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传统社会金融需求如何满足
仔细观察我们日常生活的话,会发现承袭而来的传统金钱观念尽管在逐渐消退,但依然有迹可循。比如,大多数人宁愿向亲友借钱也不愿意贷款,向银行支付贷款利息被看作是不划算的非理性选择,在面临盖房、买方、婚嫁等非经常性大额开支时,左邻右舍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是常见的解决办法;在落后山区,膝下无子的夫妇日子过得再紧巴,但因为要“养子防老”而把血汗钱送给人贩子;《辛丑条约》中“赔偿4.5亿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约9.8亿两”,人们往往怀着极大的愤慨指责西方列强蛮横无理,故意多要赔款……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巧取豪夺者,只是“年息四厘”(年利率千分之四)实在太低,妄图依此多赚利息恐怕真是天方夜谭了。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的时间价值。养子防老、亲友帮忙的办法之所以更受认同,一方面是理财工具的缺失所致,另一方面,更主要地,是有以儒教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制度的支撑。虽有本土衍生的道教和外部传入的佛教,但真正对世俗社会起作用的核心始终是儒教,依靠长幼有序的孝道文化,儒教建立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体系。这个体系强调的是子女对父母的义务,虽然子女对于出生没有选择权,但尽孝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的。这一体系使得养子防老有了制度保障,而“多子多福”实际上是降低了独子英年早逝后父母没有着落的概率,降低投资风险。
家庭的概念再延续下去即是家族。事实上,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面,左邻右舍往往同属一个家族,都具有血缘关系,依靠祭祖等行为可以强化家族内血缘关系的认同感。家族里面也需要讲孝道,所以依靠家族关系来解决不寻常大事件的资源紧张问题也可以被接受。儒教文化确立了家庭、家族内部金融交易,三纲五常作为大家都认可的价值秩序保证了这种内部交易的实现。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内部金融交易似乎是契约体系没有建立健全之前的必然和唯一选择,但是在家族的小圈子里满足所有的金融需求并不现实。所以民间借贷自古有之并且屡禁不止。根据1934年民国政府中央农业试验所对当时全国部分省份乡村家庭各方面经济状况所做的调查①,所涉及的地区没有出现年利率低于10%的借贷发生,宁夏的样本借贷年利率甚至全部高于30%,平均49.6%,其余陕西、河南、青海等省份利率也较高,全国平均借贷年利率最低的是浙江(21.0%)。宁夏的借贷成本高,一方面是因为生活贫苦,违约风险高,另一方面是因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有禁息的传统,这让出借人承担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和契约风险,倾向于用高风险溢价来补偿。反过来,在社会观念更开放、商业文化更发达的浙江等省份,对于借贷行为更加认同,借贷成本反而更低。可见,需求越是被压抑,就越是难以被消弭,结果无外乎是“红市”、“黑市”或者“灰市”(比如民间借贷)的选择。
二、现代金融市场的繁荣从何而来
“美国家庭23.6%的流动资产投在银行储蓄账户上,70.8%在股票(包括退休金、基金投资)、5.2%在债券、2.8%在各类保险上。”②品种繁多的金融产品可供民众选择,实现财富的跨时空分配,实现财富升值和规避风险。那么,美国繁荣的金融市场是如何发展起来呢？他们为什么不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更依赖家庭、家族内部金融交易呢？东方文明(中国)很早就实现了统一和中央集权,可以依靠税收举全国之力解决各种危机。但在西方,欧洲的城邦国家为了解决战争开支必须发展借贷。稳定的农业社会对于中华文明的延续和传承或许是大幸,但是却不能给金融的发展预留足够的空间,家庭家族内的金融交易基本能够应付。小城邦则必须以未来的税收流为抵押,面向广大公民举债,而且借债时间尽可能长一些。不过,实现这种公债交易的支撑点何在呢？恐怕是航海贸易的传统和基督教的信仰。对于商业文化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基督教的广泛信仰无形中将金融信用体系扩大到了血缘关系之外。
事实上从古希腊的海洋文明到后来基督教信仰的形成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二者是统一的。真正对西方现代金融市场形成起到推动作用的应该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如马克斯·韦伯所言:“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儒教的家文化不利于资本市场的生成,不能像新教那样焕发出“资本主义精神”。③人文主义者反思基督教原始教义,鼓励人为创造现世幸福而积极进取,认为实现人生价值也是爱上帝的表现形式。正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才有了地理大发现,才有了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现代股份制公司的形成,才有了股票、基金等后来的金融产品。为逃避宗教迫害而乘坐“五月花号”来到新大陆的英国清教徒,可以看作是建立繁荣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先驱。此后,为解决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带来的财务问题,债券市场不得不发展壮大;工业革命的推动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的革新(铁路公司的兴盛)使得美国股权市场相比欧洲更为繁荣;经济大萧条过后,金融市场制度进一步健全……
三、犹太人为何善于以钱生钱
众所周知,犹太人精于金融之道。世人所熟知的“股神”巴菲特、投机大师索罗斯等人皆是犹太裔。原因者何？最早认识到犹太人善于用钱生钱缘于莎士比亚的喜剧名著《威尼斯商人》。其中描述了描绘了一个名叫夏洛克的犹太高利贷放债人,惟利是图、冷酷无情,以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不能履行还款契约为由,要割掉其身上的一磅肉,实则是报复安东尼奥借钱给人不要利息影响其放贷生意,结果聪明的法官宣布按照契约规定夏洛克可以剥取安东尼奥的肉但不能带血,必须分毫不差,因此安东尼奥获救,夏洛克财产被没收。在今天看来,借钱付息乃是天经地义,莎士比亚对于犹太人放贷收息似乎过于严苛了。这里主要涉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分歧。事实上,故事到法庭审判结果出炉后并未结束,犹太放贷者最终改信了基督教。可见,宗教信仰才是背后的原因。
《威尼斯商人》大约作于16世纪末期,有息借贷在还不被基督教商业伦理所允许,而犹太人差不多是当时唯一可以往来于欧亚大陆东西通过收取利息来赚钱的族群。问题是,还贷者虽然化解了燃眉之急但也可能债台高筑,非犹太的生意人因为教义不准许放贷收息只能眼红,所以犹太人确实拉来了不少仇恨。犹太教和基督教本属同源,其信仰基础都是《圣经(旧约)》。经典中《利未记》、《以西结书》等章节都有关于借钱、接粮给兄弟不可向他取利、不可向他多要的规定,《出埃及记》第22章中有一条大致是说:若借钱给贫穷的兄弟,不可如放债似的向他取利。但是在前者看来,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向其他民族收取利息并无过错;在后者看来,但凡是有基督信仰就可以称作兄弟,而人人都可以信仰耶稣,因此放贷收息的做法基本是被禁止的。直至宗教改革发生,逐渐确立新的基督教商业伦理,金融证券的赚钱方式才得以认可。金融证券技术是随着清末洋务运动而传入中国,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很不完善。这当然与金融市场制度没有建立健全直接相关,儒教文化过分强调家庭、家族内的经济和情感交易应该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如果血缘关系以外的经济交易没有文化制度架构的支持,市场信用体系无法建立,那从股市赚钱就永远得提心吊胆。
作者：王耀龙 单位：中国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