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一场以群众为主体的、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教育主体的功能，确立和贯彻了“需要与自愿”的群众教育原则，有效运用了教育载体，实效实现了教育目标，标志着党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趋于成熟。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999(2016)01－0130－05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一场以群众为主体的、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教育主体的功能，确立和贯彻了“需要与自愿”的群众教育原则，有效运用了教育载体，实效实现了教育目标，标志着党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趋于成熟。
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性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是一场以群众为主体的、典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从边区社会教育组织领导者的角度审视，社会教育明确归属思想政治教育范畴。社会教育是由党和边区政府领导发起，由边区教育厅具体组织实施的教育活动。教育厅专设社会教育科和各市县第三科(教育科)，以及青救会、妇联会、工会、自卫军等社会团体联合开展社会教育工作。从边区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角度审视，社会教育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社会教育在教育厅直接领导下，有效整合各种力量和资源，长期系统开展社会教育工作。自1937年起，教育厅具体规划了社会教育的组织开办形式和方法步骤，不断总结经验，通过各种措施克服社会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师资、教材、场地、经费等困难。与此同时，逐渐明确了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满足了群众的现实需要，激发了群众参加社会教育的热情，保障了社会教育工作的有序持续开展。从边区社会教育的教育内容和目标角度审视，社会教育显然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文字教育、生活教育和政治军事教育。主要目标是消灭文盲，提升民众文化素质;移风易俗，革除各种丑陋习俗;灌输民族意识，树立抗战必胜信心;宣传党的政治奋斗目标和革命理想，宣传和落实党的方针、路线、政策;充分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为确保抗战胜利提供有力的人、财、物力支持;最终让广大民众对党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保证党的奋斗目标得以实现。这些内容明显归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
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地位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充分发挥了教育主体功能，确立和贯彻了“需要与自愿”的群众教育原则，有效运用了教育载体，实效实现了教育目标，标志着党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趋于成熟。
(一)教育组织者统筹规划、领导得力，充分发挥教育主体功能
1．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边区社会教育，建立健全了教育组织领导机构和机制。边区政府下设教育厅，教育厅特别设立社会教育科，由社会教育科具体领导和负责边区社会教育事业，社会教育科职责为“制定社会教育工作方针计划，掌握教学进度，调查统计社教工作情况，领导各直属社教团体工作，办理戏剧、歌咏及民众娱乐事宜”〔1〕，并先后成立冬学委员会、社会教育委员会，直接由边区政府领导。各分区和各县设立第三科，即教育科，区设教育科，乡设教育委员，各级教育机构在教育厅领导下开展社教工作。除上述两条路径开展工作外，教育厅要求和各社会力量如学校、青救会、妇联会、工会、自卫军联合进行社会教育工作，这样的机制设置，充分调动了各种力量参与社会教育工作。2．社会教育组织领导者首先从理论上厘清社会教育，具体指导开展社会教育。1938年4月，社会教育科首任科长吕良在《战时教育》发表《边区的社会教育》，对开展社会教育做了初步探讨。6月，教育厅发行单行本《社会教育概论》，阐释了教育的意义、对象、内容，指出了各种教育组织形式的实施方法。12月，教育厅发行《社会教育工作纲要》，在编著说明中明确指出:“这小册子是给办社会教育工作同志(县第三科)用的，所以侧重在方法上面，使同志们拿到这小册子能够去办社会教育。”〔2〕《纲要》从什么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性、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怎样办社会教育进行宣讲。3．社会教育组织领导者针对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保证教育顺利、稳步和有效推进。从1937年起，教育厅以社会教育为主题先后发布了18篇通令、指示信、通知、决定，内容涉及教育经费解决、宣传工作、干部培训、教育方法、各种问题的解决措施等方方面面。同时，教育厅特别重视社会教育工作正反经验总结，如在《一九四○年社教工作总结》中，该总结“除根据二十县政府报告的材料以外，还有一部分材料是从本厅视察员的报告里的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本厅和各县县长及三科工作的同志谈话里的来的”〔3〕。它以具体的事例为支撑，从成绩、缺点、经验教训和今后的任务四个部分进行全面的概括，总结以油印单行本的方式下发到各级社教工作者手中，有效推动社会教育工作。
(二)确立和贯彻了“需要与自愿”的群众教育原则
