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伪蒙疆政权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改革的背景
伪蒙疆政权的寺院教育改革是在藏传佛教遭遇全面信仰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从清末开始的民族危机，不但迫使清政府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也使部分蒙古人认识到，要振兴民族，就必须改革旧制，发展实业；限制宗教，发展教育。故而这一时期蒙古王公中的少数开明人士，对藏传佛教提出改革主张，呼吁对藏传佛教进行限制或取缔④。而寺院教育改革则是当时宗教改革的重要表现之一。民国以后，随着内蒙古社会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已经农业化的土默特地区，作为漠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蒙旗当中国民教育发展最快的地区。土默特旗署对近代教育的投入较多，所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最多。这些受过近代教育的蒙古族王公和知识分子，对藏传佛教进行批判或指责，认为藏传佛教的盛行直接导致了蒙古地区的贫弱和落后。
1925年(民国十四年)，土默特籍蒙古人乌兰夫、多松年和奎璧等在他们创办的《蒙古农民》第二期上登载了标题为“佛神并不灵”的文章。讲述了一个蒙古人携带430两白银，赶着二十余匹骆驼，前往佛教圣地五台山嗑头拜佛。到五台山嗑头后，“把一切牲畜银两都施了佛爷，回家没有盘费不得不讨吃了”。作者评论说：“如此看来，不给佛爷嗑头我们过的富有金钱牲畜安乐的日子，给佛爷嗑头本来是求佛爷的佛光照应我们，不想马上就让你当乞丐。”作者认为，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本意是希望在佛爷保佑下过上更好的日子，结果反倒成为蒙古人贫困的原因。这种宗教改革思潮的形成是伪蒙疆政权时期藏传佛教改革的思想基础。日本驻蒙军对宗教改革的支持是德王宗教改革的动力。考虑到当时蒙古王公及知识分子阶层对藏传佛教的批评和指责，驻扎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日本驻蒙军，为了从思想上拉拢、麻痹和控制蒙古民族，沿袭了日本关东军在“满洲国”境内推行的对藏传佛教采取保护、控制、利用及逐步改革的政策，以达到利用宗教为殖民统治服务的目的。
1940年，日本操纵下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制定《宗教施策》，对藏传佛教制定的总方针是“将喇嘛教对策的重点，放在养成彻底的对日依存观念，以期人数之限制、素质之改革及组织之结成”，并决定设立喇嘛教训练所，召开第三次喇嘛大会，从高野山聘请日本青年僧"fMN当地指导，成立印务处，提高喇嘛素质，改善教义，编纂蒙古文经典等，对藏传佛教加以改造。而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是伪蒙疆政权寺院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直以来，由于对藏文经典的崇拜，蒙古地区的喇嘛们诵经、学习仍然沿袭以藏文经典为主的方法，致使蒙古语教育严重滞后。由于佛教经典本身的深奥难懂，加之缺乏学习藏文的语言环境以及精通藏文和梵文的喇嘛，致使大多数喇嘛既不懂藏文，也不认识蒙古文。正如土默特延寿寺的留日喇嘛所说“我等喇嘛人庙，每日早晚念经，如同度日一样，喇嘛所念之经，因为完全是藏字，口虽念出而实不知其义所在。”El本侵略军占领归绥前，南京国民政府曾对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进行了一定的改革。1930年(民国十九年)南京蒙古会议上，各方代表对藏传佛教提出了很多加强教育、改革藏传佛教的提案。