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艺美术史、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近代工业设计问题的阐述
1.工艺美术通史中的近代工业设计问题1983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编写组编写了中国国内第一部《中国工艺美术简史》[2]，截至目前，已有20部类似的著作（教材）公开出版。其中代表性的有：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3]、龙宗鑫的《中国工艺美术史》[4]、卞宗舜、周旭、史玉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5]、杭间的《中国工艺美学史》[6]、王其钧、王谢燕的《中国工艺美术史》[7]等。在这20部著作中，影响力最大的当推田自秉的《中国工艺美术史》。该书基本上是以时间为纲分章分节撰写的，其中的第十二章“近代的工艺美术”论及了中国近代设计的内容：作者对近代工艺美术做整体叙述之后又从太平天国时期、国民党统治下工艺美术的衰弱、解放区的工艺美术等三个视阈分别介绍近代工艺美术史的。限于当时的政治及意识形态环境，在本章的论述中，作者特别突出了解放区工艺美术的贡献而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工艺美术持批判态度的，这一点在标题之中便能清楚地看出。现今，学界对徽章等问题的研究就可以从这个层面证明国民党统治区同样有着相当丰富的近代设计（工艺美术）史内容。田氏的著作对近代工业设计有所论及，如在解放区这节的染织工艺中写到，“为了提高生产，各边区还大搞技术革新，创造了加速轮纺车，发明了改良快机。铁轮织机也制造成功。纺织工人还总结实践经验，编出生产口诀……。崔来志……设计出七十多种花布，还将织毯机改作织花布机，不必换梭，织出的花布称为‘自来格’”[3]342。这样的历史事实涵盖了工业设计的基本特征——产品设计（技术）的创新、生产管理的改进（口诀）、花布的外观创意等，即设计创新、管理创新和艺术创意。而此之后的工艺美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近代设计的介绍依然甚少或者干脆放弃，如卞宗舜、周旭、史玉琢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就没有近代方面的内容，只是在“跋”中用几句话提及了近代的工艺美术。总体而言，工艺美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论述甚少，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过分偏重传统手工业而轻视近代机械生产的工艺与设计；二是史料匮乏，工艺美术史写作的史料得益于考古学、文化学的繁荣而产生的大量文献与著作，如田自秉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商代的工艺美术”篇时就有近10部相关青铜器的论著作为参考，但近代的工艺美术、近代的工业设计只能从近代经济史、工业史或一般性的通史类著作中获得一些零星的资料；三是20世纪末，学界有过一次关于“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等名词使用问题的集中讨论，对这些名词和名词使用的范围在学理的层面做了深入辨析，因为讨论而逐步形成了共识：“工艺美术”是以美化与装饰为目的的手工艺，它的基本含义与现代工业美术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就导致已有的工艺美术史自觉地规避了具有现代工业特征的“工业设计”的内容。2.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对近代工业设计的关照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中亦有近代工业设计史的内容。其代表性论著有夏燕靖的《中国艺术设计史》[8]、赵农的《中国艺术设计史》[9]、傅克辉的《中国设计艺术史》[10]、高丰的《中国设计史》[11]、陈瑞林的《中国设计史》[12]、夏燕靖的《中国设计史》[13]和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14]等。夏燕靖在《中国设计史》“近现代史上的艺术设计”（第10章）中，从伴随着近代手工业和对外贸易而发展起来的纺织印染业的进步与新兴花色品种、服饰设计水平的提高、新兴产业的出现与艺术设计的新发展、建筑艺术的变迁与建筑装饰的兴起等方面讨论了这一时期的设计历史。大体而言，夏氏的论述详实，内容也还丰富，但其设计史的写法基本袭用了“宏大叙事”的方式，涉及微观的设计史实较少，因此篇幅不大。笔者认为，对于近代设计的弱化性叙述表明了作者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不够或是延续了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写法。赵农的《中国艺术设计史》共9章，其中第8章“专制的文化——明清时期的设计”和第9章“艰难的变革——现代时期的设计”中论及了近代的工业设计。前章讲述了城市与建筑、商业与民居、文具与书籍、园林与瓷器、服饰与交通、设计文献等问题，后章介绍了器皿与家具、服饰与纺织、书籍与包装、货币与交通、艺术设计教育等内容。两章之中未曾明确出现“近代”一词。而有关“近代”的内容则包含在第8章后半部和第9章前半部中。笔者认为，这种以推翻清朝廷事件作为划分章节依据的方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在整体上没有突出“近代”这一对中国历史有着重大转折意义和时代特点的历史阶段。