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洱海周边的转移
（一）唐代,盘跟陆良、曲靖坝子的爨氏势力日渐衰落。与此相反,洱海周边兴起了六诏政权。此时,唐王朝为镇遏吐蕃,迫切需要在洱海地区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地方势力,与唐形成犄角之势,使吐蕃不敢东犯河湟,南图洱海。于是,在唐朝的支持下,蒙舍诏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统一了洱海地区。为嘉奖统一洱海地区的功勋,唐朝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之后,唐王朝为了加强对爨区的统治,将北部的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和南部的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两大统治据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统治网络,便选定在安宁筑城。安宁城的修筑成为滇东爨氏叛唐的导火线。天宝四至五年(公元745—746年)滇东爨氏因害怕安宁城的修筑损害其既得利益而发动了联合叛乱。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南诏政权在唐王朝的授命下趁机东扩,尽灭滇东诸爨领主,“云南迤东之地,浸浸俱入于南诏矣”。至此,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了第二次转移,即从陆良、曲靖坝区转移到了洱海周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元代。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云南民族地方势力以洱海为中心建立了清平官、“六曹”、“九爽”、赕、节度等较为完备的政治军事统治机构和管理制度。如南诏国时期,南诏王自称“元”,呼诸臣为“昶”,诏之下设清平官六人,又设大军将十二人,与清平官同列,另设外算官二人,统领“六曹”。地方政区则设置了六赕(后增至十赕)、八节度(后改为六节度,二都督),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管理体系,有效地维护和巩固了以洱海地区为核心统治区域的南诏大理政权对整个统治区域的治理。这一时期,云南的疆域包括了今天云南全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及緬甸、泰国和越南的一部分。
（二）经济方面,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云南洱海周边封建领主经济得以确立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云南以洱海为中心的农业、饲养业、手工业、商业贸易的发展。南诏时期,政府曾在点苍山玉局峰顶修筑池陂,“更导山泉共泄流为川,灌田数万顷,民得耕种之利”②。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南诏国国力殷实,盛称“家绕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元初赴滇的李京亦有居住大理、滇中一带“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水明秀,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④的记载。畜牧业方面,洱海周边畜牧业十分兴盛,大理国段正严统治时期,“各方贡金银、罗绮、珍宝、犀象万计,牛马遍点苍”⑤。由于大理国所产大理马十分有名,宋代曾在大渡河一带开设互市进行交易。此外,南诏、大理国时期建立了以洱海地区羊苴咩(大理)城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交通体系。在汉晋南北朝时期云南交通发展的基础上,南诏大理国建立了通往吐蕃的铁桥道,经人西川的清溪关道,经鄯阐府拓东城再由戎州人内地的石门道,以及经黔府入内地的南诏胖舸黔府道,向南的安南道和南海道,向西的天竺(印度)道。七条交通线均以南诏和大理国都城为中心,向东西南北四方展延形成,并在交通沿线兴起了一系列的城镇,有力地促进了以南诏大理国都城为中心泛洱海区域经济贸易的发展。由于商业贸易发展,南诏成立了专门管理贸易的官制“禾爽”,与中原地区、吐蕃、天竺、骠国、中南半岛诸国都有商业交往。由于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在洱海周边已开始使用贝币作为流通货币。文化方面,南诏、大理国时期每年都要派人到成都和长安学习汉文化,王室成员和各级官员“不读非圣之书”。在南诏、大理国统治者的不断推动下,汉文化在以洱海周边为核心的云南境内迅速传播。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曾有“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①的描述。可见,这一时期洱海周边汉文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除了汉文化的发展,这一时期洱海周边最为突出的就是佛教的兴盛。南诏社会晚期,佛教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大理国时期,佛教更加盛行,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整个大理国段氏传位二十二代,其中就有八人避位为僧,可见大理国时期佛法之隆。