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融合》的研究中，陈新凤教授选用大量近代以来知名作曲家所创作的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音乐作品，通过对比分析的研究方式，比较出创作作品与所选用民族音乐作品原型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如在古今融合之“民歌”篇中，针对运用劳动号子音乐元素创作的近现代音乐作品，著者即选用了1939年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中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为例，对作品“吸取‘船渔号子’的音调素材，运用了‘高音do-re-do，低音sol-la-sol’主导动机贯穿发展的手法与‘领、和①’呼应的演唱形式，生动地描绘了黄河船夫在暴风雨中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②进行了详细分析描述。再如在古今融合之“民族器乐”篇中，著者选例著名作曲家王建中1972年改编的钢琴曲《梅花三弄》，对比剖析了其与我国古代著名同名古琴曲《梅花三弄》的联系和差异。
一、研究对象的时代性
《古今融合》以受众较多的民间音乐和新音乐为主要论域，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体现出该著另一个创新点，即研究对象的时代性。“20世纪以来，随着音乐传播方式的转变，新的媒介、新的演绎形式都为我们深入了解民族器乐增添了更多的途径。无论是绚丽舞台上表演的现代民乐组合‘女子十二乐坊’；笛、箫夫妻组合曾格格、冯晓泉；彭丽媛精彩演绎的人声版《二泉映月》；邰正宵《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中的《彝族舞曲》，还是徐克武侠电影《笑傲江湖》中侠骨柔情的筝乐；SHE中西混搭的流行歌曲《十面埋伏》，无一不是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的。”③从上可以看出，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著者非常注重研究对象的时代性。无论是“女子十二乐坊”还是SHE，都是当今流行乐坛的活跃力量；而这些作品中，无论是《九百九十九朵玫瑰》还是人声版的《二泉映月》，则都是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音乐典范。在《古今融合》中，这些现当代创作的时代经典都成了著者的研究对象。中国民族音乐历经数千年的传承发展，沉淀和积淀下了非常丰厚的音乐资源宝库。在中国近代音乐创作中，很多经典作品之所以成为经典，都与其具有“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时代性创作特点有关。也正因为如此，这些音乐作品才具有深刻的感染力和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如果说中国的民族音乐为“古”，那么近代音乐创作可为“今”，是以，著者的选择也正契合了这一点，而通过学术研究，能让这些溶于中华血脉的“音乐基因”④不断得以学习、传承与发展。
二、研究表述的时尚性
如何扩大学术著作的受众层面进而扩大学术著作的影响力是很多研究者长期思考并为之实践的命题。而事实上，学术研究在大多数外行人看来是一件较为枯燥的事情，这与我们大多数学术成果，如有关著述在表述时的艰深、晦涩甚至故弄玄虚不无关系。或许在有的研究者看来，学术著作如果体现不出“高精尖”，就不够“高端洋气上档次”，是以在选择表述语言的时候，大多都刻意回避了朴实清新简单明了的书写方式。在这个问题上，陈新凤教授同样选择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表述策略，体现在《古今融合》上就是著者采用了颇具时尚性的表述方式。让原本艰深、晦涩、枯燥的学术文字变得平易近人，易于为人所接受。而这，形成了《古今融合》的第二个重要的创新点。我们可以用一段文字来窥探陈新凤教授时尚书写的学术风格，“今日的中国，人人尽知‘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博大精深’。可在现实音乐生活中，‘博大精深’只是空洞的说教。‘雾里看花’哪知其‘精’在何处？‘深’又几许？”⑤这是著者在《古今融合》开篇绪论中的一段“开场白”，轻松活泼的文风，为“板着脸”的学术研究注入了充满活力的清新气息。进一步梳理陈新凤教授近年来有关著述可以发现，“时尚”并不是著者的随机偶然选择，而是其学术文风的一贯体现。如2012年陈新凤教授发表于《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的《从〈忐忑〉的创作看跨文化的音乐融合》⑥一文，作者以近年来乐坛颇具争议的一首音乐作品《忐忑》作为论述对象，从作品的曲式结构、和声、旋律等要素入手，观察作品中体现出的跨文化的音乐思维和创作手法的融合等有趣的音乐现象。无论是选题还是正文的论述，都充满着浓郁的时尚气息。类似表述还可以在陈新凤教授刊发在《音乐周报》的系列文章中找到例证。如刊于《音乐周报》2012年3月21日当期的《观琴不语》，刊于同年4月25日当期的《为何老艺人上台不紧张？》，刊于同年8月15日当期的《为“假唱”作“有罪辩护”》；再如刊于2013年8月14日当期的《唱歌时拒绝献花与人品无关》，刊于同年9月11日当期的《了解文化差异方能做个“合格”观众》，刊于同年11月6日当期的《只有长篇巨著才高端大气上档次？》等等音乐杂文。不难看出，无论是论题选择还是论述的表达方式，著者都在积极探索一种全新的具有时尚性的学术著述表达方式。在著者看来，之所以选择最新鲜的课题进行探索，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逼迫自己随时保持创新的状态。