“需要与自愿”原则就是教育要符合群众实际情况，满足群众现实需要，让群众自愿参加教育，其实质在于要求教育要做到实事求是。在社会教育的历史进程中，“需要与自愿”原则的确立、贯彻与落实经历了不断调整、逐渐完善的历程，其中，在教育内容上的调整对该原则的体现最具实效、最富特色。在社会教育初期，文字教育、战争教育、政治教育占据教育内容绝对主体地位，而群众急需的生产、生活知识虽也提及，但处于从属地位。这些教育精神被教育组织者具体落实，在教育内容上呈现出浓厚的政治化、军事化色彩，脱离群众需要。以冬学为例，1937年的冬学课程与科目设定见表1。依据此冬学课表可以看出:民众一周七天均要参加冬学，除去晚自习，每天学习6小时，一周42小时，其中涉及军事、文字、政治教育内容至少37小时，占88%之多，而事关群众急需的知识仅有珠算，只有2小时占4%。这样设定教学内容，明显遮蔽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与民众日常生活习惯、思想认识相距甚远，民众怀疑这是变相的练兵和培养“公家人”，对社会教育抵触情绪极大。这是前期社教工作出现各种问题，群众抵制、逃避和对抗社会教育的最为主要的原因。随着社会教育实践活动的推进，教育者不断调整教育内容主次与重点。1942年，在《根据去年经验教育厅发出冬学指示》中规定:“兹根据实际需要，规定冬学课程为:新文字(或汉字)、卫生常识、珠算、时事、唱歌，其中心以文字(或汉字)为主，至少要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二……教卫生常识和珠算各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一。”〔5〕军事、政治教育内容逐渐下降，文字教育内容和生产生活教育内容逐渐走向平行并重的态势。1944年，《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教育必须要尊重教育对象的需要，“既然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基础是家庭和农村，我们的群众教育，无论是对儿童，对成人，对妇女，就应该时时刻刻照顾到家庭和农村，家庭生活和农村生活中实际所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或全部内容”〔6〕。事关群众实际需要的生产生活教育成为了教育内容的重点和主体。教育内容的调整，逐渐贯彻了需要与自愿原则，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在实践中渐渐增多，占据愈来愈主体的地位，也使得社会教育内容契合了群众需要，调动了群众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群众在社会教育中获得了可感可见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此基础上，他们积极学习文化，响应和执行边区各项政策，为抗战提供有力的人、财、物力支持，在心理上对党和边区政府形成强烈的政治认同，逆向完成社会教育的教育内容，实现了教育目标。
(三)全面、充分、巧妙运用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陕甘宁边区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运用的广度和深度趋于完备。其对新秧歌和教材的深度发掘、巧妙运用，最大限度地发挥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对于新秧歌，以下以教材为例进行简要的分析。社会教育的教材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教育厅组织编写的教材。教育厅高度重视教材编写工作，专设编审科负责教材编写和审定。社会教育的教材多运用简练精辟的长短句、韵文等形式，便于群众阅读和记忆，在内容上全方位涵盖社会教育内容，注重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受到群众欢迎。如《冬学课本》中编写了“锄草”“棉花打卡法”“植树”“怎样养牲口”“两种治牲畜病的良药”“研究农谚”“十二月忙”“防旱备荒”等等。这些都是群众科学种田、喂养牲口急需的知识。又如《抗日三字经》，全文沿用了在中国学生教育启蒙中的《三字经》形式，语言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在内容上介绍了中国的概况，抗战的局面和走向，党的抗日主张，号召群众积极执行边区的各项政策，基本覆盖了这一特定时期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的全部内容，表达了社会教育工作者迫切想要向民众传达的革命要义。通过教育者对内容的讲解，群众结合实际，会很好地认知和掌握这些教育内容。以之为载体，通过学习活动的开展，教育内容能够从教育者角度传导到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中。同时，《抗日三字经》在边区民众中流传甚广，已为普通民众熟识。在群体化的网格中，对这些内容若不了解，没有认识，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落后者的标示，就可能被集体场域变相地边缘化，这是个体难以接受的生活现状，无形之中也迫使个体必须进行学习和掌握。这样，通过民众之间的各种信息交流，教育内容不断地被传导和强化，抗日救国、响应和执行边区各种政策逐渐成为边区民众的心理共识和行为范式。从而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承载和传导教育内容的主体功能，促进教育主客体良性互动交相作用的中介功能。二是教员和群众自编教材，具体可以归纳为五种情况:一是根据群众生活实际就地取材;二是运用生活事实作为教材进行社会教育;三是依据学员从事行业特点，编制与其工作生活紧密相关的教材;四是编制曲子作为教材;五是以报纸为教材。如延市杨家湾冬学教员陶端予就根据群众不同情况灵活运用教材。“丈夫来了信，就是婆姨的教材，同时也教她学着写信。看报告条和写报告就是治安组长的教材。收条就是抗灾委员的教材等。”〔7〕教员和群众自编教材既体现了社会教育对教育载体的灵活、巧妙运用，更重要的是，这蕴含和实现了对受教育者的高度尊重，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动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体现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以教材为载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和谐融入教育活动中，在充分实现载体作用的同时，推动了教育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障了教育目标的真正实现。
(四)教育成效显著，实现了教育目标
1．通过社会教育，消灭文盲成效明显，群众文化水平显著提高。一是参加识字的群众规模庞大。综合文献资料推算，抗战期间，除去军队、党政人员、知识分子、在校学生，以及不适宜参加识字的人如傻子、老人，以及重复参加学习者等，边区大约有40万人次参加了识字教育。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教育在边区形成了识字的浓厚氛围，曾经到达边区的美国著名记者冈瑟•斯坦在其著作中描述到:“边区像个巨大的小学校，其中几乎每个人，老老小小都急切地要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教别人。”〔8〕二是摆脱文盲的群众人数众多。基于史料，综合各方面因素，抗战期间边区社会教育总体消灭了10%左右的文盲。在当时文盲遍地的中国，考虑到边区的实际教育条件，这实在是很了不起的，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教育成就。“社会教育成效如此巨大，不仅旧中国不能比拟，就是建国后相当长时间有些经济不发达地区也显逊色，在那里，文盲或半文盲还普遍存在。”〔9〕2．通过社会教育，战争动员成效明显，为取得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陕甘宁边区“广泛的动员主要是通过对广大民众的社会教育实现的”〔10〕。一是边区群众在思想上深刻认识、理解和掌握了抗战的道理。