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历史传统：从垄断独占到平等分享
从主流西方世界来看，自文明伊始，公民意识异常强烈，民主平等意识始终占据主流阵地。古希腊哲学思想闪耀，古罗马法制完备精妙，自然权利学说浸润，各种民主、自由、平等、政治思潮蔓延，所有这一切都注定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传统意识与理念始终在西方社会发展历史长河中荡漾，维系整个西方社会存续的思想灵魂不曾真正离去。尽管经历中世纪漫长的王权暴虐与神学精神笼罩，但在历经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念洗礼后的西方社会又重新回归到了追求民主政治、权利平等、经济自由的社会轨道。在西方社会文明承继过程中，知识渴求已成为广大社会民众精神生活的一道风景线。各种学派鼎立交锋与传承，各类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创办，图书馆身在其中，承载着对民众的文明教化与精神寄托功能，肩负着对思想文明的传承。然而，从中国政制传统来看，中国自文明开始便与西方遵循着不同的路径。不知是地缘孤立因素，还是小农经济的原因，在数千年中华传统文明中，中国皇统宗法体制始终占据社会主流，专制集权思维充斥，传统忠孝愚民观念泛滥［１］，官民主仆关系倒置，平等、民主、自由观念被禁锢，开明、异端思想被扼杀。总体上自上而下的变革路径使中国历史始终能遵循着传统家族式治理模式，偶尔经历自下而上的革命模式最终难以摆脱传统惯性思维的窠臼。在传统的中国，制度与文化始终被主流阶层掌控，广大平民百姓主体性地位一直被自觉与不自觉地、悄悄地掩埋着，作为传递信息的文字与文献始终难掩其御制本性，“学在官府”，图书馆沦为藏书档案一体化境地，常常是“深闺未识”，并体现专制性的基本特点和理念［２］。尽管悠悠中华不缺浩瀚典籍，却少有健康的读书环境与思维。传统的求官发达心理注定了为仕途而读书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的人生追求，掌握知识者最终为统治者服务，文献资料也最终为富足官宦之家独享，图书阅读与利用是一种“高大尚”的事情，中国历史上社会普通民众因政治地位、经济原因、文化层次等因素而远离图书。后来，诸子百家著书立说，民间藏书开始出现［３］，但终因图书馆概念未能深入民心，读书思维异化，读书未习惯化，民众自我教化功能微弱。传统的读书惯性思维始终在不同程度影响着国人对书籍的功利情结。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迅速起步，广大人民群众才有机会接受教育，读书才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图书馆事业真正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事业，图书馆第一次成为民众共享的文化设施，供人们陶冶心性，提升自我的绿色空间。
２人文精神：从客体到主体
纵观科学发展史，西方自然科学的繁荣并没有消减社会科学发展的后劲。随着自然世界研究不断深入继而促成对人文社会领域的关注，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自成体系，枝繁叶茂。借助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方法与工具来提升对人与其周围环境的认识、理解与研究。无论是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还是功利主义始终都未忘却对人性的关注，由外在到内心，由物质到精神，由短视到长远，在承继文明的历程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日趋彰显，物质文明与精神享受并驾齐驱，全方位多角度地落实自由平等人性思想，自然也体现在对图书馆事业实践过程中。从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凡是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以及有良好教育传统的国家，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土壤，图书馆事业发展自然很好，这主要表现在各类图书馆数量、持证读者数量、人均图书数量、藏书量等绝对数值与相对基数上［４］。读书成为人人享有的机会，人们常常乐此不疲。在中国传统社会，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设施始终为古代专制统治服务，单一的客体性地位与工具性价值始终未能舍弃。广大下层民众也仅仅是统治阶级奴役的对象，人的主体性地位未能彰显。近代以来，西方思潮译介对传统体制与思维的冲击，才开始慢慢出现强调民权、自由、平等的近代人文思潮，却并未被积习难返的传统思维真正接纳，人的主体性地位与人的终极价值始终未被正统化、制度化、主流化。新中国成立宣告皇权体制彻底倾覆，政制大厦重建，人民当家作主，文化平等观念开始制度化，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人的主体性地位获得制度化认同。但是人们的传统思维遗毒并未彻底从灵魂深处完全清除，“学而优则仕”、“学术优则仕”的传统心理仍在部分人内心作祟，真正的学术与文化事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官僚作风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尽管一方面清楚图书馆事业地位与价值之重要，作为文化教育与传承功能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又苦于轻重缓急之考量，重显性，轻隐性，难以有实质性的举措，更多流于言语上共鸣。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大潮势不可挡，效益观念先行。可是，由此带来对道德观念的无形冲击，传统道德观念被肢解，新型优良道德观念尚未真正形成，社会文化教育滞后，诚信观念与体制缺失，唯金钱理论盛行，物欲横流。伴随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与渴求，带来了广大民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反差。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一时间似乎失灵，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并没有将追求与享受精神文化生活提上个人议事日程，读书学习并未真正成为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基本精神寄托。一方面，缺乏占绝对优位的真正意义上的读书群体，“读书无用论”绕耳不息，图书馆发展所需的健康环境缺失。另一方面来自政府与社会对图书馆事业发展所需人、财、物方面的强力支持与保障存在缺失，严重影响为读者提供服务的高素质职业团体的形成，图书馆事业发展中最重要的职业群体生存状况不佳，职业理解还仅仅停留在谋生层面，职业荣誉感和敬仰度不高，难以从内心深处真正落实“读者至上”的理念，也始终未能上升到对职业人性关切孜孜以求的境界。眼下，随着整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跃升，国家对文化事业的日益重视，图书馆的重要地位必将得到彰显。
