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余年以来，中医以其独特的理论及诊疗思维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健康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自鸦片战争后西医传入中国以来，中医“伪科学”、“废除中医”的言论便不绝于耳，给中医的发展和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生的辨证论治思想、整体观念等中医基本思维经过很长时间的学习也很难确立，成为中医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障碍。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中国哲学知识的匮乏。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中医的教育过程中应该重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熏陶，在日常教学中应该贯穿中西医的比较，以达到正本清源。
1弥补中国古代哲学知识的匮乏突破入门难的瓶颈
要准确理解一门学科的真正内涵，必须具备必要的上源知识。所谓上源知识，指一门学科的学术思想产生、形成的知识源头，是学习、研究、应用该学科前提。中医学的上源知识体系包括古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体系。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下。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药物的性味归经理论、方剂的配伍理论等，无不是建立在哲学体系之下的。离开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指导，中医学就失去了根本和精髓，就只是一堆松散的原始经验[1]。因此，中国哲学正是认知中医的上源知识，是认知中医的法门，也是中医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的。而在目前的中医研究、教学过程中，非但不重视反而排斥哲学，甚至将其视为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古之习医者，多先研习释、道、儒等流派的经典著作，然后再研习医学专著。具备了良好的上源知识基础后，“迁移”更快，入门容易，对中医的理解、掌握更为准确和迅速，大大地提高了成材率，缩短了成长周期。北宋时期的名相赵普有句名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民间亦有“秀才学医，笼里捉鸡”、“秀才习医生,只用一五更”之说，讲的都是这一道理。因此学习中医学,中国哲学是必修的基础课程和桥梁课程[2]。近代著名医家张锡纯曾言：“医者诚能深于哲学，其诊病之际，直如饮上池之水，能洞鉴病源，毫无差谬。”[3]可见，中国哲学不仅是中医学入门之砖，更是晋阶之法。今之教育，从幼儿开始，已难觅古典哲学教育的踪影，中学阶段又多以数理化为重点，到了大学阶段学，分析—还原的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学生对阴阳、五行、经络等概念是异常陌生的，接受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等思维非常困难，整体思维、辩证论治思想很难确立，更遑论牢固。到毕业之时，相当一部分还在中医门槛之外。及至硕博士研究生阶段，不但未及时补上中国哲学知识的空白，反而普遍用西医的手段来研究中医，与传统中医方向渐行渐远。难怪一些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不无感慨地讲道，现在中医院校的硕博士教育实际上是培养了一批“中医的掘墓人”。这些现象的根源就在于缺乏哲学基础知识的熏陶，普遍存在源头知识的欠缺。解决这种“入门难”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中医教育模式，及时补上中国哲学这一课。
2注重古典哲学的熏陶首重道家文化
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包括道、儒、释三家。起源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道家文化。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4]，敏锐地洞察到中华文明以道家为根基的实质。道家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科学、艺术以及医学都产生过极为重要的影响。中医的产生、形成以及发展，植根于以道家文化为根基的土壤之上[5]。比如以道家的道气论、无为论、辩证观、直觉思维、气化理论等哲学思想为基础，《黄帝内经》建立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框架。“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则正是基于道家“天之道，补不足而损有余”的思想而建立的；根据“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中医治疗疾病强调治疗疾病应根据病邪的性质特点、停留部位、病势的发展以及正气驱邪的趋向等因素，顺应其势，从最近的途径以驱邪外出，达到最短时间内治愈疾病，以免扰乱更多脏腑[6]。在治则方面又提出了“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不治已乱而治未乱”的治疗原则。诸如此类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因此，王礼贤指出：道家哲学乃中医之根。中医理论不仅以道家哲学为根基，其代表著作《黄帝内经》本身更可作为一部道家学术之发挥的著作来读[7]。因此，要读懂中医学的基本内涵，具备一定的道学基础知识是必须的。例如，和法是方剂学“八法”中难理解的治法。道学中的“和”有4层含义：一是从事物规律上讲，“中”即为“正道”，为自然必由之路；二是从事物变化上讲，“和”即为度；三是从空间上讲，“中和”含有“生化”之义；四是从时机上讲，强调“不得己”而为之。据此，可将“和法”分为狭义和广义、相对和法三种。狭义和法指的是和解少阳；广义和法则包括表多种治法的组合的“生化”过程；而相对和法则指和法使用的度[8]。因此，在入门之前，粗读一些诸如《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著作是非常必要的。在教学过程中，亦可有意识地将一些道家基本思想贯穿进来。学习的目的不求至精至深，但求得其大旨，目的是帮助理解中医有关问题的基本内涵和来龙去脉。
