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社会的大背景下，文学逐渐商品化，文学性的渐渐钝化，使得文学失去了原有的锐利光芒，卡尔维诺执着于对轻松的自然环境的描写，是对现实社会喧闹、咄咄逼人、加速和咆哮的反叛。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的产物，随之鼎盛直至渐渐分化、沉寂，后现代主义仍是一个开放的探讨领域，二战后社会的凋敝，复制使得艺术灵光的消逝，在强大的物质洪流的挤压下，人失却了应有的位置，世界呈现出一种厚重感，生活在其中的人类越来越感到生活的重负。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提到他写作生涯之初曾着力表现所处的时代，但是越发觉得写作与现实间的差异，“我才渐渐意识到世界的重量、惯性和暧昧性———这种特质从一开始就如影随形紧跟着写作，除非你想办法躲避它”[2]。环境必然影响创作，而文学也必然受制于所处环境，长在意大利，住在巴黎的卡尔维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就特别敏感，在《巴黎隐士》中谈到，如果去掉附着在巴黎之上关于文学和文化的那圈光晕，“巴黎可以重新变成一个内在城市，那么我就可以写它了。不再是故事说尽的城市[4]。”因为巴黎厚重的年代感，“很难找到新鲜不至于重复的话题”，所以卡尔维诺进行语言实验和话语游戏，对传统小说和叙述方式进行反思、解构和颠覆。参照卡尔维诺的创作实践，不难发现其区别于传统小说创作而独树一帜的地方，用精妙的结构布局、科学理性的探讨以及对宇宙空间的表现，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无限可能性，无愧“后现代主义大师”的称号。无论是现实环境的污秽不堪还是心理环境的彷徨困惑，生存面临岌岌可危的困境时，卡尔维诺认为我们应该像萨满教的巫师一样卸去身体的重负，飞进另一个世界。即换种方式看待世界的重量，珀尔修斯通过铜盾的反光来观察他那具有使人石化的目光的对手美杜莎，并最终战胜了她，卡尔维诺强调了这一神话故事的借鉴意义，即面对强大的对手，切勿正面迎敌，而应侧面切入，故卡尔维诺主张以“文学之轻”表现“现实之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再现，而是通过写作材料的选择和写作技巧的运用，开启后现代写作的无限可能性。
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卡尔维诺分别利用减轻语言的分量；高度抽象的描写；象征性的轻的视觉形象等三种文学技巧来“轻化”现实。“轻”这一文学价值观是西方世界一直存在的美学价值，卡尔维诺努力从欧洲久远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来支持自己关于轻逸的叙述。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卡尔维诺罗列了从古希腊神话故事到现代的小说诗歌创作中关于“轻”价值体现的桥段，如在开篇讲到穿飞鞋的珀尔修斯借助最轻的事物———风和云，砍下了蛇发女怪美杜莎的头颅；古罗马诗人和哲学家卢克莱修用一种使物质原子化的做法，溶解世界的坚固性；奥维德则通过定义各种事物的特质、属性和形式来溶解事物的重量；薄伽丘笔下的佛罗伦萨诗人卡瓦尔坎蒂摆脱身体的重力轻盈的一跃的视觉场景被卡尔维诺挑选为新千年的吉祥形象之一；意大利诗人莱奥帕尔迪对轻的形象如月亮的钟情等，从卡尔维诺所罗列的例子来看，“轻”一直存在于文学创作的历史当中，但是卡尔维诺作为集大成者，将这一美学价值单独提出来作为自己的特色理论内容。卡尔维诺总结了“轻”的三种含义，或者说是实现“轻化”的三种手段，即减轻语言的分量；高度抽象的描写；象征性的轻的视觉形象。后现代主义的最大特点在于以“语言”为中心，“关注语言的游戏和实验，热衷于开发语言的符号和代码功能，他们的意图不是表现世界，而是要用语言来制造一个新的世界[5]。”在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中，文本是表意关系的所在，减轻语言的重量即减轻意义的重量，所以卡尔维诺倡导的是通过简单的语言表述传达轻逸的语意关系，以此减轻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所以在卡尔维诺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看到简单的词语的运用，“分成两半的子爵”，没有肉身的灵魂骑士，灵活的穿梭于树与树之间而从没有着地，最终飞向天空的男爵。高度紧张的现代生活，人们更倾向于对轻松短小读物的选择，正是在考量了现代人的阅读心理后，卡尔维诺更青睐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而长篇小说也是由一个个故事拼贴而成，卡尔维诺的小说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没有曲折的故事线索，没有固定的小说结局，他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给予读者一种“轻阅读”的体验。创作中高度抽象的描写，以简练的手法轻化结构的重量，《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践行的就是一种故事套故事的轻化结构，借助叙事的不断中断与节奏的重复，使许多个可能的故事同时并存，在看似混乱的叙述中却精确设计了十个文本的合理秩序。但也因为描写的抽象使得卡尔维诺的作品晦涩难懂，要求智力的过份参与才能解读其表意的抽象。最后是大量使用轻的视觉形象，对视觉形象的推崇显示出卡尔维诺独特的当代小说趣味，当代社会已经被媒介制造的大量的视觉形象包围，电影电视里充斥的都是生动有趣的形象，而作为传统媒介的纸质作品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趋势，不得不做出应对，卡尔维诺在其作品中尽力用文字将生动的视觉幻想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在他众多的作品中，月亮这一轻盈的、悬浮的、静默的形象成为作者笔下着墨最多的点，“当我开始构思这些演讲时，我就想过要用一个专章来谈论月亮[2]。”逃避引力的法则为作家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树上的男爵》中主人公柯西莫的生存准则就是一辈子不着地，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作者怎么处理他的死呢？于是有了柯西莫在病危之时抓住过路的热气球一飞上天，不知所踪的桥段。同为后现代大师的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描写“美人儿”蕾梅黛丝抓住被狂风刮起的床单飞向空中，消失不见，可见关于飞天的想象是作家热衷的叙述对象。这种基于现实刻画之上的不经意间的虚构带给读者的阅读体验是一种轻松愉悦感。面对现实不可避免的生存之重，卡尔维诺并非消极的逃避，作为一个积极入世的文学家，卡尔维诺倡导我们用文学“轻化”现实。厄普代克认为，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三人同样为我们做着完美的梦，三人之中，卡尔维诺最温暖明亮。不同于昆德拉执拗的表现生活无处不在的束缚，不同于马尔克斯关于时间循环的孤独体验，卡尔维诺真切的体会到了现实的重压，而他的工作在于创新写作方式，以一种乐观的姿态改善现实的负重，他的作品融现实与童话、哲理与形象于一炉，在亦真亦幻的意象世界中展现文学价值观之“轻”的特性。
在谈到将文学视为一种生存功能，对生存之重做出“轻化”的反应时，卡尔维诺举了萨满巫师的例子，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部分重负，巫师们会在夜里乘轻盈的工具，如扫帚、麦穗或稻杆飞进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一幻想只能存在于文学之中，所以生命之重不可避免，正如作者以卡夫卡的《煤桶骑士》来结束关于“轻”的演讲稿，煤桶骑士骑着空桶寻找煤以取暖求生，但是桶“它愈是填满，就愈不能飞翔，”这一寓言正是说明了文学与现实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也许就是鲁迅所谓的文学“无用之用”论，文学无法改变现实世界，但是它足以影响人们改变世界的方式，依旧重庆职称可以达到“化重为轻”的目的。
作者：刘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