该会议通过的《蒙古各旗及平热等处喇嘛寺庙管理办法》，经蒙藏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修正后，定名为《蒙古喇嘛寺庙监督条例》，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签署，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正式颁布实施。根据该条例规定“喇嘛寺庙，应按其财产情形，筹办学校，以培养喇嘛生活上必要之知识与技能”。这样，民国政府就将筹办喇嘛学校，对喇62嘛进行近代化教育纳入了法律的规定之中。这一行为，无疑成为伪蒙疆政权寺院教育改革的先声。宗教改革得以l~．N进行，伪蒙疆政权的首脑德王的个人作用也不可忽视。“笃信佛教是蒙古人的传统，少年的德王当然也要读些蒙文的经卷，背诵若干咒语。这样从小就把宗教信仰坚定下来。”_6(由札奇斯钦的回忆录可以看出，德王虽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他也认识到藏传佛教的弊端对蒙古民族造成的不利影响，因而积极主动地领导了这次宗教改革。由此可以看出，伪蒙疆政权的寺院教育改革是在多方因素的共同促进下得以实施的，反映了在近代蒙古社会转型时期发生的这次改革的时代性和必然性。
二、伪蒙疆政权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改革的内容及效果
1937～1945年，在日本驻蒙军的支持下，由德王主导，对管辖内的藏传佛教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对寺院教育改革涉及到了寺院教育模式、学习内容等方面。伪蒙疆政权寺院教育的学习模式主要分为四种：一是出国学习，一般是去13本的佛教寺院；二是设立专门的喇嘛学校，集中接受教育；三是设立佛教研究所，专事佛学研究；四是进人世俗社会的学校，接受普通的国民教育。1938年，伪蒙疆政权从土默特地区遴选了5名l6～19岁的蒙古族喇嘛派往日本留学2年，其中包括延寿寺4名和广福寺1名。1940年，在日本侵略军的资助下，土默特地区各大寺院再次选送部分青年喇嘛前往日本佛教寺院进修学习。_4这些喇嘛前往日本留学，主要是日本侵略军企图在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徒中培养一批亲日派。设立专门的喇嘛学校，集中接受近代化教育和佛学教育是伪蒙疆政权寺院教育改革的主要形式。1940年，在伪蒙疆政权的要求下，土默特特别旗公署颁布了《土默特旗公署管理喇嘛寺庙章程》]‘卷号¨卜。I4m’，以地方法规形式，强制各寺必须筹办补习学校或职业学校，让喇嘛们学习、掌握一定的生产生活技能，并规定必须在章程颁布后的三个月内实施。同年，土默特佛教研究所附设喇嘛学校应运而生。此后又相继开办了一些喇嘛学校，逐步对该地区的喇嘛普及教育。从这一年开始，土默特地区寺院喇嘛开始分批进入各类喇嘛学校学习。1942年，土旗公署为振兴藏传佛教，提高喇嘛文化素质，命令辖区内的青年喇嘛白天进入旗立厚和豪特两级国民学校学习，夜间返回寺内诵经。这次的入学者共有10人，其中，延禧寺3人、无量寺5人、隆寿寺2人，年龄均在10～19岁之]‘卷号。
1943年，巴彦塔拉盟盟长补英达赖奉兴蒙委员会指示，遵照《蒙古佛教诸规程实施状况调查之件》的要求，批准厚和喇嘛印务处(原归化城喇嘛印务处，仍属土默特特别旗管辖)设立喇嘛学校]‘卷号¨-738。第二年，巴彦塔拉盟喇嘛印务处掌印扎萨克三庆纳尔布、土默特特别旗公署总管森额将所办土默特特别旗喇嘛义务学校的开办情况向巴彦塔拉盟公署作了汇报。史载，厚和喇嘛印务处设立的喇嘛义务学校，全称为“巴彦塔拉盟土默特特别旗喇嘛义务学校”，开办时间是1943年9月3日，由三庆纳尔布亲任校长。该喇嘛义务学校分为少年班和壮年班，喇嘛学生总数23人。其中少年班l2名学生，壮年班11名学生。课程依课时设置的多少排序，分为蒙古语、藏文、国语和日语；算数、修身、体育实业和绘画等共1O门课，计36课时。