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时就指出“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抗战不胜利，大家都当亡国奴，什么都没有，这个真理，边区人民是早懂了的”〔11〕。二是群众倾其所有为抗战提供人、财、物的全力支持，他们主动参加八路军、自卫军，积极缴纳公粮，1940年粮食歉收，却需要农民缴纳9.7万石公粮，在当时条件下，这自然成为边区群众的重负。但是，边区农民朴素地说到:“九万石公粮不算少，但八路军要吃，不吃饱怎好打仗?就是要更多些，我们也要办到。”〔12〕对此，张国焘回忆说:“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在当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感召之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13〕此外，民众积极运送军队粮草、供给粮食、制作担架、提供军鞋、出工修路、制作军服、送慰劳品。在整个边区，“队伍里、乡村里、城市里、机关里、男女老幼，讲的是抗日话，做的是抗日事，大家都晓得大祸临头，要‘纾难’就顾不得‘毁家’”〔14〕。至此，边区成为抗日的坚实大后方，为取得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通过社会教育，群众政治认同感逐渐增强，党的政权基础得到巩固。“社会教育实现目标的过程，就是对乡村政权实施控制的过程。”〔15〕首先，社会教育为党对乡村政权控制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社会教育中的优秀学员，逐渐成为乡村新生力量的代表，他们通过选举进入到基层政权，成为新的乡村政权领导者，这一新生力量拥护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政策，颠覆了旧有乡村精英对乡村的控制，通过他们，实现了党对基层政权的牢固控制。其次，社会教育为民众传递和塑造了新的价值观和认同感。“社会教育实际上是对根据地乡村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和重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逐渐为民众所接受，变为民众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在思想意识方面和中共保持了高度的一致。”〔16〕最后，社会教育极大激发了群众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社会教育赋予群众参与政治的各种知识，群体化的学习活动改变了群众原有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习惯与认知方式，为政治参与提供了良好条件，从选举就可以窥见群众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热情。一是群众对选举的目的和作用具有明确的实质性的认知，当时边区传唱着这样一首民歌，“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选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耍私情”。二是在选举实践中，群众积极参与，高达80%－90%的选民参加议员选举，就是小脚妇女和老太太都觉得非到会参加选举不可。〔17〕三是选举中，群众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愿，选举的结果群众是满意的。他们积极的对选举对象进行讨论，那些革命不积极，有过贪污、吸食鸦片等不良行径的人受到批判并当然的落选，而当选的都是对抗战工作努力的人。〔18〕四是边区群众用入党这一直接的行动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的政治认同的。据统计，到党的七大召开前，边区拥有42195名党员(部队中的党员除外)，其中，89.45%的党员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工人。〔19〕这些党员中大部分都是边区建立后的新党员，边区农民的大量入党，成为社会教育实现对党的政治认同的有力诠释与印证。4．通过社会教育，移风易俗成效明显，边区面貌焕然一新。边区原有的社会生态是封闭、落后与愚昧的，广大群众大多为文盲，迷信巫神;卫生习惯极差，死亡率极高;二流子横行霸道，群众备受其苦而不敢言;妇女深受压迫，地位低下;各种传统丑陋习俗盛行:吸食鸦片、缠足、贩卖妇女、抢婚、包办婚、招夫养婿、童养媳、转房婚等等。传统的习俗主宰群众的生活，百姓深受其害而无力改变，不自觉地成为愚昧习俗的维护者和害人的帮凶。以社会教育为抓手，全面完成了二流子改造、妇女得到极大解放、破除迷信效果明显、卫生意识和习惯改观，各种成规陋俗得到有效的消解。社会教育使边区呈现出了崭新气象:“原来封闭狭隘、自由散漫的生活被守纪律、讲团结、有组织的生活所取代;吸食鸦片、赌博、游手好闲的恶习被识字、读报等高尚活动所取代;充斥封建迷信的旧戏、西洋景被宣传抗战、文明开化的晚会、戏剧所取代，民众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整个边区社会呈现出相对和谐发展的崭新局面。”〔20〕
三、结语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认为延安整风和1944年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延安时期走向成熟。〔21〕而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对教育方法的综合使用、对群众教育组织形式的创新、对教育环境的开发与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和价值的体现、群众参与社会教育的广度与深度等等都有力证明了党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在抗战时期趋于成熟。事实上，延安整风运动以党员干部为教育对象，《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注重于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社会教育则立足于广大群众，三者共同构建了党对党员干部、军队、群众的立体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共同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达到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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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玉珏 单位：四川理工学院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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