３法制建设：从无到有
放眼世界，西方文明中张扬人性自由、众生平等、主权在民的主流思维使得人们对待法制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法制中性特点使民众对法治精神充满敬畏，宪法至上观念能够落实，法律平等观念深入骨髓。两大法系交相辉映，法学理论学说立足现实之根，精深充盈，或反思过往，繁荣理论之树，或指导司法实践，服务社会。法制作为西方社会一种最常规、最有效的社会调控方式，不仅关注政权稳固，更是强调对权力来源的尊重，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力求不枉不纵，法制一直在朝着公正、稳健、系统的方向发展。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发达国家在图书馆法制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好的建设效果，具体表现在：立法起步较早，法律规范体系较全，可操作性较强，为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中国古代人治体制与社会主导经济形态决定了中国传统法制重刑轻民的特征。在官僚统治阶层意识中，法制从来都是强调阶级性，严刑峻法司空见惯，辅以礼教禁锢。不但从政治法制上强化极权，而且从经济行政方面进行掣肘盘剥。在中国传统人伦社会结构中，自然经济唱主角，商品经济未成气候，民商事交易方面法制建设自然零散杂乱。近代以来，试图洋为中用，结果囫囵吞枣，收效甚微。资产阶级革命过早夭折，西方民主体制与法制思路未及推行，外来政治法律文化终因水土不服而徒有其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度遭法律虚无思潮泛滥。尔后，法制创建之路重新开启，但因百废待举，立法无疑存在轻重缓急的问题，重宏观法制体系构建，轻细枝末节雕琢，立法往往存在事预而难立的尴尬局面。图书馆事业缺乏法制保障，至今尚无一部统一的图书馆法可资指引，相关立法提到加强图书馆事业建设，都是无实际可操作性的宣示性条款，低层次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虽有出台，但终因规章层级下位，往往力不从心，缺乏执行贯彻效力，各种类型图书馆常常是各自为政，图书馆发展呈现地方性特点，整个行业全面健康发展尚需时日。目前，在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决策之际，希望图书馆治理能尽快走上法制轨道，减少人为因素影响，为图书馆事业注入系统性活力。
４行业组织：从弱小到强大
行业组织可以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纽带作用。健康社团作为人们自愿组合的带有共同目的性和相对稳定性以及自我约束机制的团体，必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５］。如果说工商业行会最初是同行业者的联合组织，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学会（协会）的出现也是伴随着该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基于行业发展需要，为了维护行业共同体利益用来增进行业发展凝聚力的一种行业自治举措。在西方，传统商品经济与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公民参与意识强烈，自由度较高，公民权利得到广泛的认同与尊重。西方结社自然成了不少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真正成为与国家合法对抗的第三部门力量。事实证明，当今世界非政府组织的快速增长与自身力量的急剧膨胀使得社团在解决许多政府无能的社会问题上大显身手，不可或缺。为了达到社会公正与进步这一共同的目标，西方国家政府往往怀抱欢迎姿态，积极接纳并在尽少干预原则下引领其前行。在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行业组织相继获得了健康的发展，并起到行业发展先行者的角色。１８７６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借助协会的组织工作，美国图书馆业务理论研究成果突出，并纷纷应用并指导实际管理工作。由于受传统因素影响，中国社团发展始终被压抑，遭受边缘化境遇。图书馆行业学会发展历史则更显短暂，步速相对迟缓。在西方图书馆协会组建时隔近半个世纪后，１９２５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才宣告成立。新中国成立三十年后，１９７９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才宣告成立。长期以来，在政府选择主导模式下行业社团发展因“政社不分”而始终处于附属地位，独立性不够，话语权相对不足。受图书馆传统认识思维影响，认为图书馆可有可无，在对图书馆事业隐性社会作用认识不足的大背景下，图书馆学会作为图书馆事业共同体的代言人难以对政府决策形成实质性的影响。不过，随着行业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政府已经意识到社会选择的方式的重要性，以此为契机，一方面图书馆学会应加强自控能力建设，确保图书馆事业有序推进，另一方面促使政府主动下放管理权限，使图书馆学会成为强有力的第三部门，真正实现行业组织以更强势有效的方式提升整个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的话语权。
５结语
基此，中国图书馆事业需要营造更健康良性发展的内外在环境，需采取系统性的应对方案。首先，应取得政府层面的支持，高瞻远瞩，加快图书馆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一部统一的图书馆法，减少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政策性因素影响，强化事业发展的稳定性与操作性，走图书馆规范化、科学化发展之路，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形成一种外在的机制力量。其次，业界人士应增强专业化服务技能，更新人性化服务理念，大力改善行业服务质量，加快行业自身发展，壮大实力，真正让读者愿意来，用最优质服务留得住读者，将图书馆构筑成广大读书人与职业群体的精神家园。再次，要更新社会观念，培育全民学习的社会新风气，在改善物质生活质量的同时，加大文化设施建设力度，注重文化引导与宣传力度，努力提升精神文化生活在人们生活中的比重，形成一种全民学习的氛围，全民认识并关注图书馆事业。有理由相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过程中，在全民创新的浪潮中，图书馆界依靠自身的信息服务优势，中国图书馆事业必将会迎来大发展的春天。
作者：夏建群 单位：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