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无哀乐论》一开篇，作为反方的秦客发起的第一个辩难，就是以“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作为声有哀乐论的有力依据，认为“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这是自周公孔子以来的圣主贤王以及大人君子之流的共通想法，他们都把音乐作为国家政治兴盛与衰落的一种投射，这几乎是从古至今从未有人怀疑过的论调，因此被秦客用来作为真理式的重要论据。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乐教化是治理天下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舜命夔击石拊石，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那些先圣作为天下的治理者，利用政治手段使音乐成为教化万民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作为音乐的观听欣赏者，他们从音乐中首先领会到的或者说有意倡扬的，是圣主贤君治理天下的仁德惠泽，是礼乐教化程度不同所导致的各个地区厚薄不同的民风乡俗：“仲尼闻韶，识尧舜之德；季札听弦，知众国之风。”虽然秦客是作为论辩的对立一方出现的，但是这种以政治教化作为观照万物的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却闪现于全文破立双方的各处论辩之中。嵇康虽然喜欢标新立异，他在文中的代言者东野主人近似诡辩地坚持音乐本身没有情感内容的观点，但东野同秦客一样，都是将政治作为思考音乐问题的重要参照物，时时宣称“国史明政教之得失，审国风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讽其止”，“师襄奏操而仲尼睹文王之容，师涓进曲而子野识亡国之音”。在主辩双方的思想意识里，只有与政权兴替、民风教化等政治内容相关的事物才是有其存在价值的事物，抛开政治则几乎无法展开有关音乐理论问题的讨论。这种政治为先的思维范式是儒家文化在魏晋之际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体现，那便是即使迟暮没落风华不再，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易徙，并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集体意识。
一、中和节制的人生态度
与西方文化重视个体的自由发展不同，中国儒家文化更加强调群体的和谐生活，追求节制、中和、雅正的美，同样追求节制、内敛、贞固的人生。在儒家的世界观体系里，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因和谐而共生，“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宇宙间的各种声音因和谐而悦耳，“宫商集比，声音克谐”，只有“克谐”之音才能够达到“至和”的完美境界；生存于其中的人类，亦应该效法天地万物，和谐地共同过着群体生活。如此一来，作为群体中的个体的生存，就要相应地有所为有所不为了：“古人知情不可恣，欲不可极，故因其所用，每为之节，使哀不至伤，乐不至淫。”如果个人不加节制地恣情极欲，势必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他人的生活。一个“知”字，表明这是人们心目中不容怀疑的观念认识。于是从维护和谐群体的共同利益出发，要求个体对自身的情感抒发和欲望追求加以限制，并且将这种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自我节制始终如一地加以保持，“虽遭遇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即使变起仓促，即使乱世流离，也要始终保持固有的平和温润的品格。这就是中国儒生人格塑造的理想，是儒家中庸之道在个人生活中的体现。这种中和节制的人生，需要社会的行为规范加以固持和引导，于是“可奉之礼”与“可导之乐”就被用来从外部约束和内省修养两个方面维系中国士人的生存模式。“于是言语之节，声音之度，揖让之仪，动止之数，进退相须，共为一体。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习之，长而不怠，心安志固，从善日迁，然后临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变，然后化成，此又先王用乐之意也。”这段话描述的就是中国士人的生存范式。试想一位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的君子，外表谦和安宁，仪态端方，不骄不躁；内心明晓进退，持中守节，贞固不移，这样成长起来的从善修身的士人，对邦国家族而言都是栋梁之才。标榜典范若此，则向慕效法者众多，士人的人生观念渐有定式，朝野家邦可以长治久安，温厚朴质的民风滋养亦有所成就。由此可见，绵延千载的礼乐教化不仅成功地促进了君子人格的培育和社会风俗的移易，也促进了平和节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与温雅礼让的君子人格密切相关的，是中国士人温润中和的审美理想。