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老龄化社会中，低龄老年人如何顺利而平稳地实现角色转换是一个有着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研究议题。通过对某两个城市社区中的低龄老人进行探索性调查，发现在低龄老年人群体中，男性进行二次就业与女性操持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模式具有一定普遍性。这是传统的“男外女内”性别规范型塑的结果，直接有利于男女两性在退休后避免角色失调，并且在深层次上具有着复杂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低龄老年人；角色转换；性别分工；功能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6）02-0107-03 DOI:10.16745/j.cnki.cn62-1110/c.2016.02.025
由于出生率显著下降与医疗事业飞速发展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我国当前正处在典型且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之中。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共计20243万人，占总人口的14.9%[1]。与此同时，未富先老及空巢老人等问题又使我国的老龄化面临着严峻的现实和复杂的挑战。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类型，老龄社会有着全新的年龄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价值导向[2](P359-363)。因而，正视老龄化社会里老年人的权益诉求、角色扮演及功能发挥等议题，无疑具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现实而言，由于老年群体在性别、年龄及地域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异质性，因此本文将关注点置于城市低龄老年人这一群体，通过引入社会性别分析视角，在某两个城市社区中由滚雪球抽样法选取了20位男女两性受访者，对他们在退休后的生活模式进行了探索性调查，并做出了相应的功能分析。
一、理论回顾
人之进入老年，既是依据时序年龄而做出界定的结果，同时也会遵循与社会年龄相应的角色期待来展开调整与适应。作为在老年研究领域中较早进行解释且得到较多应用的范式，角色理论对老年人这一群体做出了有益的分析。这一流派认为，人在老年化后会经历角色的转型，这体现在：从职业角色进入闲暇角色，从主体角色变为依赖角色，从配偶角色转为单身角色，角色趋于单一、社会关系缩小等方面[3](P83-86)[4](P230-232)。而老年人重新选择角色的意义则在于它是老年人“自由支配生活的新起点”、“实现自身价值的新机遇”、“建立一套适应新角色的生活方式”以及“老年主体能动性的体现”[2](P77-82)。依据老年人的年龄阶段，可将之分为低龄老年人（60—69岁）、中龄老年人（70—79岁）及高龄老年人（80岁以上）三类。而对老年人的亚群———城市老年人而言，他们进入老年阶段往往与退休这一制度安排相互关联。目前，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特殊情况除外）为男性（干部与工人）年满六十周岁，女性年满五十周岁（工人）或五十五周岁（干部）。由于工作之于个人———特别是城市居民之地位与生活的重要意义，因而“退休”这一节点往往在公众意识中等同于“年老”，即“退休”成为了城市老年人之为“老人”的社会文化表征。因而，本文所指称的“老年人”是泛化意义上的，那些因自然年龄而经历了退休事件的人群皆属此类。在此基础上，我们将低龄老人（男60—69岁，女50\55—69岁）所体验的角色转换概括为：①从性质来说，由更受约束的规制性角色转向更加自由的自主性角色；②从场域来说，由以事业为主的工作型角色转向以家庭为主的家庭型角色；③从代际来说，由具有权力与权威的父辈角色转向被照顾和关怀的长辈角色。毋庸置疑“，退休”将老年人的生活在形式上截然一分为二，如果应对不当就可能导致他们陷于角色失调的危机。另一方面，作为划分群体的重要标准，性别变量为男女两性设定了不同的社会期待，老年群体亦概莫能外。社会性别分析视角关注以生理性别为基础、以支配—服从为本质、以强化差异为表现的建构性的社会性别的产生根源、实践机制及深远影响，是对“普遍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和不平等问题”[5](P265)进行研究的社会学阐述。但当前学界对相关议题的经验研究多集中于性别形成的幼儿及青少年阶段和为性别困扰的中青年时代，对于老年人如何受已经定型的性别规范影响这一现象却鲜有论及。鉴于此，本文将社会性别的分析视域引入对城市低龄老年人生活的调查研究，探讨了老年男女两性的不同情状及其后果。
二、调查结果
在强制性退休制度的安排下，老年人虽然会发生身份的转变，即由在岗转为退休，但他们的精力与能力却并未因退休而消失殆尽，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延续着退休前的状态，因此突然的生活方式变化往往会将他们抛入角色失调的危机之中。对此，刚刚退休与退休不久的低龄老人会采取怎样的方式来应对由退休\老化带来的角色转变？其中是否存在着因男女性别不同而导致的差异？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在城市低龄老年人群体中通常会呈现出一种普遍而稳定的应对模式，即男性参与社会劳动和女性从事家务活动的分工形态。具体而言：1.男性多偏重于二次就业。低龄老年男性退休后常通过他人（强关系及弱关系）的介绍而重新实现就业，所从事的新工作多与其原有的知识技能相匹配；但由于工作单位对年龄的限制，因此他们多就业于那些相对“安逸”的工作岗位，这些职业对老年劳动者在时间投入及精神付出等方面的要求并不高，如维修工（有相关经验者）和保安、下夜（为受雇单在夜晚看护物品）等，其月薪在一千至两千余元。调查得知，城市低龄老年男性仍旧工作的驱力可以分为“贡献余热”及“生计考虑”两种类型：对前者而言，经济因素在退休金的保障下并不是其再就业的主要缘由，“贡献余热”的老年男性更看重工作本身之于他们的意义———受访的低龄老年男性表示，“身体又没问题，闲着也是闲着，就出来打打工，要不干嘛呢”；对后者而言，一则其退休金数额偏低，多为一千余元，二则其子女的工作与生活往往不理想，时常需要父辈资助，因而“家庭所迫”的老年男性选择再就业便更多了份无奈，因为“总归能挣些钱，帮帮孩子们”。2.女性多侧重于家务劳动。与男性不同，低龄老年女性退休后多单纯操持日常家务，并且她们往往还承担起了抚育孙辈的职责———受访的低龄老年女性表示，“每天收拾家，做做饭，照顾孙子，忙忙碌碌，日子挺充实的”，“退休了的生活清闲了许多，不用每天忙着上班了，原来做个‘全职太太’也挺好的”。除此之外，低龄老年女性也会积极参加一些休闲性或健身性的集体活动，如跳广场舞、节日表演等等。