在新增加的实业课中教给喇嘛们生产方面的技能，包括揉皮、纺线等等。1940年，土默特特别旗成立的蒙古佛教研究所还附设有一所喇嘛学校。《蒙古佛教研究所附设喇嘛学校组织要纲》详细规定了附设喇嘛学校的人员编制、任职资格、课程设置、学级和经费的使用等内容。该喇嘛学校的宗旨是依据“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教育方针，发扬佛教真谛，“为东亚新秩序之建设及练成民生向上之必要知识技能；陶治忠诚奉公之德性，并锻炼身心，以养成建全之喇嘛。”该喇嘛学校设校长一人，主事员一人，教员若干人。校长从土默特旗公署所属各召庙中负有声望并精于佛学经典的僧人中选任。主事及教员须由返回厚和豪特(今呼和浩特)的赴日留学喇嘛或佛学造诣较高的人员中聘任。该喇嘛学校直属土默特特别旗公署管辖，并受蒙古佛教研究所的监督和指导。学级编制暂设二个学级，分甲、乙两班，甲班和乙班的每个班，又分为一、二两个年级。每班学生定额为45名，学生修业暂定为两年，如果有必要可延长一年或两年。为了鼓励青年喇嘛入学，喇嘛学校对入学条件未加任何限制，凡土默特旗属召庙内的，以及非本旗境内召庙的青年喇嘛都可以人学。人学的程序也很简单，凡蒙古籍青年，如有志研讨佛学者，可正式申请入学；无论青年喇嘛或少年学生，入学时需要提供正式的保送文件，并填写入学志愿书及保证书；学生在休学期间，所用书籍及文具，均由学校当局按期发给；青年喇嘛在人学期问的住宿及制服等费用，由所在召庙负担。少年学生则需自备。喇嘛学校根据寺院的实际情况，决定开设7门课程，分为三类。语言类有蒙古文、日语两种；佛经类有佛教史略和经典；科学常识类有历史、地理和音乐。此外，实业常识课传授商业、农业、工业、牧畜等方面的一些生产知识。每周上课时数及总课时相同，均为17课时。1940年12月2日，蒙古佛教研究所附设喇嘛学校正式开学上课，招收各寺青年喇嘛学生入学。学生中有无量寺青年喇嘛12名、隆寿寺青年喇嘛3名、延寿寺青年喇嘛9名、延禧寺青年喇嘛4名、宏庆寺喇嘛1名，共29名学生‘卷号“_7I7。该佛教研究所附设喇嘛学校的经费支出包括教职员和夫役的薪金、事务费(日常开销)、学生书籍补给费及研究经费等五项，总额为3120元。1940年度喇嘛学校经费预算为3600元，教职工6人。其中校长1人，年薪480元，教职工3人，年薪每人每年120元，合计360元，夫役1人，年薪180元；事务费900元，学生书籍、文具补给费360元；研究费480元。由喇嘛学校的组织要纲可以看出，土默特旗署对这一学校的重视程度及期望值非常高，不但给予人力上的支持，经费也充裕。在喇嘛学校的经费支出中，基本是教育和研究费用两大块。喇嘛学校的目标是对喇嘛进行国民教育，这是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目标。这个目标又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普及蒙古文教育，让喇嘛拥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包括佛教知识，以此改变喇嘛知识贫乏的愚昧状态；二是进行实业方面的教育培训，以期喇嘛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自己动手，创造一定的收人，改变喇嘛不事生产、饱食终日的弊端。
1940年，土默特特别旗成立的蒙古佛教研究所，主要任务是进行宗教教义的理论研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过去喇嘛们无法深入研究宗教教义，使得这一地区的佛教研究水平普遍较低，为此专门设立了这个由留日喇嘛为骨干的佛教研究所。聘请日本西本愿寺佛僧新野修基为蒙古佛教研究员，指导从日本回来的4名青年喇嘛从事研究工作。经费每年480元。由于史料不足，难以更详细地描述该研究所的状况。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伪蒙疆政权随之瓦解，改革也因此中断。但综合各种史料可以看出，这次寺院教育改革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据史料记载，留学喇嘛归国后，并未全部继续留在寺院里念经，而是由于政府等机关缺乏人才，一部分喇嘛还俗从事了公职。同时可以肯定的是，留日喇嘛们也并未被日本洗脑，而是在接触了世界之后，更深刻地认清了蒙古民族的衰落与藏传佛教的盛行不无关系，反而成为宗教改革的鼓吹者]‘卷号¨卜。”。巴彦塔拉盟公署印发了几份留日喇嘛的“感想文”，令土默特特别旗公署转发到各寺庙和旗立各小学传阅，以启迪民智。