三、研究内容的实用性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中国文化也应该在世界舞台发挥与其政治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作为人类文明的共有财富，中华民族灿烂而悠久的音乐历史文化，是世界音乐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文化，较之于其他文化形态具有易于传播的特点。“中国民族音乐作为世界音乐大花园中富有特色的一束艳丽之花，一直都在为世界音乐大花园增添异彩。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的潮流中，中国民族音乐更应该为世界音乐的多样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①而要为世界音乐的多样化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学术著作而言，实用性首当其冲。但是，长期以来，传统的学术著作实用性的缺乏一直为人所诟病。借用王耀华先生有关学术生产力观点的表述，如果一部学术著作并没有为学术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可以视为其缺乏学术生产力。根据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所提出的传播过程的“五W”模式，即：谁（Who）、说了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说（To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在向世界传播过程中至少需要解决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先向谁传播；二是传播什么；三是如何传播。有鉴于此，陈新凤教授《中华民族音乐文化国际传播的三个问题》一文在较为系统总结中华民族音乐国际传播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了答案，即：通过交流进入世界音乐平台；通过教育手段培养民族音乐的传播人才；运用创新的现代音乐语言进行民族音乐的演绎和推广②。毫无疑问，作者所倡导的中华民族音乐的传播思想和策略在《古今融合》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弘扬。《古今融合》的研究，仅以谱例选择为例，全书所有谱例著者均制成了五线谱，某种意义上，为该书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基础，可以视为已经具备学术生产力的前提。诚如著者所言，“希望本书能为中国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播、传承和发展略尽绵薄之力”③。该著在此方面的突出特点是摒弃了传统此类著述空洞的理论说教，而是给出了实实在在的有关实践操作的具体指导，不仅具有方法论意义，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为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参考的范式和范例。此外，《古今融合》不仅可以作为中国民族音乐课程教材或者教学参考书，对于作曲专业的同学了解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创作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透过全书，我们可以习得近代以来有关音乐创作中继承与发展中国民族音乐所体现出的“变”与“不变”。这也是该书实用性的重要体现。
四、美中不足
著者身兼民族音乐研究者和教育者两职，深知学术著作的生命力价值体现在于流传而不是被束之高阁。是以《古今融合》在撰写时无论是研究视角的独创性、研究对象的时代性、研究表述的时尚性以及研究内容的实用性选择等等，都是在为作品能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造血。在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看来，“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④。而创新，恰是《古今融合》得以在众多的中国民族音乐著述中脱颖而出的根本所在，这也是中国民族音乐研究学者基于民族音乐文化自信基础上的一种文化自觉行为。但美中不足的是：篇章布局还不够均衡，比如第一章古今融合之“民歌”篇的研究即差不多占据了全书二分之一的篇幅，显得过于丰满，而第二章古今融合之“民间舞蹈音乐”篇的研究则又过于单薄。尽管这中间可能有研究对象及内容取舍方面的客观原因，而且这种遗憾非本著所独有，但是，这也正好说明著者的有关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然瑕不掩瑜，作为一部“期求立足于近现代音乐创作、以全新视角寻求古今音乐的完美融合，从而开启学习、传承、发展民族音乐瑰宝大门”⑤的独具创新特色的学术著作，其探索的价值足以抵消其存在的遗憾。抑或，著者之所以选择留有遗憾，也恰是为了能鞭策自己能在今后的研究中能继续就有关议题进行纵深研究，此处的遗憾，不过是一个新的研究“窗口”而已。
作者：任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