陈瑞林的《中国设计史》专列一章“现代转型——20世纪中国设计”，叙述了近代中国设计的内容，主要介绍了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广告海报设计、书籍设计、织绣印染与服装设计、传统工艺设计向现代设计的转型、工业产品设计、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省的设计情况。全书5章，现代转型只占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基本符合整体中国设计史结构的要求。在此类著作中，李立新的《中国设计艺术史论》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和思考空间，全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改写版，思路严谨，史料充足，并且对设计史有着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书中对“工艺史”与“设计史”做了论辩，对设计类名词重新给予定义，认为“设计艺术”和“艺术设计”并无区别，而且结构谨严；对设计史的任务及其研究的意义做了阐述。作者不以传统的“编年”方式叙述设计艺术史，而是将设计艺术史中的现象和问题归纳总结，以更有针对性的方式呈现了中国设计艺术的客观面貌。其中，上篇的第3章“延续更新与近代困境”中的“早期工业化时期一般造物设计的发展”和“近代以来造物艺术的艰辛历程”有较多论述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内容，一改“宏大叙事”的传统方式，采用从微观产品、事件入手，以小见大地道出了近代设计史上的现象、原因和背景。作者对设计史的写法具有开创性，并且借鉴了“大历史”的观念与写作方法，使设计的历史从单纯的陈述的线性的历史上升为关联的网状的历史。上述作者写作的设计史、艺术设计史、设计艺术史等通史类著作，大多袭用了《中国工艺美术史》的写作套数，部分著作则直接将工艺美术史的内容和案例移植于“设计史”中，却忽略了设计史与工艺史的本质区别。学界将研究重点从工艺美术史转向设计史、艺术设计史等，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一种从只关注设计形式而转向注重设计与人的生活方式、社会的生产水平、管理模式相结合的自觉行为。
二、标题为“近代”设计史、艺术设计史等断代史对近代工业设计史的记录
断代史是记述某个朝代或某个历史阶段史实的史书，始创于东汉班固的《汉书》。“二十五史”及《清史稿》中除《史记》外均属此体。与此种大比例的断代史相比，在设计史领域的断代史数量则少得可怜。截至目前，断代类的近代设计史只有三部。陈瑞林的《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是中国第一部专述“近代”的设计史著作[15]，全书7章。前两章介绍1949年前的艺术设计史，后四章则详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设计史。其研究方法是将传统与现代、政治与经济、商业与技术等因素与艺术设计史紧密结合。此书提供了一些值得借鉴的思路与线索。陈晓华的《工艺与设计之间：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现代性历程》[16]，是对近代设计史研究的新尝试。本书以“现代性”为切入点，借鉴“现代性”的相关理论，将研究置于艺术设计与现代性关系的视域之中，探讨了20世纪中国艺术设计的形成和发展的现代性根源。认为从内因上看，艺术设计是艺术与现代技术结合的产物；从外因（即引发其产生的外部环境）上看，艺术设计是社会现代转型的产物，即现代性的结果。薛娟的《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史》将近代中国设计的现代化历程及文化自觉意识分成了四个部分[17]，即“从被动到主动——对‘两化’的两种态度”、“从盲目到理性——对西方设计思想的筛选”、“从量变到质变——不同的演变特征”和“从杂糅到重构——不同的变革途径”。全书通过梳理“西风东渐”背景下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的演变历程，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托典型的设计史实，揭示了中国近现代设计艺术各个历史阶段的演进特征以及在此进程中出现的本质问题。
三、专题性研究中的近代工业设计
专题性研究是针对近代设计中的某一主题展开的探讨与研究，这类主题可以是近代设计中的某个产品领域，可以是为近代设计做出重要贡献的设计师和设计事件，也可以是针对某一地域内发生的设计现象。这类研究比较专门、深入，其所涉及的工业设计史内容一般出现在论著的某个章节。吴明娣的《中国近现代艺术设计专题研究》共有5个专题[18]，即“延安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平面设计艺术研究”、“民国前期（1912-1937）文学期刊的封面设计”、“民国时期徽章的发展状况及艺术特征”、“1949-1976电影海报研究”、“新中国建国17年美术片角色形象设计”等。在“民国时期徽章的发展状况及艺术特征”专题中，作者研究了其搜集到的民国三个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制作的各类徽章，重点关照了字体、布局等设计特征，在宏观历史、人文观念以及军事文化方面下了工夫。周爱民的《庞薰琹艺术与艺术教育研究》[19]，是对庞薰琹的专题性研究。庞薰琹为20世纪中国现代美术运动的先驱者和中国现代设计教育的开路人。