在森盖喇嘛的感想文中，批评了喇嘛以藏文诵经的弊端；指出蒙古民族中喇嘛太多，认为蒙古男子有一半出家当喇嘛，这是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呼吁“改善”藏传佛教，弘扬蒙古民族固有的文化，强调青年喇嘛应为蒙古民族的前途努力。留日喇嘛金巴扎木苏针对藏传佛教管理一盘散沙、喇嘛缺少学习而提出了“第一步，将喇嘛教之僧众统一起来，第二步再将喇嘛僧徒一齐送人学校，使彼僧人皆有新鲜知道，此为最切要之事也”的改革措施。金巴扎木苏也深知统一管理恐“众喇嘛泥于旧习，不能同意”，而建立学校因“经费无着，亦无实现可能”，因此又提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因为寺院众多，可以从中“选一大庙，将庙内巨大之屋，改作学校，随将各召庙内之幼年喇嘛僧徒，召集一起，使之入学，此为改善喇嘛教之初步良图也”。经费问题可以用“由其他召庙之庙产项下挹注之，按量摊款”的办法解决。金巴扎木苏还认为，应该采取果断措施，“使各庙互相联络。且以改善教育起见，以厚和市为一中心地点，建立总管各庙机关，将内蒙古五盟所有喇嘛僧众，连成一系，不论大小召庙，统归此一机关管理，遵守总管的命令。再于每盟以内，设立一小管庙之机关，管理全盟召庙之喇嘛”[]‘卷号¨-736-171)。然后成立学校。学校由初级学校到中等学校，毕业后选送留学国外或进入国内大学；中学以下不通经卷之喇嘛，悉准其娶妻生子；各学生喇嘛，均应共同为地方效力。几名留日喇嘛一致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当务之急的是兴办教育，设立学校，将各召内幼年喇嘛僧徒纳入教育之中。喇嘛们民族主义觉醒，认为蒙古民族的兴盛自己也有责任，表明日本侵略军的奴化教育并未成功。喇嘛学校的普遍设置，语言、文字和佛学知识的学习，近代化课程的开设，世俗化的学习模式，尤其是生产生活技能的提高，宗教研究所的设立及运行，提高了喇嘛的素质和认识，使更多喇嘛开始接触社会科学知识，改变了过去与社会脱节，不懂近代文化知识的封闭状态，加强了与世俗社会的交流和学习，提高了宗教界人士的社会适应能力。
总之，从晚清时期开始呼吁藏传佛教改革，到民国时期，无论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对藏传佛教的负面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伪蒙疆政权的藏传佛教寺院教育改革，虽然时间较短，成效并不显著，但毕竟给千古不变的寺院赋予了时代的气息，改变了过去喇嘛只读藏文经卷，不认识蒙古文、无法阅读蒙古文书籍的状况。在藏传佛教仍然拥有一定影响的地区，以地方法规的形式，控制喇嘛人数。伪蒙疆政权的这一次改革，是自16世纪藏传佛教开始普及至民国时期当地历史上唯一一次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行动。改革的实施，虽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侵略者的烙印，但也折射出藏传佛教在蒙古人心目中的支配地位已发生动摇。由盲目崇信到实施改革，这是蒙古民族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是藏传佛教衰落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者：乌云 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