此外,元初郭松年《大理行记》曾载:“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图,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珠,一岁之间,斋戒过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③总之,南诏、大理国统治时期创造了云南历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化髙峰——南诏大理文化,留下了崇圣寺三塔、南诏德化碑、剑川石钟山石窟、南诏中兴画卷、张胜温画卷、大理段氏与三十七部盟誓碑等一大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对研究云南地方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兵击灭大理国后,参照蒙古军队的组织形式,依大理国行政区划,视各地民族势力的大小在各地设置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任命当地民族的上层担任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从空间上看,元代在滇中及其周围的昆明设鄯阐万户府,在今滇池南岸的云南晋宁县晋城设阳城堡万户府,在今云南晋宁昆阳设巨桥万户府,在今云南嵩明县设嵩明万户府,在今云南武定县设罗婺万户府,在今云南寻甸县设仁地万户府,在今云南石林县设落蒙万户府,在今云南澄江县设罗伽万户府,在洱海及其周围的大理太和一带设置了大理上万户府,在凤仪、祥云一带设置了大理下万户府。从两大区域所设置的万户府的数量来看,滇池周边的数量和密集程度远远超过了洱海周边。这些统治机构的设置充分体现出蒙古统治者要将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再海东移到滇池地区的战略构想。④然而,元代并没有实现云南政治中心从洱海周边向滇池地区的彻底转移,而是处在政治中心转移的过渡和冲突阶段。这种过渡和冲突主要体现在代表中央政府的元梁王和代表地方民族势力的段氏大理总管之间的争斗上。大理国灭亡后,蒙古政权鉴于大理段氏为首的民族势力的力量和影响,为达到“仍资其兵力以制服诸蛮”的目的,便于蒙古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在大理“设立大理都元帅府。录段氏子孙世守之”⑤。同时,为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元朝于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命忽哥赤为云南王,自后分封皇孙子弟为云南王,或封为梁王,驻鄯阐世袭统治。这样,客观上在云南滇池和洱海地区出现了两股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大理总管府设置之初,段氏几任总管都为元朝东征西讨,为元王朝平定云南境内蛮夷叛乱和西南边疆的恢拓立下了汗马功劳。元统治者亦相应赐予段氏云南行省参政、平章政事等高官荣衔。但是,随着大理段氏势力的不断坐大,引发了一系列与元梁王的政治斗争。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段光与梁王因争地成仇,“乃遣张希矫、杨生、张连发兵与梁王战”,结果大败而回,幸存者不过数人。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梁王兵袭大理。段光御之,大胜”。正如《滇考》中所言:“段光继守大理,时,中原板荡,梁王以元室镇鄯阐,段氏守大理,彼此嫌妨,始欲分域自固,遂成仇雠。”⑦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段功继任大理总管后,段氏与梁王的争斗达到了白炽化的程度。元梁王最终于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以“邀(段)功赴东寺演梵”为托词乘机杀死了段功。
（四）终元一代,统治者虽然在滇池周边设置了万户、千户,以及后来的路、府、州、县等统治机构,并任命皇室子弟世袭为梁王坐镇昆明,企图将统治中心东移到滇池周围。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大理段氏虽丧国却势力犹存,元王朝不得不利用其作为大理总管,客观上承认了洱海周边以大理段氏为首的民族势力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造成“梁王国鄯阐,而段氏世守大理,一恃宗亲,一恃故物。两不相下,王府多骄恣。凌虐段氏。渐构成衅”的局面。大理段氏与元梁王的政治斗争表明元王朝企图将政治中心东移滇池的战略尚未实现,元代云南政治中心正处于从再海向滇池周边转移的过渡时期。
二、明代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滇池周边的转移