本书在研究庞薰琹个人艺术实践和艺术成就的同时，也以其艺术经历为线索，探讨了中国现代美术运动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开启与发展以及中国现代绘画和现代设计在中西融合基础上的创新。郑立君的《场景与图像：20世纪的中国招贴艺术》是具有代表性的关于近代招贴设计研究的专著[20]。作者选取三个时间段展开研究，即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引入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招贴图形进行解读，揭示了不同时期招贴的不同发展与变化。高丰、孙建君的《中国灯具简史》从工艺、美术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灯具进行了分析研究[21]，其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升至设计学的高度，但书中大量的案例则为研究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提供了值得参考的资料。张睿的博士论文《武汉近代工业发展状态及设计研究》对武汉的近代工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22]，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作者选取的设计案例甚少（只有汉阳造步枪、纺织工业的设计系统观、烟标、造船等内容）。有关近现代上海广告设计的研究成果，收录在黄建平、邹其昌的《设计学研究2012》中[23]。本书的上篇为上海设计的专题性研究，如陈瑞林的《月份牌与中国现代设计的兴起》、吴莹的《近代上海商标设计中的视觉元素构成分析》等；中篇为设计史研究，如祝帅的《上海与中国广告研究的滥觞》；下篇为上海设计文化发展报告。全书收文56篇，其中13篇为专题性研究。这13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是公共景观艺术设计研究，剩余的12篇均在所谓的“视觉传达”领域（6篇以“月份牌”为对象），却没有将工业产品类的设计摄入法眼。关于这一问题，许平在《设计史的镜像——关于“上海设计”与设计史写作的现实》一文中有论及，“对于来自不同角度的‘月份牌’和‘宣传画’等是否可以视为‘现代设计’的疑问，这些疑问包括：月份牌、宣传画这些形式在‘新美术’甚至是‘红色艺术’之类的美术研究的主题之下已经被多次探讨，如果没有新的史实突破，仅仅是换称为‘设计史’文献是否具有实质的意义？……这些作品从传统的美术研究领域‘挪’到设计史领域……”[24]许平对这种现象的评述至少包括以下两层含义：（1）月份牌和宣传画等平面广告作品并不能等同于现代设计，现代设计应该包含着更多的外延，如工业产品；（2）月份牌和宣传画等被过度阐释，也就是说这种文献在美术学领域已被反复地研究和探讨了。于设计史而言，对同一主题大量的重复性研究可能存在着“抄袭”的嫌疑。
四、有关近代设计史写作要求所涉及的近代工业设计史问题
对中国近代设计史提出写作要求的有三篇代表性论文。孙洪伟的《中国近代设计史写作现状研究》将目前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分作三类[25]，一是通史类中附属的近代设计史，二是近代的断代设计史，三是近代设计史专题。他认为我国早期近代设计史的写作往往从宏大的历史场景中阐释中国近代设计史的转变，这种研究方法的最大弊端是忽略了历史的微观层面；早期的通史类设计史（工艺美术史）对中国近代设计史的不重视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而引发的主动规避。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而对完全囿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导致20世纪末忽视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观点表示怀疑。从历史学的角度而言，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学界对“民国”的概念已经约定俗成，在此限定下的其它领域的研究成果却颇为丰厚。不知作者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当该文被《设计学研究2012》一书收录时，已全部删除了原作中意识形态导致近代设计史研究落后的话语。雷绍锋的《中国近代设计史论纲》介绍了中国近代设计史的研究现状[26]，分析了中国近代设计史研究的可能性、必要性、价值、意义、研究方法和应该注意的事项，罗列了中国近代设计的各项内容。文中特别强调了在中国近代设计史中必须将机械（机器）设计摆放在第一的研究位置，这一观点在近代设计史研究中是首次提出。笔者认为这符合近代设计史的客观事实，正视了机械产品在整个工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无疑是对目前国内近代设计史研究不客观、不真实的有力提醒。祝帅的《对陈瑞林<中国现代艺术设计史>的几点质疑》，算得上是真正的学术批评[27]。作者对这本国内最早的中国近现代设计史论著的批评相当尖锐，认为陈书没有弄清楚“近代”、“现代”、“当代”的概念而机械焊接，并有以“材料”代“史知”、以“二手材料”代“自家观点”的问题，甚至指出了所谓的“剽窃”之处。客观上言，陈书在这类著作中质量还是不错的，史料充足，社会评价较好。但这也从另一个层面指示我们，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刚刚起步，有太多的工作等着学者去做。
