，林肯在给J．M．佩克牧师的信中说:“昨晚我收到一份《贝尔维尔鼓吹者》，……上面刊有你在布埃纳维斯塔战役庆祝会上发表的演说……”“演说中煞费苦心就墨西哥战争的起因为当局辩护，使我感到失望，因为这还是第一次有一个我认为是聪明、正直和不偏不倚的人作出这样的努力。……我认为你摆出的事实是对的，但是太简单了，没有把一些在我看来对于作出公正结论是十分重要的事实包括进去。”“有些事实被你忽略了。美国军队在开往里奥格朗德时，开进了一个和平的墨西哥新拓居地，把居民们从他们的家园和正在生长的谷物地里吓跑，这是事实。马塔莫拉斯对面的布郎要塞是美国军队在一块墨西哥棉花田里构筑的，当军队到达时，棉花幼苗正在生长，却全部被毁掉了，而棉田本身也被沟渠和路堤之类严重地和永远地破坏了，这也是事实。当桑顿上尉和他的部队被墨西哥人俘获时，他们是在另一块墨西哥田野里被发现和俘获的，这又是事实。现在我用这些事实提请你注意，并且要弄清你对它们考虑的结果。如果你否认它们是事实，我想我可以提供证据来使你相信自己是错的。如果你承认它们是事实，那我请你指出哪一种语言的法律、州的法律、国家的法律、道德的法律、宗教的法律，任何人间的或天上的法律，可以从中找到一个权威，说那些事实‘没有构成侵略’。”“你可能认为那些事太细小了，不值得注意。
如果这些事是地球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对我们最下等的人民干的，你敢这样认为吗?我知道你不敢。那末，我要问，难道‘推己及人’这句格言已经过时了吗?没有力量了吗?没用处了吗?”［2］45－46十多年后，林肯又说:“我们都听说过青年美国人。他是当代最时髦的青年。有些人认为他傲慢自大，可是他难道没有理由对自己抱有一种较全面的看法吗?他难道不是今天的创造者和主人、未来的唯一希望吗?世界各地的人和物都在伺候他。只要看一看他身上的衣着，你就会看到曼彻斯特和洛维尔出产的棉织品，爱尔兰出产的亚麻布，西班牙出产的毛料，法国出产的丝绸，北极地区出产的裘皮，外加一件洛矶山脉出产的水牛皮大衣。在他的餐桌上，除了家乡的普通面包和肉类以外，有路易斯安那出产的糖，热带地区出产的咖啡和水果，特克岛出产的盐，纽芬兰出产的鱼，中国出产的茶和印度出产的调味品。太平洋的鲸鱼供给他烛光。他手上戴的是巴西出产的钻戒，加利福尼亚出产的金表，嘴里吸的是哈瓦那生产的西班牙雪茄烟。所有这些东西不但供应充足，品类繁多，而且千千万万双手还在忙着生产新的物品，另外千千万万双手把这些物品送到他的手里。铁马喷着气，迫不及待地要把他送往每个地方，电报时刻准备着在一刹那间把他的信息接收下来再发送出去。他根据所有权占有着世界很大一部分，其余部分他有权要，而且打算占有。如同柏拉图形容灵魂不灭一样，青年美国人有‘愉快的希望，天真的欲望和对领土的向往’。他对于‘新事物’有强烈的爱好，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特别喜欢新人上任，还有《启示录》中提到的新土地，那里由于海没有了，陆地一定比目前多三倍光景。他是人类的伟大朋友，他对土地的欲望不是自私，而仅仅是扩大自由领域的冲动。他非常急于为解放被奴役国家和殖民地而战斗，假如它们有土地，而且不喜欢他加以干预。对于那些没有土地，乐于接受任何方面帮助的被奴役国家和殖民地，他认为它们满可以再等上几百年。他知识特别丰富。凡是可能知道的事情他都知道，倾向于相信降神会上的把戏，是‘命定说’的公认的创造者。他最讨厌的是一切老的东西，特别是‘老古董’，如果有什么老东西他可以容忍的话，那最多只是威士忌老酒和陈年烟草罢了。”［2］110－111“青年美国人”是斯蒂芬•道格拉斯的支持者们的战斗口号，他的年轻曾被作为企图不让他担任最高级职位的理由。在他们控制的《民主评论》中，他们利用了这个把卡斯、布坎南等人叫“老古董”的主意。他们是门罗主义、“命定说”以及任何种类领土扩张的热诚支持者。［2］289但是，在林肯执政时期，美国却没有或几乎没有对外扩张的表现。当然，这同美国当时正处于内战之中这个状况息息相关，然而与林肯担任总统这个事实也紧密相连。林肯逝世以后，美国又很快走上了对外侵略的道路，而且变本加厉了。最后，在宪政意义上，华盛顿宪法思想主要立足于美国利益来考虑，而林肯宪法思想则较多地在美国和世界的结合中来估量。华盛顿宪法思想的若干论述直接或间接地涉及美国宪政的意义。这些论述，有的就美国谈美国，有的则谈到了国际。现在来看两个谈到国际的例子。1781年1月，华盛顿认为“有绝对必要由各州选派最能干的人，即完全了解国家宪法、政策与利益的人，参加大陆会议，并将足够的权力赋予这个会议”［1］182。他强调:“我们能否获得独立取决于此;我们在欧洲能否为人所尊重而且有所影响，取决于此;我们今后能否成为强国也取决于此。”