（一）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军队平定云南时,大理段世曾遣使致书傅友德,请求“仍赐册封,定为进贡”。对此,明军首领傅友德并没有理会,提兵进发大理,生擒段世。攻克大理以后,因段世与段明之父段宝曾有降表,于是朱元璋传谕“赐长子名归仁,授永昌卫镇抚;次子名归义,授雁门镇抚”改大理路为大理府,置卫所,设指挥使司,废除了段氏在当地的行政特权。自此,自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南诏阁罗凤叛唐以来的630年间,大理这个依苍山,面洱海,北恃龙首关,南据龙尾关的顽固堡垒才算是被真正攻破。④明朝平定云南后,在元代云南行省的基础上,设置承宣布政使司,“掌一省之政”;置都指挥使司,掌一省之军事。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设提刑按察使司,“掌一省刑名按劾之事”。“三司”治所均设在昆明。在省之下,明朝设置了府、州、县等行政管理机构和卫、所、哨、堡等军事管理机构。从明代行政、军事管理机构设置的数量及其层次来看,云南布政使司所辖19个府中,在滇池周边的有云南、澄江、曲靖、寻甸、武定等府,在洱海周边的为大理、鹤庆、蒙化、丽江等府;云南都司直隶的20卫,20千户所中,明政府在滇池附近设置的卫所数量达到6卫,4守御千户所。加上云南左卫、右卫、中卫各辖6个千户所,云南前、后卫各辖5个千户所,广南卫辖4个千户所,加起来共计32个千户所。而在大理洱海周边仅设置了大理卫、洱海卫、大罗卫、鹤庆御,所辖共计20个千户所。可见,明代不仅将掌管一省行政、军事和检查的最高统治机构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全部设在昆明,从军事布防及卫所设置情况看,滇池周边也远远超过了洱海地区。明代政治中心从再海周边东移到滇池地区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二）经济方面,由于滇池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便利的交通、靠近内陆腹地的区位优势,使其逐渐成为云南的经济中心。在农业社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往往可以从这一地区的人口、土地和税收等数量反映出来。据万历《云南通志》统计,滇池周边的云南府共有14000户,56240人。洱海周边的大理府22800户,268715人。⑤除了以上民户外,云南府周边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中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广南卫、宜良所、安宁所、易门所、杨林所等卫所在册军数为70159人,卫所军官及舍丁数为3472人;大理府周边大理卫、洱海卫、大罗卫共有军数22768人,卫所军官及舍丁数为1826人。军民人口总数加起来,滇池周边有129871人,洱海周边有293309人,洱海周边人口数远比滇池周边的要高。但从屯田数量上看,滇池周边云南府具有官民田三千八百七十五顷六十二亩九分,洱海周边的大理府有官民田三千一百六十顷十九亩三分。加上军屯数量,滇池周边云南左卫、云南右卫、云南中卫、云南前卫、云南后卫、广南卫、宜良所、安宁所、易门所、杨林所等卫所军屯数量为372424.545亩,洱海周边的大理卫、洱海卫、大罗卫军屯数量为186255.86亩。①可见,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滇池周边的田亩数都超过了洱海周边。另据万历《云南通志》载,云南府所征商税为银四千五百七十九两一钱三分六厘九毫一丝二忽八微,大理府商税为银七百三十二两一钱七分三厘五毫九丝二忽。②云南府征收的商税是大理府的六倍多,证明滇池周边的商业贸易远远超过’再海周边的水平。又据天启《滇志》载,以滇池周边的云南府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因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因此“俗奢豪,惟文齐、王阜、景毅相继防检,遂为善”③。文化方面,由于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往往是一致的,随着滇池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往滇池地区的迁移,明代滇池地区所设的官学、书院数量均超过了洱海地区。据天启《滇志》统计,云南府共设书院7,州儒学4,县儒学7,社学35,射圃4。大理府共设书院13,州儒学4,县儒学3,社学6,射圃4。
（三）从教学机构的数量上看,云南府超过了大理府。另外,从明代科考情况看,云南府及其所辖州县有明一代共产生进士64人,举人725人;大理府及其所辖州县产生进士49人,举人506人。⑤滇池周边的云南府也超过了大理府。因此,天启《滇志》载云南府“子弟多颖秀,科第显盛。民遵礼教、畏法度,士大夫多材能、尚节义,彬彬文献,与中州埒”,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云南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了滇池地区。综上所述,经过元、明两代的调整和经营,尤其是明朝在云南设置军政管理机构的过程中,根据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将云南布政司、按察司、都司治所设在昆明,并部署了诸多的卫所进行密集屯戍。这一统治措施促成了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洱海周边向以昆明为中心的滇池地区的转移,是明代云南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的一次重大历史变革,奠定了昆明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对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格局所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代。
作者：段红云 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