五、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介绍、评析，可以认为，迄今为止学界对近代工业设计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不尽人意之处。1.对研究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从发表的论著数量和质量即可看出学界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的不重视。究其原因，可能是“近代中国”与“落后”、“被动”、“屈辱”等联系在一起，而“工业设计”却代表着现代、先进及主动的创新思潮和方法，其显性的设计物则有着“时尚”、“科技”、“人文”等新时代的特征，所以稍早一些的学者撰写的相关论著自然而然地就将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内容（工艺美术、设计、艺术设计）予以排斥。然而，历史是不能出现断层的，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具有较高现代化程度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进程中，设计以及工业设计是取得了不少成就的。置言之，工业设计的发展是有深刻内涵的，并且提供了较多可供参考的资料，等待着人们认真地挖掘。当今我国的工业设计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是否与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的特殊历程有关？中国现今工业设计的不尽人意是否与近代工业的原始根基不牢关联？中国“被动现代化”的进程在世界工业设计发展史中占有何种地位？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研究获得答案的。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近代工业设计问题的研究。2.研究界域模糊不清，对象不明这里需要界定工业设计史的研究范畴。首先，工业设计史是设计史，而非经济史、工业史。设计有其自身的学科逻辑，虽然工业设计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工业条件，而且所有设计在当时的载体都是有型的工业产品，其与经济史、工业史又是关联的、重叠的和交叉的。所谓的经济史是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努力的历史，所谓的工业史是工业社会发展进程中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历史，而设计史研究的是人机环境之间的协调规划工作，经济、工业状况只是设计史的背景。其次，工业设计史与手工艺史、艺术史也是有着明显差异的。工业设计和手工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工业设计研究的是机械化大生产的模式，标准化、批量化是其典型特征，而手工艺则是工匠的手工（和手工工具），生产的产品是单件的、不可复制的；（2）生产模式上，手工艺的设计、制作、销售是一体的，都由工匠一人独立完成，而工业设计的模式是以分工作为基础的，生产和设计分离，且设计任务往往由多个学科集合起来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的。目前近代工业设计史研究的成果中，将经济史、工业史的研究成果直接套用在设计史中，资料堆砌，并没有在工业设计学科范畴之下有针对性地提出近代工业中的设计现象，将工业现象、经济现象完全等同于设计现象；或将艺术、手工艺等同于设计，忽略决定产品的人文、经济、社会、观念的大背景，缺乏对设计内因、外因的分析和逻辑关系的梳理。学术嫁接、资料堆砌、在缺乏足够史实的情况下滥加联系，是现今工业设计史研究的普遍状况。3.避难就易式的研究在对中国近代利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制造相关产品的设计思潮以及现代性设计方法的不同层面的研究中，某些领域存在着过度阐述的现状（如民国时期的“月份牌”），而对机械、机电等与工业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产品及其设计的论述甚少。目前，对近代工业设计史中的视觉传达问题的过度阐述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史料可以利用数字化（数码照片）手段获取并保存，并能够通过互联网直接传递完整的信息，而机械、机电产品以及当时的日用品难以完整保留，即便是收存于博物馆、纪念馆的少量实物，通过照片方式并不能完整传递其三维造型、结构及工艺等方面的信息，对这类产品的造型、功能、材料和工艺说明等数据积累的工作尚未系统展开，这也是较少人涉足该领域的重要原因。4.写法单一，深入不够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于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论述方式单一，一般都是按时间顺序罗列史料，再根据作者的主观判断给予定性。因此有特色、有观点的成果很少，而能够利用统计方法、图像学分析等科学手段展开研究和写作的学者基本没有。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史并未进入主流的传统的“史论”的研究方法之中，也未受到“史学”领域应有的关注。设计史需要从历史学的研究方式中获得灵感和启迪。
作者：占炜 单位：华侨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