三、分析讨论
我们认为，城市低龄老年群体中这种男性就业与女性持家相配合的分工格局主要与传统性别规范的模塑有关。我国当下的低龄老年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先后经历了毛泽东时代倡导的去性别化的“男女都一样”的平等思想、改革开放后流行的“完全由男权文化主导的市场需求来决定”的强调个人“现代性素质的培养和提高”的话语体系[6](P9)，以及坚持“男尊女卑”的传统男权制性别文化的持续渗透；但是由于市场力量开始活跃时这些老年人的性别意识大多已定型，所以其作用力并不显著，因而这一同期群所扮演的性别角色更多地带有国家与文化双重影响的鲜明痕迹。调查发现的城市老年男女的差异化分工事实表明，当前低龄老年人的性别社会化过程及结果首要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这与他们接受的男权文化的深刻浸淫以及改革开放前的男女平等运动带有“女人必须包揽家庭‘内务’的格局依旧”之局限性[7](P193)等因素有关，因而便决定了低龄老年人中“男外女内”分工模式的合理性；但与此同时，由于这一代低龄老年人皆经历了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性别平等观念的洗礼与熏陶，他们大多参加过工作且享有退休金，这就保障了低龄老年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独立及其家庭地位的相对平等，为她们在家务劳动之外参与放松身心的多样化社会活动奠定了基础。调查发现，这种“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具有一个极其显明的正功能，即它极大降低了低龄老人在退休后进行继续社会化的不适程度。毋庸置疑，老年两性的差别分工是其内化了性别规范的退休前生活方式的自然延伸。一方面，功能学派的巨擘帕森斯（TalcottParsons）认为，家庭成员在所事活动的类别方面会产生分化，表现为“妇女履行表达性的任务，而男子履行工具性的任务”[5](272-273)。因此在退休前从事社会工作时，男性往往单纯以打拼事业为重，而女性则多处于“工作—家庭冲突”之中；另一方面，连续学派认为人的价值在一生中是连续而基本不变的，即“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是由其先前的生活阶段打下基础的”[2](P20)，因而老年人“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能让自己继续获得满足感的生活方式”[4](P235)，这体现了个体生命事件的前后一贯性和社会化机制的巨大影响力。一般而言，在刚刚退休后的几年中，低龄老年人的身心两面及社会参与状况并未与退休前状态出现较大的脱离和断裂，并且由偏重强制角色而向亲和非强制角色的转化使他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安排拥有了更多自主性，这时让低龄老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原有的生活方式———男性继续工作与女性转向家庭，无疑会有利于他们在老年初期的角色转换。从深层次来说，低龄老年人的这种性别分工形式还有着更加重要的功能。其一，对低龄老年男性而言，他们继续从事工作不仅有利于自身的角色过渡与价值发挥，而且作为劳动力资源，他们积淀的人力资本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面对由劳动年龄人口带来的人口红利正趋于消散终结这一现况，我们认为老年人口———特别是低龄老年人的劳动价值尚有待更多的重视和发掘：虽然在社会的刻板印象中，“老人”往往被视为“保守”的同义词和“创新”的对立面，但是不仅那些拥有较高知识水平或实践技能的老年人的丰富储备可以作为行业与社会的宝贵财富，即使对那些学历偏低、技术单一的老年人而言，由于他们在退休后再就业时并没有过高的职业期望，因此往往能够坦然乐意从事那些不为中青年人所青睐的工作，从而构成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一股重要有生力量。其二，对低龄老年女性而言，虽然家务劳动的潜在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固化的性别分工模式服从于男权统治并侵损了女性权益，但是从心理认知维度来看，低龄老年女性对传统性别文化持有高度的认同感，她们在性别秩序所依赖的符号暴力的约制下，接受了统治者对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所施加的性别化规训，认为“女人就应该多做家务活”。而退休后相对自主的老年生活无疑为这种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视为当然的性别规范得到进一步加强与巩固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亦即城市老年女性在退休后，得以摆脱之前由“工作—家庭冲突”所带来的角色紧张，并且能够对自身更为熟稔和认可的家务劳动投入比退休前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退休\老年生活对老年女性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卸去了她们在工作时面临的双重负担，另一方面却延续了她们实际上的从属地位，从而形成了一个短期有利而长远不利、个体有利而群体不利的深刻悖论。概言之，城市低龄老人退休后的老年生活往往是其退休前已经形成的高度认同传统性别规范的生活方式的延续，它在固化“男外女内”的性别刻板印象的同时，也促进了老年男女平稳而顺利地实现角色转换———包括一定程度上的男性事业型角色的接续与女性的家庭型角色的回归，从而避免了老年人因突然的退休到来与相应的进入老年而遭遇难以化解的角色冲突与心理老化，并且有益于老年人人生价值的实现和社会意义的彰显。而这，正如保罗•帕伊亚（PaulPaillat）所言“，阻止身体和心理过早衰老，恰好是人们所说的努力方向”[8](P13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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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法］保罗•帕伊亚著，杨爱芬译.老龄化与老年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作者：高成新 武慧娟 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