3站在哲学的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
鸦片战争以前的两千余年，中国的医学体系中，中医独存独盛；而鸦片战争后，中西并存，以中医为主；及至今日，西医渐占上风，在社会医疗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加大。一些学者（主要指西医学者，也包括部分非正统中医学者）常以西医的观点来评判中医的观点、治疗方法以及临床疗效，得出不能准确反映中医本来面貌甚至歪曲中医中药的说法，更有甚者提出“废除中医”的极端论断。如此大环境下，中医的生存、发展空间逐渐受到挤压，传承和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医者的生存与发展，学生的就业问题等，都是不容逃避的现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时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的吕炳奎就曾针对当时中医现状沉痛表示：“现在的中医院，除少数坚持以中医为主的方向外，大部分已经名不副实了，名义上还是中医医院，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西医结合医院，只是在门诊上用点中药，病房已经完全西化或半西化了。”60年后的今天，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更盛。反映到中医学教育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学生入校前对中医缺乏了解，入校后缺乏兴趣和动力，毕业后就业困难。这种恶性循环对未来中医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摆在中医教学工作者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要让他们认清中西医各自的思维特点，各自的长短处所在，并从长远的眼光看待世界医学体系格局的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刘泰逢教授曾撰文指出“中西医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其哲学基础的差异”[9]。因此，应该站在历史和未来的角度，从哲学高度进行中西医的比较，并将其贯彻到日常的课堂教学、课外辅导等不同环节，循序渐进地实施，强调长时间的熏陶，力图扭转认识上的漩涡。
从哲学源头来看，西医源于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属于海洋文明，强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力图通过明确的范畴和思维掌握各个事物间的细微规律；而中医学起源于东方哲学，主要发源于中国，属于大陆性文明，强调无区别，注意寻求普遍真理，寻找事物的总规律[10]。二者在研究对象的层面、研究的方法、方向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西医支持生命的物质层面，认为生命由组织结构和物质元素组成，其规律系实体之间的规律，具有稳定性，需要用分析—还原的方法获得。认知过程中，借助现代化技术和方法，依次从个体水平、脏器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逐步展开。中医则支持生命运行的自然整体层面，认为生命的规律系自然的整体运动关系的规律，具有变易性和包容性，需要依靠体察和领悟，用综合的方法来认识和获得。
西医对人体的研究注重部分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强调定量分析。虽然对人体的结构—功能—物质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由于不关心整体，所以忽略了人体疾病的心理—环境—社会的广泛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医则强调整体观念，认为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精液之间是广泛联系而密不可分的，脱离整体的部分是毫无意义的，人体发病以及疾病的预防和心理—环境—社会等外界环境之间是息息相关的，由于这种联系不能完全量化，故而注重定性分析。其缺点是不能从更细微的层面反映生命的本质。因此，二者各具优缺点。西医无论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取代中医的，中医的存在和发展具有独立性。当西医发展碰到瓶颈时，中医的思维方法可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比如，化学药物虽然结构、代谢、作用靶点等清楚明了，但随着化学成分越分越细，毒性也越来越大，运用中医方剂“和”的思想，运用药物之间“毒力共振”的思想[11]，也许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中医和西医都会遇到发展的瓶颈问题。鉴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系统医学”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整体性和系统性，把人体看做有机整体，深入研究环境信息和基因组信息之间的相互关系，阐明发病机理，建立系统分析和预测疾病的发生和转归[12]。其实质是整合二者的优缺点，从更深的层次实现了中西医的沟通，实现二者的互补，可能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新方向。从以上的分析看来，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的角度，中医的存在和发展，都具备自身的合理性。通过中西医的哲学比较，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纠正“中医衰亡论”的悲观情绪，在一定范围内纠正学生中的“西医依附观”，为中医的薪火相传留下“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