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教育防腐；民主治腐；运动反腐。探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为提高我党执政能力与防腐拒变能力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对于在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我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反腐倡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阶段，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利益出发，号召联系团结社会各个阶级，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全国力量抵抗外敌侵略。随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国民党内部非共产主义的不良作风不断蔓延，致使共产党内部一些同志开始脱离群众，贪污腐化。针对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内部分同志发生腐化的现象，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指出了要从教育防腐、民主治腐、运动反腐三个方面出发，号召全党要廉洁奉公，科学有效地预防和反对腐败，跳出“历史周期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提出，纠正了党内部分同志腐化落后的思想，进一步增强了党内团结，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与凝聚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在新时期探讨这一思想，有利于更好地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从严治党八项要求”，对于在“四个全面”背景下更好地加强党员思想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概括而言，这一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教育防腐；民主治腐；运动反腐。
一、教育防腐
反腐首先要防腐。在毛泽东看来，廉洁自律是由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决定的。通过各种形式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内同志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党性修养，是增强党员自觉抵制腐败诱惑能力、实现党员严格自律的必要手段。“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毛泽东着重强调了要对党内同志进行世界观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典型人物教育。
（一）世界观教育共产主义同盟
在创建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各级支部必须对党员的思想品质和入党条件负责，帮助党员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毛泽东认为腐败现象产生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这种错误的世界观是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立的。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在党内开展世界观教育，帮助党员改造主观世界，提升其政治觉悟，最终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来观察并处理抗日革命战争中所面临的军事问题与党建问题。只有这样，共产党员才能在思想道德上建构起防腐拒变的长城，秉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和“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共产主义道德觉悟，将国家民族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甘当人民公仆，自觉杜绝挥霍浪费和贪污腐败行为的出现。为此，毛泽东在党内反复强调：“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②他告诫全党要把党员的世界观改造放在首要位置，用先进的世界观武装约束自己，自觉抵制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行为。
（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将巴黎公社的代表描述为“社会公仆”，是为公社内部的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③，并将我党的宗旨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曾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提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④在毛泽东看来，党员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不具有任何政治或生活上的特权，尤其是在全民族联合团结抗日的紧要关头更是如此。“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①这是1938年4月，毛泽东在《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一文中有关“党员干部为了什么”问题的回答。毛泽东认为广大党员只有认清权为民所用，才能真正提升其廉洁奉公、为民服务的意识，密切党群关系，进而增强我党的团结力、战斗力，提升全党抗战必胜的信心，加速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三）典型人物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员干部艰苦朴素、廉洁勤政的示范带头作用。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也指出了政务人员应公正廉洁，为民表率。不仅如此，毛泽东在陕甘宁时期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教育全体党员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在人事制度上秉公办事，不为自家亲戚“走后门”。在1937年毛泽东回复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写道：“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可以看出毛泽东任人唯贤、不徇私舞弊的清廉作风。此外，毛泽东生活朴素，勤俭节约，一日三餐以小米饭为主。他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修渠种地，为全党同志树立起一面勤俭节约、廉洁奉公的镜子。另一方面，毛泽东还善于利用反面教材警示全党成员防腐拒变、清正廉洁。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强调：“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抗日战争期间他亲自处理了“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开枪打死陕北工学女生刘茜案”、“陕甘宁边区肖玉壁一功自居、贪污受贿案”等，震惊了全党，起到了极大的惩戒作用。此外，毛泽东还以史为鉴，将李自成作为反面教材，印发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并在党内传阅，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民主治腐
毛泽东在红军成立之初，提出了要在军队实行“三大民主”，即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军事民主来调动广大士兵的积极性。“民主治腐”是从党治理红军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的重要启示，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内进行反腐倡廉工作的大胆尝试。
（一）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治理党内腐败问题，不仅要靠教育活动实现党员自律，还要凭借民主监督对党员实行外部强制约束。毛泽东所倡导的监督主要来自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两个方面。首先，必须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抗战时期，政权机关中的共产党员较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较少，这不仅不利于充分调动全民族抗战的积极性，还极易产生党内专政，滋生腐败现象。因此，1940年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明确提出，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②，自此，“三三制政权”拉开了民主治腐的新模式。此外，毛泽东还强调共产党人必须自觉接受其他党派人士的监督，这就从策略高度保证了民主政治的实施，大大降低了共产党员专制腐败的可能性，用民主监督的方式建构起抵制党员贪污腐化的机制。其次，要坚持走人民监督之路。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参议会上谈到：“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绝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不应违背人民的意志。”③在毛泽东看来，为了保证党的意志不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做到权为民所用，就必须让党内同胞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大众舆论的约束。《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有向上级政府随时控告有不良行为的公务人员的权利，党员干部也应敢于让老百姓批评指正，并努力改正。这就是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能否跳出周期律的问题中所讲的：“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④
