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大部分影视剧的创作来源都是由小说改编，正如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说:“当代文化正在变为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小说改编影视剧的趋势愈演愈烈，好的改编作品如《霸王别姬》、《肖申克的救赎》一类的经典，让电影大放异彩的同时也引发了观众阅读小说的热潮。小说改编影视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小说文本和影视文本相互影响，相互借鉴，既为编剧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阅读体验。
在选材方面，编剧通常是选择自己所擅长的题材进行改编，或者是选择自己有情感共鸣的作品，选材的准确也为改编奠定了基础。选择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把它改编成电影还是电视剧等等，这些问题都解决都需要编剧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英国病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导演安东尼·明格拉通过精巧的手法使电影和原著在叙事结构上保持了一致性，电影也没有拘泥于爱情故事，而是在爱情故事背后透过历史背景表现出了深刻而又复杂的人性。如果单纯的把《红高粱》改编成电视剧，故事情节就显得单一薄弱，所以我们看到的电视剧版的《红高粱》就是在保留了《红高粱》故事主线的同时加入了《红高粱家族》其他小说的元素，主线副线相互交叉配合，故事也更加丰富饱满。
虽然有了现成的故事和目标观众群，但观众对好作品的改编结果期待也很高。既然要“利用”原著积累的读者群，就要把握好改编的度，著名导演谢铁骊说过关于改编的四个度：一要尊重原著的思想内涵；二要尊重原著的时代背景；三要尊重主要人物的塑造；四要尊重原著的艺术风格。就从选角一方面来说，八七版的《红楼梦》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全国甄选演员，并对演员进行了专业训练，演员的传神表演也为这部难以逾越的经典赢得了不少好口碑。反观当下大部分改编影视剧都是把人物标签化，再选用拥有同样或类似标签的演员，这样挑选的演员难免差强人意。对名著一次又一次的改编也说明个别导演充分认识到名著本身所具有的极高的艺术性、创造性以及所积累的庞大的读者群体，这些因素都为改编后作品票房或收视率提供了保障，但有的作品为了吸引眼球加入一些所谓“现代化”的元素，对原著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做过分的阐释，这样的作品即使获得极高的票房和收视率，还是难以得到观众的认可，甚至对小说造成负面影响。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吸引读者的除了故事本身之外，别具一格的叙述风格同样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但可读性不等于可看性，电影虽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相较小说却也有更多的时空、人物视角的限制。近年来，由严歌苓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获得一致好评，严歌苓的小说除了故事情节丰富外，还包含了大量的影像化元素,比如视听化的语言、色彩和特写镜头、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使得严歌苓的小说视听性很强,这些要素恰恰符合影视文本的基本要求,这是严歌苓小说被影视大量改编的重要原因。编剧要想准确表现出原作的风格，就要对故事有深刻全面的了解，“一切景语皆情语”，每一个场景、道具，用好了可以为故事增添色彩，用不好也会使原本精彩的故事大打折扣。在徐静蕾改编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没有过多的台词，一个苹果，一束玫瑰，却比台词表现出的内容更让观众动容，把原作者茨威格擅长的心理描写用影像化语言表现的同样精准深刻。能不能在把故事讲好的同时还能保留原作的特色与风格，这也是检验改编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
如今活跃在电视屏幕上的大部分影视剧都改编自网络小说，这个新兴的文学群体有着被改编成影视剧得天独厚的优越性，网络小说为追求点击量对小说类型进行了细致的划分，作者往往根据某一类型群的需要进行创作。这种类型的划分和电影电视剧的类型化不谋而合，对读者类型群的划分固然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必然形势，但这样的划分却很容易导致作家的创作缺乏创意性并逐渐走向僵化。改变过程中对人物类型化、标签化的处理很常见，整个故事是靠人物来串联和表达它的思想感情，标签化的处理必然会减少塑造人物的难度，但却不能表现出原著的精髓和更深层次的主题。
未来小说和影视之间的联系肯定会更加密切，但是在迅速增长的数字和蓬勃发展的产业背后，也要认识到改编并非捷径，甚至要比编剧付出更多的努力，找准文字和影视二者的共通之处，把握好叙事结构和情节节奏，以视听效果相辅，使小说和影视剧的“联姻”更好地服务于观众。
作者：阎亮 单位：江西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