1783年3月31日，华盛顿指出，各州需要根据相互忍让和永久性的原则团结起来。他强调的这一点，乃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必要条件，与宪法问题息息相关。华盛顿认为，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即会变为我们的敌人和欧洲列强手中的工具”［1］209。这两个论述虽然涉及国际，但是还没有明确涉及全世界，而是指向或主要指向欧洲，并且是基于美国利益而讲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从来没有从全人类的高度来论述美国宪政的意义。1796年9月17日，华盛顿在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指出:“愿你们在自由的庇护下，认真维护并慎重使用上帝的赐福，各州人民享有更美满的幸福。使你们获得把你们的宪法介绍给其他各国的荣誉，使这部宪法为那些对之还十分陌生的国家所赞美、爱慕和采用。”［1］313在不久的将来，美国“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伟大的国家。它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1］322。虽然如此，华盛顿宪法思想并没有过多地从人类的高度来论述美国宪政的意义。与此不同的是，林肯宪法思想较多地在美国和世界的结合中来估量美国宪政的意义。1837年1月27日，林肯在对伊利诺斯州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发表演说时强调，把共和制度传诸千秋万代，“意味着对前辈感恩，对自己公正，对子孙尽责，还有对全人类热爱”［2］3。1861年2月22日，林肯在费城独立大厅发表讲话时指出:“我所抱的一切政治思想，都是从产生于这个大厅并从这个大厅传播到全世界的思想尽我力之能及吸取来的。从政治上说，我所有的思想感情，没有一种不是来源于《独立宣言》所体现的思想。……我常常问我自己，使得这个联邦如此长久地结合在一起的究竟是哪一种伟大的原则或思想。这不仅仅是殖民地脱离本国的问题，而是《独立宣言》中那种不但给我国人民以自由，而且还给未来全世界人民以希望的思想。”［2］153－1541862年7月12日，林肯为用赎买方式解放奴隶向边界州议员们呼吁:“我们的共同的国家正处于极大的危险，要求以最崇高的见解和最勇敢的行动使它迅速得救。一旦得救，它的政体就为全世界保全了，它的被热爱的历史和珍惜的记忆就保住了，它的幸福的未来就有了充分的保障，将变得难以想象的美好。”［2］192同年12月1日，林肯在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又指出:“我们说我们是赞成联邦的。全世界不会忘记我们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怎样来保全联邦。全世界知道我们确实知道怎样来保全联邦。……我们给了奴隶自由，同时也就保证了自由人的自由———我们给奴隶以自由，维护自身自由，都是同样光荣的。我们将高贵地保全或卑劣地失去人间最后的、最好的希望。其他方法也许会成功;这个方法决不会失败。道路是清楚的、和平的、大度的、公正的———只要走这条路，全世界就会永远赞美我们，上帝一定会永远赐福我们。”［2］2221863年1月19日，林肯强调:“适当地研究一下历史就可以证实这样一个信念:美国以往的行为和影响一般都被认为是有利于人类的。”［2］226这自然包括美国宪政在内。1864年11月9日，林肯认为:“所有今天为联邦操劳的人都是为国家和全世界的最高利益服务，不单是为了现在，而且是为了将来千秋万代。”［2］256所有这一切充分说明，林肯宪法思想论及宪政意义时，既十分强调美国的利益，又非常重视人类的利益，实现了二者的紧密结合。华盛顿与林肯的宪法思想在宪政意义问题上的区别和差异，同它们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区别是相互呼应和贯通的。在这里，笔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宪法和宪政虽然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值得别国学习和借鉴，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不等于照抄照搬。社会主义宪法和宪政必须对美国宪法和宪政进行扬弃。
作者：韩亚光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