（二）建章立制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了法治与德治相统一才是保证反腐工作取得成效的重要法宝。为实现反腐倡廉工作的法制化与制度化，建章立制必不可少。首先，健全惩治及预防贪污腐化行为的法律机制。在抗日战争时期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党内依旧滋生出了一些腐败行为。为此，毛泽东提出必须有健全的法律体制作为保障，来铲除党内出现的贪污腐化现象。毛泽东领导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明确指出：“禁止任何公务员假公济私之行为”⑤。为了更有效地遏制边区党内同志的贪污腐败行为，1938年，在毛泽东的参与下，边区参议会制定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该条例明确规定了针对贪污腐败党员干部的各种不同等级的刑法措施，使得党员干部的贪污受贿的概率大大降低。其次，建立经济管理制度。为贯彻执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方针，毛泽东在1934年提出了经济政策的原则。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这一原则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对于边区的财政经济“主要实行半统筹统支半自给自足制度”⑥。在1941年6月13日给林伯渠的信中提出了要实行经费统筹和预决算，以抵制党内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此外，毛泽东还主持制定了“六六原则”和“四项具体办法”等货币政策，边区政府还进行了“没收分配”“池塘所有权和使用权分配”的探索，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反腐败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三、运动反腐
除教育防腐、民主治腐以外，毛泽东还主张，要放手发动群众运动，积极开展“运动反腐”，以彻底清除党员中间的贪污腐败分子，巩固党的反腐倡廉的成果。
（一）整风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泽东“运动反腐”的成功范例。抗日战争时期，党和边区政权面临着极其严峻特殊的挑战。毛泽东认为腐败行为产生的源头是腐败的思想。因此，党必须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出发，既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过去的贪污腐化行为，又诚恳热情的帮助已经坠入腐败泥潭的同志改正错误，使他们转到正确地路线上来。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思路就是倡导“三大作风”。在整风运动，毛泽东强调要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认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是我党延续至今的优良传统，还是党的廉政建设行之有效的手段。1942年到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不仅使全党空前团结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对肃清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思想意义重大。这是毛泽东在党内反腐倡廉的重要一笔，为党风清正、政风廉洁做出了艰难的探索。
（二）群众运动
如何发现与揭露腐败分子，毛泽东认为除了要高度重视以外，还要发动群众。毛泽东十分强调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重视“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反腐败斗争。毛泽东认为，虽然自上而下的整风是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在党的领导下，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反腐败斗争，打击贪污腐败分子，才能使反腐倡廉的效果更加鲜明。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坚信自下而上的群众反腐运动对于反腐倡廉的重要作用，从5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开始大力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式的“大民主”，紧接着又大力倡导“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虽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可以有效地打击并纠正有腐败行为或倾向的党员，对反腐倡廉工作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整体而言，这种“自下而上”的反腐败的运动方式是偏离社会主义法制轨的道，当代社会我们不能够再继续提倡这种反腐方式。
四、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当代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是立足于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与提高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两大角度的。这不仅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成败。建立廉洁政府、厉行廉洁政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对全体党员的基本要求，也是党进行思想建设的基本方针。以史为鉴，反观现实，科学借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反腐倡廉理论与实践，对于当今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员的思想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借鉴意义。首先，思想先行，重在防腐。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养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杜绝腐败现象滋生的根本源头。在毛泽东的反腐倡廉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加强全体党员的思想教育，他认为这是防腐倡廉工作的根本前提和基础。正如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所讲的那样:“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②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党员的世界观也难免受到影响，新时期要坚持不懈地对党员开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积极引导全体党员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方针政策上下工夫，帮助党员抵制克服非无产阶级落后思想的侵蚀，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行为准则，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提高自身防腐拒变思想素质。其次，依靠群众，民主治腐。在毛泽东看来，仅靠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克服利己之心、破除贪利之念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走“民主治腐”的道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习近平也针对反腐斗争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认为，在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人民群众作为反腐斗争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反腐斗争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是我们力量的源泉”③。因此，为了有效遏制贪污腐败现象，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斗争的积极性，让其参与到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民主监督中来，确保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知情权，以便发挥他们在反腐斗争中的重要作用。此外，反腐斗争的成效如何，还要由人民群众来评判。只有充分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断总结反腐倡廉实践的经验，才能切实提高反腐倡廉工作的时效性。最后，建章立制，以法反腐。毛泽东在反腐倡廉中制定了各种相关法规和条例，进行事先预防和事后惩治，为惩治贪污腐败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和法律武器。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进程的逐渐加快，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小苍蝇”“打老虎”等一大批贪腐官员纷纷落马，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反腐体系不完备，致使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的相关规定，无法发挥其应用的警示与震慑作用。因此，建立健全与当今社会相适应的防腐、反腐体系是遏制、整治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举措。新时期必须发扬毛泽东“铁腕治腐”的反腐作风，健全我国反腐倡廉的立法工作，完善反腐的工作机制与惩处机制。对贪污腐败的官员实行“零容忍”政策，使每一位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不敢腐败、不想腐败、不能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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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珍珍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