即使他们曾经聆听过典范的韶武雅乐和时尚的郑卫之音，了解了音乐具有或激昂、或低徊、或跳跃、或缠绵，以至于变化无穷的旋律节奏，但仍然坚持地甚至没有前提地认为，“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曲变虽众，亦大同于和”。他们认识到世间的声响为物态所激感呈现出千姿百态的样貌，但其根本体象却在于平和雅正，如同那些节拍舒缓、端庄有度的四言诗一般。虽然在何为“体”、何为“变”的执念上颇有武断之嫌，但这并不妨碍儒者对于中和之美的景仰之情，因为这是最符合中国士人审美习惯和审美期待的艺术状态，可以给他们带来审美体验和道德体验相统一的审美感受。这种“尽善”方能“尽美”的审美理想，不仅体现了古人对于艺术美的观念认识，也包含着他们对于建立在道德完善基础上的完美人生境界和社会境界的向往。
二、推类辨物的研究方法
中国先秦诸子中有名家一脉专事名理之辩，其余诸家则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名家理论的某些思想，譬如儒家讲求端正名分以为教化之途，后来的玄学家也喜欢分辨名实以作清谈之资。与西方哲学家崇尚逻辑思辨不同，中国的哲人喜欢使用类比论证，即所谓“推类辨物”的方法去讨论问题，例如著名的以“薪火”、“刀刃”类比“形神”的论辩。这种推辨方法在思想研究领域的普遍使用也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特征之一。例如在《声无哀乐论》里嵇康说：“玉帛非礼敬之实，歌舞非悲哀之主也。”“酒醴以甘苦为主，而醉者以喜怒为用。”这里嵇康用玉帛与礼敬、歌舞与悲哀、酒醴与喜怒这几组范畴，类比音乐和情感的关系，说明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作用是不同的，藉以阐明声无哀乐的论点。接着，他还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类比，“今以甲贤而心爱，以乙愚而情憎，则爱憎宜属我而贤愚宜属彼也。”“譬犹游观于都肆，则目滥而情放；留察于曲度，则思静而容端。”贤和爱，愚和憎；都肆和放滥，曲度和静端，分别反映的是审美对象的本质特征和由此引起的审美主体的情感活动，这里也是作为类比的例证，来阐明音乐的品质表现与听者的情感投射的关系。类比论证方法的优点在于显豁通俗，易于理解。但是种种譬喻即使再恰当，也有先天的理论上的缺陷，因为譬喻的本体和喻体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事物，譬喻这种方式本身并不能代替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实验。同样是推类辨物，嵇康并不纯粹使用譬喻，有时候也兼用接近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探究事物的道理。“夫食辛之与甚噱，熏目之与哀泣，同用出泪，使易牙尝之，必不言乐泪甜而哀泪苦，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踧笮便出，无主于哀乐，犹簁酒之囊漉，虽笮具不同，而酒味不变也。声俱一体之所出，何独当含哀乐之理也？”从生理学的角度上讲，身体在受到外物刺激和情感刺激的时候，眼泪或汗液将会流淌出体表，但是体液的物理特性是有常性的，不因为刺激它流出的是外物或者情感而有所改变；同样的道理，酒浆在过滤压榨过程中，因为工具、外力以及榨漉方式的不同，产品的清浊浓淡会有所不同，但是却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物理属性；一段乐曲虽然旋律节奏千变万化，但是都出自于同一架乐器，“克谐之音成于金石，至和之声得于管弦”，完美的音乐发声于金石管弦这样的乐器，虽然声音各有不同，但是都是出自没有思想情感的物质形态的乐器，由此推类得出声无哀乐的结果。嵇康声无哀乐论最主要的论据，一为强调声音及其发音器具所具有的物理属性，赞叹其原始素材性的美；一为区别声音的表现形态与听者的情感反应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嵇康在文章中有意识地混淆声音与音乐这两个范畴，忽略音乐创作者和演奏者的情感倾注与音乐作品艺术表现的关系，使其声无哀乐论受到当时以及后世学人的或温情或严厉的批驳，但是嵇康的这两个论据是符合现代自然科学原理和美学思想的。儒家思想浸染溉泽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其中不乏陈旧落魄的观念意识，但是一些优秀积极的成分，譬如担当社会责任的入世态度、温润坚贞的君子品格、直面人生的理性精神、大同至和的社会理想以及格物致知的科学态度等等，这些最值得珍视的儒家文化精神，不仅存在于那些已逝的高文典册里，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传承和创新我们的民族文化，对于增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实现伟大的中国之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白爱平 单位：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